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固廢產業鏈“事權”及“議價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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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星固廢網訊:垃圾分類後,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廚餘垃圾的處置事權將發生改變;物業管理公司更易獲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廚餘垃圾處置事權變更對固廢產業鏈影響大。(1)可回收垃圾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可以通過資源化創造額外收益,如廢紙、廢塑料每年將會有1000億元/年的市場空間在源頭端重塑。物業管理公司憑藉其固定及人工成本因規模化而攤薄、全天候紅線內管理優勢,在承擔更多垃圾分類管理責任後,有望在與拾荒者、流動商販及環衛公司的競爭中勝出,獲得可再生垃圾的回收事權,享受產業鏈利差。(2)乾溼分離後,廚餘垃圾要形成自身的處置鏈條,當前掣肘較多:政府需要新增投資支出去進行廚餘垃圾處置;垃圾焚燒企業亦需要新增資本開支提升爐膛耐受性,還需面對入爐垃圾減量帶來的變化。我們認為,乾溼分離的推行並不必特別徹底(從北京最新垃圾分類的要求上已有所印證),同時居民垃圾收費制度為緩解財政壓力已箭在弦上(《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2020修訂)》已發佈)。

我國固廢產業鏈議價權將向源頭和渠道轉移;未來物業管理公司可徵收社區垃圾分類管理費,政府收取的生活垃圾處理費將有利於固廢行業收入結構的完善。我們認為,能夠直接接觸到收費權或者政策補貼紅利的環節,具有更好的產業鏈地位,也可以打破盈利擴張的瓶頸(如美國的環衛公司、中國的垃圾焚燒公司);未來,固廢產業鏈的市場擴容、議價權,將更傾向於階段性需求更緊迫的環節。垃圾收費制度建立後,(1)社區垃圾分類管理增加了物業管理公司的工作量,完善收費機制後,根據我們測算可以為物業公司增加收入335.16億元(若以5%費率計算);(2)生活垃圾處理費,無論是由政府以其他公用事業收費名義徵收、還是由物業管理公司代收,其目的都是減輕財政壓力,彌補一定的財政支出缺口,有利於固廢行業收入結構的完善,根據我們測算其規模大約在189.35億(以5元/戶/月徵收)。

投資建議:我們認為,無論是城市管理還是無廢城市,目前已有平臺化發展萌芽,同時在數字經濟的加持下,這個趨勢將越來越快;而城市管理與無廢城市也可通過“垃圾分類、環衛”進行融合,行業空間、格局均會發生重要變化。(1)物業管理公司將充分享受城市管理及垃圾分類帶來的變革;(2)垃圾焚燒企業和再生資源企業需快速切入上游,以無廢城市作為核心理念,進行平臺化拓展;(3)環衛公司需要努力開拓新市場並擴大服務範圍,積極尋求與各方合作。

風險提示:垃圾收費制度政策、標準低於預期;地方政府財力及效率低於預期;行業格局變化,部分環節受到外來進入者衝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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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分類政策改變“事權”:配套需跟進

垃圾分類引發的最起始變化在於:在政策的強制下,居民端將原來混合投放的生活垃圾進行了“乾溼分離”,同時將“可回收垃圾”及“有害垃圾”單獨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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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固廢產業鏈“事權”?即回收事權、運輸事權和處置事權。

事權大多都是政府賦予,比如環衛公司掌握垃圾的運輸事權、垃圾焚燒企業或填埋場掌握垃圾的處置事權。

垃圾分類後,部分垃圾源頭的回收事權、末端的處置事權實際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非常重要的兩個環節是:

(1)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的改變:可回收垃圾最重要的特點在於可以通過資源化創造額外收益,如廢紙、廢塑料及廢金屬可以自行形成收益鏈,而前期這些垃圾的回收是無序的;

(2)廚餘垃圾的處置事權的改變:乾溼分離後,廚餘垃圾要形成自身的處置鏈條,要從原來的混合垃圾分離,導致原來入爐或入場的垃圾減少,同時組分變化對處置設施影響也不可忽略。

