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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给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
4月17日，光明日报专门发布了一篇署名文章，核心意思是：抗疫不是制度竞争，合作没有输家。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
作者现在很担心的是，美国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种“脱钩”理论，主张与中国脱离接触，要对在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最优化组合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人为重组，这种人为重组使得世界经济恢复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这样有些国家可能会感觉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后会出现一些全球调整，这可以理解，但要认为重组全球价值链极不理性，这就要求大国领导人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
作者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决。中美之间一定要加强合作，加强理解，共同对抗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通过共同合作来造福世界和人类，包括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
那么，什么是合作？为什么合作说的容易但实际上“落地”却很难？
“合作”语出《国语·晋语三》：“杀之利。逐之，恐构诸侯；以归，则国家多慝；复之，则君臣合作，恐为君忧。不若杀之。”按照字面的理解，指共同创作；共同从事；二人或多人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目的；联合作战或操作。
通俗的说，全球化合作，需要彼此的“联合”。
当今，产生彼此合作的必要条件往往与国际政治的许多中心问题有关，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困境：国家往往通过那些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的首选来寻求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除了体现在区域冲突和军备竞赛上之外，最近几年越来越体现在金融经济的冲突以及民族情绪或民粹主义的影响。
之前典型的历史例子就是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给美国出了难题。如果美国不予反应的话，苏联就可能受到鼓励而尝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另一方面，美国的任何不合作都可能引起某种形式的报复，这种报复又会引起反报复，进而发展成难以终止的双方敌对局面。于是很多关于外交政策以及价值观的争论正是针对这类问题，这是因为它们确实是困难的选择。
《合作的进化》作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是密歇根大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是著名的行为分析与博弈论专家。他在这本书里写道：
合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两个工业国家之间相互设置贸易壁垒便是合作问题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自由贸易能给双方带来好处，因此，如果两个国家消除这些贸易壁垒都能受益。但问题是，无论谁单方面采取行动消除自己一方的贸易壁垒，它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于本国经济的贸易状态下。事实上，不论一个国家如何做，另一个国家保持它的贸易壁垒总是比较有利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利益动机来保持贸易壁垒，尽管由此带来的结果比双方都合作差很多。
所以，在国际社会上，为何常常出现贸易摩擦、冲突以及其他互怼的情形，通常本质上都是合作的问题。而合作的问题，自然就涉及博弈。要么是零和博弈，要么是重复性博弈。这些更是与战略思维联系在一起，影响博弈各方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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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博弈论课》的作者罗伯特.道奇说，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有名的理论，应用广泛。这个理论对经典市场经济的一般假设构成直接挑战。
亚当斯密认为通过纯粹的竞争，市场这个“无形的手”能够引导供求，因此商品和服务能以最低的成本、最有效的方式生产出来。但囚徒困境质疑这个结论。因为囚徒困境现象在各类社会互动中都能找到。在这个看来简单的博弈里，博弈者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不合作，博弈论用“背叛”表示不合作的情况。合作需要信任，这使博弈更复杂。
囚徒困境这一理论于1950年由兰德智库提出，并由塔克（纳什均衡理论提出者纳什的老师）讲了一个故事而著称：
警察逮捕了两个人，把他们都投入监狱，坚信他们是共犯，事实也是如此。两个人分别收押，彼此不能联系。警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两人有罪，然而警察能以较轻的指控将他们定罪，比如非法拥有武器，这能让他们坐一年牢。只有两人互相指正时，才能让较重的罪名成立。警察给每个嫌疑犯提了一个条件，如果他们与警方合作即可获释，如果一名疑犯招供，那么另一名疑犯则获刑三年，如果两名疑犯都拒绝认罪，那么他们都会被判重刑。
按照道奇的说法，博弈双方的收益从低到高的排序如下：
1）你合作，对方背叛——傻瓜收益
2）你与对方都背叛
3）双方都合作——信任收益
4）你背叛，对方合作——卑劣收益
