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知音》裡，在袁世凱眼皮底下待著的蔡鍔將軍，躲到北京的青樓裡韜光養晦，一心想要逃出虎口起義討袁，由此與名妓小鳳仙有了一段傳奇情緣。近日忽有傳言“妓院場景一律不得入戲”，如果是真，那蔡鍔將軍的正能量事蹟也就不用立項送審了，因為離開了妓院這個環境，根本沒法拍。
而小鳳仙據說也非低級娼妓。她識文斷字、會拉二胡、會彈琵琶、會唱京劇、會寫歌詞，主要是在八大胡同裡的陝西巷雲吉班彈唱。“賣藝不賣身”，這倒是很符合中國傳統詩文中妓女的形象。其實在古代的高級青樓裡，倒是這種才藝雙全的藝妓居多。
何況青樓一開始也並不是妓院。曹植《美女篇》有“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的詩句，青樓只是閥閱之家的代稱，與妓女全然無涉。差不多從隋唐開始，青樓才漸漸開始作為妓院的代稱。一部《全唐詩》囊括四萬九千四百零三首，與妓女相關的就有兩千餘首。而自唐朝之後的半部中國文學史，幾乎都離不開青樓。
唐朝以前的民間妓院其實很少，從漢魏到南北朝的門閥大族們通常豢養家妓，從觀舞聽曲到寬衣解帶都在家中進行。隋唐以來門閥大族的勢力消減，通過科舉而非門閥致仕的官員數量與日俱增。在長安，每年來應試的舉子有兩三千人之眾。《開元天寶遺事》記載：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遊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流藪澤。
寫“慈母手中線”的孟郊，四十六歲才中進士，得意之際寫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盡長安花。”這花真的只是植物？你品，你細品。
而唐代青樓跟西方不同，古希臘古羅馬的妓院都是赤裸裸地解決性慾，長安青樓的主要賣點卻不在性交易。才華橫溢的士子來青樓，更多是偎紅倚翠尋求精神上的放鬆和快意，皮膚之慾是要往後排的。詩人可以與藝妓親暱有加，卻未必一定要攜手共赴巫山。說到底，唐人要找風流雋爽的舉止、時尚動人的裝束、善體人意的妙語、穿雲裂帛的歌喉、輕柔曼妙的舞姿——只有去平康坊尋。
而青樓女子之所以以才藝聞名，跟社會風氣的薰陶有關。唐朝的青年士子大多是人中龍鳳，不但才華橫溢、談吐雋雅而且斯文有禮，絕不像精蟲上腦簡單粗暴的暴發戶。而要吸引這樣的優質顧客，青樓女子就必須有相匹配的識見和才藝，否則只能跟低等妓院去競爭。而詩人的詩，也通常都是從青樓女子的口中傳唱到眾人皆知的。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就記載了王昌齡、高適和王之渙暗中聽諸妓唱詩，最終以王之渙“春風不度玉門關”勝出的佳話。
李白向來不羈，平康坊是居長安時的必然打卡地，他寫《對酒》：
蒲萄酒，金叵羅，胡姬十五細馬馱。青黛畫眉紅錦靴，道字不正嬌唱歌。玳瑁筵中懷裡醉，芙蓉帳底奈君何。
十五歲的異國少女，就這樣成了李白的靈感來源。至於元稹和白居易，更是從青年時一開始就是把臂交遊的青樓常客，兩人還有共同迷戀的煙花女子秋娘。多年以後白居易還念念不忘，“聞到秋娘猶且在，至今時復問微之”——至今秋娘還常常問起元稹元微之。
至於杜牧，就更是將一多半的時間都給了青樓，《遣懷》詩寫道: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青樓對於唐朝時的詩人而言，是絕佳的精神放鬆場所。李白們在青樓時所感受到的輕鬆愉快，不會馬上變成傳世之作，而是會在說不清道不明的另一時刻起作用。尤其對杜牧這樣的詩人而言，沒有“楚腰纖細掌中輕”，也就未必有“路人行人慾斷魂”。
宋朝青樓大抵沿襲唐朝制度，但比唐朝時顯得更自由。長安到晚上各坊之間就相互封閉，平康坊與其他坊完全隔絕。但汴梁自宋太祖開始，就下詔開封府三鼓之後不禁夜市，然後又廢除了坊廂制，使得包括青樓在內的商業場所能有更大的經營自由。《東京夢華錄》全書提及青樓的就有十九處，還不包括宮廷教坊、雜戲女樂。
從唐到宋，流行的文學也從詩變成了詞，但傳播的主力依然是青樓樂妓。 “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這是南宋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對北宋詞人柳永的評價。而柳永，就是寫“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柳耆卿，這首《雨霖鈴》至今還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柳永雖然也參加科考，但遲遲不能及第，鬱悶之餘便終日在煙花柳巷流連，寫一首《鶴沖天》：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宋仁宗聽到這首詞就不開心了：既看不起我懸賞的仕途，又來考科舉作甚？於是放榜時就“黜落其名”，說：“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雖然因此到了人生暮年才終於中了進士，但柳永的才華是無可置疑的。天才如蘇軾，也會忍不住問人一句，“我詞何如柳七（柳永）？”