1.1物業管理公司更易獲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

我們為什麼重點分析可回收垃圾?一方面,可回收垃圾的源頭及渠道是較雜亂且較難管理的,同時也衍生出很多黑市利益鏈;另一方面,可回收垃圾資源化利用市場空間巨大,如果有一部分利潤迴歸到正規渠道,無疑有利於減輕政府財政壓力,提升參與企業的積極性。

可回收垃圾的流向和回收事權

我國可回收垃圾的傳統回收、再利用方式:首先,拾荒者或居民、相關單位的物業或清掃人員將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銷售給有運輸存儲能力的固定或流動商販;然後,銷售給分揀中心或集散市場,進行分選、打包、除雜等物理加工;最後,規模性回收企業向各地分揀中心和市場進行分購統銷,銷售給用廢生產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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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前,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

居民社區產生的可回收垃圾——居民或拾荒者:1)投入垃圾桶後,拾荒者撿走;2)居民賣給固定或流動商販。

商業樓宇、企業及機關單位的可回收垃圾——物業或清掃人員:1)物業規範化收集、處理;2)樓宇清掃人員自行處理。

長期以來,我國的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行業呈現分散且不規範的特點。

源頭端:拾荒者、流動商販機動靈活,無固定成本、人工成本也較低,雖然無序但給居民也提供一定的便利;渠道端:行業內存在眾多小、散、亂的流動商販和非正規企業,由於個體工商稅務手續無法建立,也不開具正式票據,也可降低成本;同時可通過價格戰,以相對較高價格從上游收購可回收垃圾,從而引發“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在這種產業模式下,可回收垃圾再利用行業出現了“下游集中正規,上游分散混亂”的鮮明特點,源頭以流動拾荒者為主、流動商販為輔:高回收價值的廢塑料、廢紙、廢金屬等大量流入拾荒者手中,形成利益鏈條;學者潘介明估算,北京的拾荒者回收了90% 以上的家庭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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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大家一直在思考,能夠有效推動垃圾分類的驅動力是什麼?1)居民意識的提高,這是一個文明進步的長期過程;2)政策的獎懲措施和社區管理工作,正在有序推進;3)垃圾分類的運輸和處置設施的完善,這是必要的配套工作。

目前來看,政策的獎懲措施已經開展起來,而另一短、中期能見效的措施就是社區管理工作,管理主體就是物業管理公司。2020年4月25日,北京首次高規格召開生活垃圾分類和物業管理推進大會強調:“垃圾分類和物業管理工作,是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的重要抓手,物業管理企業要擔起責任,將垃圾分類納入日常管理”。此外,我們通過本次新冠疫情回看社區管理,物業管理公司功不可沒,非常有效地完成了社區防疫任務;因此,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只要管理做起來,垃圾分類也並不會像想象中的那麼難。

垃圾分類後可回收垃圾回收事權的變化:

居民產生的可回收垃圾——回收事權將逐步轉移給物業管理公司,其優勢:

1)通過社區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規避掉拾荒者和固定、流動商販;

2)居民可較便利地將可回收的垃圾賣給物業公司,甚至運用數字經濟手段;

3)物業管理公司在小區有自己根據地或可做儲存的空間,且可做到全天候管理;

4)環衛公司等外來進入者很難打破壁壘:進入小區,它們的固定成本、人工成本將大幅提升,前期好嘞社區或小黃狗的問題就在於此。

商業樓宇、企業及機關單位的可回收垃圾——也將向物業管理公司集中:加強管理、提升責任即可,流向清掃人員的可回收垃圾也將統一歸給樓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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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物業管理公司將是可回收垃圾再利用體系的一匹黑馬,政策推動社區/物業管理公司承擔更多的垃圾分類責任,同時社區/物業管理公司也有其獨特的優勢,而承擔起垃圾分類責任後,可以更好地獲得可再生垃圾的回收事權;獲得可回收垃圾的回收事權後,便可進一步享受產業鏈利差。我們接下來將進一步分析、測算可回收垃圾的再利用的產業鏈及市場空間。