从人与人交往到全球问题，囚徒困境在各个层面屡见不鲜。比如，一些国家会补贴一些产品，让它们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优势，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得不也这么做，或者采取其他手段，否则其产品就会滞销。中美两国在何为“公平贸易”上意见相左。但都希望对方允许自己无限制出口。然而两国都在进口对方产品上设置法律或程序障碍。于是，两国陷入了一个没有效率的平衡，谁都不肯单方面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合作。如果双方被迫做出那个不太情愿（但更有效率）的选择，两国消费者就能买到更廉价的商品，但许多产业可能由此关张。
水哥举个商业的例子：对2008年奥运会资源的争夺战中，伊利和蒙牛这两家奶企当初“打得不可开交”，谁都不能让步，最后闹得“满城风雨”。而同样是2008年奥运会资源合作上，啤酒行业的青岛啤酒、燕京啤酒与百威啤酒，就显示出了合作。当商业上的同行企业打响宣传战与市场战的时候，囚徒困境便是寻常事了，这种竞争有利于消费者。然而，一旦走向极端，就对博弈各方都没好处，不仅他们各自认为“对方背叛”，而且品牌形象也因此受损。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际，由于恐慌、逐利等各种原因，人们争相囤积口罩等医用物质，导致医用场所的医疗物资紧缺，以及口罩和口罩相关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最终导致新的问题。这就是囚徒困境。
道奇说，其实无论是国际外交、商场竞争、夫妻吵架，还是焦虑的人们争相囤积医疗物资，这些情况都存在囚徒困境。如果博弈者能抵住单方利益的诱惑，信任对方与对方合作，就会得到更有利的结果。但现实往往是很难的。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
当然还有如今的世界局势：“反合作”或合作变成了“威逼利诱”，正在给全球带来不可预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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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的进化》作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看来，合作的根基实际上不是信任，而是关系的持久性。
如果囚徒困境是一次性事件，那么合理的战略就是相互背叛，取得低实用回报。如果一方很有可能多次遇到同样的对手，那问题就不同了。每名选手可以考虑一下他的背叛会对下一次碰到的对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囚徒困境的多次出现可能导致某一方考虑合作的主张，但是背叛的诱惑及其较高的回报总是诱使选手寻求更多。
有句俗话叫“一报还一报”。在囚徒困境中，策略之一就是如此。既可以投桃报李，也可以怒目相向。
阿克塞尔罗德的一个关键点是，未来给目前投下了阴影。他写道：
“合作的进化要求，个人有足够大的机会再次见面，所以未来的互动才与他们利益攸关。”知道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见面影响了选手们的目前策略与行动。这是一种“逆推法”思维。他们预期会遭遇一次背叛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预见到未来的相遇，相互背叛可以来回呼应。“因此，如果分析一下直接影响，单一的背叛可能是成功的，或许甚至当把辅助效果考虑在内之后也是如此。但是，当某人自己的孤立背叛变成无休无止的相互指责时，真正的成本可能具有三级效应。”
于是，在各方陷入相互背叛之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危险。然后，“大家”就都去玩这种危险游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
“一旦积怨开始，就没完没了了。” 如今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国与国的互怼以及猜疑，不就是如此吗？！同时，由于有了过去历史上的冷战时期的“怒目相对”，才有了今天在“新冷战”气氛下的各自对抗。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怒怼世卫组织，并且以拒缴会费为手段，甚至声称要另起炉灶，从而引发新的全球合作问题，这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现。
全球化终结了吗？还没糟糕到这个地步。但的确已经是囚徒困境了。这种困境，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疫情作为“外部性”加速了这种局面。如果这种局面发生极端的相变，不仅是全球化意味着终结，而且也意味着世界新的“大对抗”的发生。尽管任何一方可能都知道谋求单一背叛的高回报最终可能会带来恶果，然后尽可能会约束自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但现实同时又伴随着各种的情绪和“噪音”，导致战略思维在决策和行动“落实”上出现“微妙的拐点”。
人们对全球时局动荡的担忧，本质上是对“全球规则”与“契约精神”式微的忧思与失望。随着一个国家对此的“背叛”，就意味着一连串的跟风效仿者，于是新的“阵营”或“朋友圈”就又重新出现了，彼此对抗。这是全球化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记住“一报还一报”这个俗语——按照博弈论上的专业术语讲，这是合作进化的策略。按照水哥此前的文章观点讲，此时此刻的世界领导人们，应以“人道”为核心，而不是以“机器”为核心，至少在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面前，应是如此。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世界，更需要一种“共情政治”。
一句话，为什么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世界合作会那么难？囚徒困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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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韦三水
图片来源：Pixabay.com
文图版权归著作人
严肃阅读，读懂中国Make A China Again
一个可能不讨好人的公号这里只与常识和读知有关
韦三水
资深媒体人、财经作家与品牌策划人
草根诗人、连续创业者
已出版发行多部财经著作
曾先后系统性地提出
现代新国企论、未来国企分化论
所著《大国企》、《谁人不识宁高宁》等书引发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