张闻天还给我们作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报告，这是触及我们青年人灵魂的报告。他不是从待人接物的一般原则出发来讨论、分析，而是将待人接物的问题放到了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怎样有助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来分析、认识。要求在待人接物的问题上，不仅要认识到中国社会不同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间的区别，还要认识到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传统与特点。
他说：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待人接物问题首先是一个个人修养和党性锻炼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要能够打破一切成见、一切公式、一切小圈子、一切私人好恶等的限制，而容纳各种人材、使用各种人材。这种在抗日总原则下的“宽宏大量”、“兼容并包”，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式去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和老调，对于人们的错误和缺点，要诚恳的劝导，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的具体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这样的报告，将加强党性锻炼、个人修养同高尚的理想和实际的工作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同坚决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目标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联接起来，对我们年轻的共产党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5月，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后，张闻天是中央负责同志中第一个提出下乡的。他率领农村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写成了《出发归来记》。文中既写了他的调查体会，又严肃地剖析了自己的学风，表明他完全接受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他思想上、理论上成熟的标志。
1985年7月，我曾在纪念张闻天诞辰八十五周年的立产由道，“据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掀斗彭德怀同志，闻天同志也被游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事情重新提出，调子越来越高，他被监护起来，处境更加不好。自己受到严重的政治压力，又面临着一个涉及全党安危的大问题，而且被反复追逼。在这种情况下，闻天同志仍然像尚昆同志回忆文章中说的，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全部责任，保护了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
时穷节乃现，风雨识知交'。闻天同志的确不愧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楷模。这件事使我深受感动，告诉我身处逆境的时候，应该如何净化自己的灵魂，纯洁自己的党性，忠于事实，忠于历史，告诉我在孤处小小隔离室的时候，也要看到党的事业的广阔天地，体现在闻天同志和许多老同志身上的这种忠贞不屈的崇高精神，支持我走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艰难途程，顶住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压力。”
“从1937年7月第一次听闻天同志的报告，直到1976年7月1日他去世，四十年中，当他学生的时候或当他下级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或分开的时候，顺境的时候或逆境的时候，他都是我的老师。他至今还是我的老师。在任何情况下，闻天同志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的忠贞和深情，尤其是我要铭刻在心，永志不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