蘇軾門下的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個個酷好聲妓、浪跡青樓。四人在政治上不如意，便將一腔塊壘盡付於紅巾翠袖、舞臺歌榭。黃庭堅的《滿庭芳·妓女》寫道“風流賢太守，能籠翠羽，宜醉金釵”，正是人生自況。
至於蘇軾自己不僅上青樓，甚至還不羈到將妓女帶到佛門中去。他在杭州時“嘗攜妓謁大通禪師”，作詞唱給和尚聽：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但有宋一朝，青樓最大牌的顧客，據說還是一國之君宋徽宗。據張端義《貴耳集》記載，大詞人周邦彥到名妓李師師處作客，正相談甚歡，忽報“官家微服而至”，不及躲避的周邦彥便藏在師師床下。
宋徽宗帶了一顆橙子為禮，說這是“江南初進來”。李師師拉住他，說夜深了，不如別走了吧。徽宗欣然應允，不知全被床下的周邦彥聽了個十足。
聽就聽吧，偏偏周邦彥技癢，把兩人的悄悄話填成了一首《少年遊》：
並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
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傳唱到徽宗耳朵裡，被揭短的徽宗惱羞成怒，要蔡京把周邦彥“押出國門”。過兩天徽宗又去李師師家裡，李師師說周邦彥走時又作詞一首，徽宗聽畢又大喜，把周邦彥召回來做樂正。
即便只是稗官野史，但文字也就是有這種令龍顏為之喜怒的魔力，有才華的皇帝就是愛才華，以致於居然都忘記了吃醋。
從唐宋開始的科舉，到了元朝就暫停了下來。馬背上長大的蒙古人，把一代儒生修齊治平、入世干政的夢想打得稀爛。既然不能當官，青樓自然就成了更常去的處所。而且元朝時文人更沒有了唐宋文人對青樓妓女時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兩方處在更平等的地位上。
元曲大家關漢卿除了《竇娥冤》之外，散曲《一枝花·不伏老》也是其膾炙人口的代表作：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璫璫一粒銅豌豆，恁子弟每誰教你鑽入他鋤不斷、斫不下、解不開、頓不脫、慢騰騰千層錦套頭？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臺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
寫的什麼堪稱一目瞭然。後來人的文學史寫”銅豌豆“是表現關漢卿面對黑暗腐朽勢力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不知道關漢卿在九泉之下會不會臉紅。
幸好元朝不到一百年就下課了，到了明朝，文人們對青樓的流連仍然有增無減。寫“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的狀元楊慎，縱情聲妓以逃讒避禍；才子唐寅唐伯虎，跟祝允明等“浪遊維揚，極聲妓之樂”，他為人所熟知的“世人笑我太瘋癲”之前，還有“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的句子，寧選青樓不選廟堂。
如果此時唐寅式的狂放尚屬一種消極抗拒，那明末的李贄和袁宏道等人，往來青樓就更偏向一種適情任性、無拘無束的生活態度。作為明末公安派的文學領袖，袁宏道“或為酒肉，或為聲妓，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而明末清初時，名士與妓女的相互欣賞更是尋常可見，例如錢謙益與柳如是、冒闢疆與董小宛，就都是流傳後世的佳話而非醜聞。
但由唐而宋再到明清，青樓中的風流才思漸漸褪去，越來越讓位於赤裸裸的金錢和肉體關係。貴族習氣一降再降，新興的商賈勢力一起再起，傳唱詩詞的青樓最終被皮膚濫淫的蠢物佔據。在明代小說《金瓶梅》中，唱曲仍然是妓女的專業本領，但去妓院的再難見杜牧柳永這樣的雅士，而是換成了市井之徒西門慶。到了清末，北京的八大胡同就更是藏汙納垢之地，再沒有唐時平康坊的雅緻之氣。蔡鍔前去，也是情勢所迫而非欣然嚮往。
時代總是在前進的，青樓如今終是被掃入歷史故紙堆中的東西。但青樓與半部中國文學史一直形影不離、與歷史上眾多才子的傳奇人生密不可分，也是不爭的事實。電影《大內密探零零發》裡，阿發的岳父只用一句臺詞就獲得了最佳男主角獎，“我親眼看到他進妓院！”而歷史上的這個“他”，其實包括了李白柳永蘇軾徽宗唐寅蔡鍔一干人。如果妓院從此不能被拍入戲，那這些人其實也不必入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