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发达的商业活动为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优越便利的物质环境。首要标志便是区域性市场的形成及夜市的流行。宋代以前，“坊”“市”分开，“城”、“郭”有别，而两宋时代形成了以政治军事需要为目的四个区域性市场，即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苏杭为中心的东南市场，以成都府、梓州和兴元府为中心的蜀州诸路区域性市场，以永兴军、太原和秦州为支点的西北市场，汴京尤为繁华。据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载：“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集四海之珍奇，皆归于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营业突破了唐代“日中开市、日落关市”的惯例，“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夜生活的繁荣标志着都市经济的热闹程度，一片歌舞升平气象。标志之二，服务性的非生产行业大于生产性行业，如酒店、妓馆林立，通宵达旦。《东京梦华录》“酒楼”条“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民俗》条“以其人烟浩繁，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陈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小酒店则难以计数……燕馆歌楼，举之万数”。
在商业气息的影响下，歌妓的消费价值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东京大酒店特设雅座，让歌妓助兴，以此招揽顾客。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全年有124个节假日，普遍使用妓乐，为日常生活增添了兴趣、兴奋与波澜。因此，从宫廷王室、公卿贵族、士大夫到市民阶层到处歌舞升平，尤其文学知识分子的群体参与，更推动了这种消费的持久和深人，“身体消费”逐渐成为当时消费的一种重要形式，自然也进人到文人的创造视野。宋代市民文化消费氛围对词人创作的影响。与商业繁荣相关的是消费方式的重大转型。宋代商业的迅猛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的社会现实。
许多人不再节俭糊口度日，而是追求现世的享乐和物质消费。“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疏”国、“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美酒”成为当时无法抵御的声色诱惑“身体”逐渐走人人们的消费视线。柳永感叹当时的社会“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柳永《如鱼水》其二）与中晚唐及五代相比，宋代“美女与醇酒”、“音乐加美女”的消费方式已经成为当时文人消费的一种方式。这种新型的消费方式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文学娱乐功能极大发挥，词人在作品中施展抒写浓艳通俗之能事，将市民生活、欲望、情绪、追求和感情真实地表达出来，渲染了一个崇尚感官消费的市民社会。
即使被尊为雅词重要创作者的晏殊父子及张先等写的“小词”也都“令妓歌之”，“诗言志“的士大夫情结被“人生行乐”的小词所“蛊惑”，再也不堪“几重山、几重水”的重负，希望从轻歌曼舞、俗艳小词的市民生活中求得解脱。“其言至俚”的“番语”一时被士大夫们“皆歌之”，诸多宫调“士大夫皆能诵之”。在商业发达的促动下，都市生活的空间范围已经跨越了普通市民与士大夫之间的界限与鸿沟，尤其是沦落市井的才子与佳人相遇相识相知相交，成为刺激宋词繁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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