廢紙及廢日用品塑料市場空間

我們以廢紙及日用品廢塑料為例進行測算:廢紙是我國重要的造紙原料,每年約有超過1億噸的廢紙作為生產原料,如果以2500元/噸終端廢紙價格來計算,7000萬噸廢紙可以納入回收體系,行業每年約有1750億元市場空間。

對於這1750億/年的市場,各環節可享受的毛差空間如下:

1)居民/拾荒者基本是0成本的,以1元/kg價格賣給流動商販(毛差1元/kg);

2)流動商販以1.5-2元/kg賣給集中收運商(毛差0.5-1元/kg);

3)集中收運商以2.5元/kg賣給造紙企業(毛差0.5-1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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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渠道提質:從游擊隊到正規軍——垃圾分類制度影響解析系列四》報告中已經分析了廢紙產業鏈渠道迴歸的方式,基本結論:垃圾分類推出後,廢紙回收量及正規回收率將提升:這部分涉及(1)廢棄廢紙——增量部分,原進入垃圾焚燒、填埋等處置場所的廢紙將回歸再利用;(2)非正規渠道廢紙,即未納入國家統計口徑的已經再利用的廢紙將回歸正規渠道。

在此,我們則重點分析的是源頭回收事權的變化,垃圾分類的管理強化將推動起初由拾荒者收撿或賣給流動商販的廢紙,逐步向社區物業管理公司傾斜。其實,居民社區、商業樓宇、企業及機關單位,當前絕大部分並未通過統一管理進行收集,因此,我們認為,未來物業管理公司將可以掌握可回收垃圾最源頭的回收事權。

物業管理公司可以採用強化管理的方式或通過採購的方式收集,替代“拾荒者”、“搶奪”流動商販的市場份額,而這部分潛在市場空間如果以7000萬噸/年的量和毛差1元/kg來計算,市場空間為700億元。換句話說,如果獲得廢紙源頭回收的事權,即可以享受這部分產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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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假設日用品塑料可達800萬噸,這部分也是居民端產生可以利用的垃圾,如果按照平均0.8萬元/噸的最終銷售價格(PE、PET、PP、PVC、PC等價格一般在5000-10000元/噸,我們近似估算),整體約640億元/年市場空間。

目前,這部分可回收垃圾的回收方式類似於廢紙方式,如果源頭事權在垃圾分類後歸於物業管理公司,那麼理想情況按該環節可以享受40%的利差計算,最終256億市場空間將被重新分配。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渠道提質:從游擊隊到正規軍——垃圾分類制度影響解析系列四》報告中,介紹了德國綠點回收模式,該模式通過政府授權牌照獲得回收事權,具體通過銷售時產品已包含包裝品價格,歸還後可抵扣來實現。

綜上所述,廢紙、廢日用品塑料每年將會有1000億元/年的市場空間在源頭端重塑,得事權者近水樓臺;我們認為,物業管理公司具有成本攤薄和管理的優勢,無疑是垃圾分類領域的一匹黑馬。

1.2廚餘垃圾處置事權變更對固廢產業鏈影響大

垃圾分類的另一核心在於“乾溼分離”:廚餘垃圾可回收利用價值並不高,所以產業鏈各環節參與者並不會因為有利可圖而主動去爭奪回收事權:其分類義務是由居民需要承擔的,分類管理義務是要交給社區或物業,而其運輸、處置義務則是屬於政府,或者政府分包給的環衛和處置公司。

垃圾分類後,最大的變化是原來廚餘垃圾直接混合進入末端處置場,垃圾分類後要單獨處置:小區分類、歸集,環衛公司清運,末端無害化處置。各環節需要匹配相應的設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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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的經驗來看,前端的收運環節已基本建成,同時居民已具備進行垃圾分類的基本素質和能力。上海自2019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來,垃圾分類的效果是顯著的:根據11月15日在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審議的《關於本市推進生活垃圾全程分類管理情況的報告》,至2019年10月底,上海市已基本建成垃圾分類前端收運體系(溼垃圾專用收運車輛1395輛、回收網點13998個、中轉站181座),提前完成2019乃至2020年的各項指標要求;居民的垃圾分類意願積極(1.2萬餘個居住區垃圾分類達標率從2018年底的15%大幅提升至10月底的90%),且垃圾分類的實效顯著(可回收物同比日增4.6倍,有害垃圾分出量同比日增9倍多,溼垃圾分出量同比日增1倍,幹垃圾處置量同比日減33%,),同樣超額完成指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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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溼分離後:幹垃圾入爐量減少影響垃圾焚燒企業利潤,熱值提升爐膛耐受性受影響。我們已經在《垃圾焚燒發電行業的安全邊際——垃圾分類制度影響解析系列三》充分計算了廚餘垃圾分離出來後對垃圾焚燒企業的影響,如下表。客觀來說,這也是一種在垃圾分類政策要求下,廚餘垃圾處置事權的改變,直接導致的結果是垃圾焚燒企業盈利的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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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時也指出,政策當前兩點掣肘:

(1)最核心的問題是溼垃圾末端處置能力的欠缺。根據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的現場調研和測算,上海市未來溼垃圾的高峰分出量將達11300噸/日,且2019年8月已有一天的溼垃圾分出量峰值達到9800噸/日,這不僅遠超上海現有溼垃圾處置產能(5050噸/日),亦超過了上海原先“十三五”規劃中的處置產能(7000噸/日)。在此背景下,上海已制定了最新的溼垃圾處理能力方案並經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主要將通過四種方式實現11630噸/日的溼垃圾處置產能:脫水處理1100噸/日,有機肥再利用500噸/日,就地就近分散處置2000噸/日(就地500噸/日,分散達標處置1500噸/日),集中處置8030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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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46城的廚餘處置產能均有較大缺口,其他城市在推進垃圾分類過程中,不要急於進行乾溼分離,一定要匹配廚餘處置產能,再進行前端分類。假設46城全部鋪開垃圾分類:投資需求方面:429億元;運營需求:143億元/年(46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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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垃圾的處置支出對於政府的壓力還是很大的。目前,廚餘垃圾的處置支出歸於政府,這部分開支是剛性的而且是新增的;如果政府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持,那麼廚餘產能的上馬進度將會低於預期,並影響垃圾分類的進度。

(2)廚餘垃圾如果分離的較為徹底,熱值提升對於垃圾焚燒爐膛耐受性是一種考驗。對於已投運的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由於焚燒爐設計熱值是根據分類前的生活垃圾熱值而設計的,分類後垃圾的熱值比分類前提高約500大卡/kg左右,垃圾熱值高還會使焚燒爐爐膛溫度明顯提高,造成結焦加重。這就需要一方面改變鍋爐配風等燃燒調整方式,另一方面還要與鍋爐生產廠家聯繫,對如何增加鍋爐受熱面進行相應的技術改造。

綜上所述:垃圾分類政策改變廚餘垃圾處置事權,進而導致了:(1)政府需要新增投資支出去建設廚餘垃圾處置設施;(2)垃圾焚燒企業需要新增資本開支提升爐膛耐受性,還需面對入爐垃圾減量帶來的變化。對固廢產業鏈的影響較大,因此我們認為:

第一,生活垃圾的乾溼分離的工作要做,但幹垃圾中的溼垃圾並不用分的特別徹底;(用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的口訣來說,即“乾溼分開,努力方向。積極鼓勵,相得益彰。定時定點,適度適量。溼中無干,理所應當。幹中無溼,兩敗俱傷。”)

第二,居民垃圾收費制度已經箭在弦上,有效減輕地方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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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廢產業鏈的“議價權”,更傾向需求迫切的環節

市場化和排汙成本內部化程度決定固廢行業各個環節議價權。

(1)美國固廢環衛、垃圾焚燒、填埋市場化程度較高;中國固廢行業垃圾焚燒市場化較高、環衛市場化正在推進、填埋場基本非市場化,而且中國固廢行業的市場化實際上是投、融資及項目運作的市場化,但政府支付費用、價格傳導實際並不市場化,定價機制也是公用事業屬性。

(2)美國具有完善的居民垃圾收費制度,即40-50美元/戶·月,也有相對完善的價格支付、傳導機制;而中國當前除垃圾焚燒有一定電價收入,其餘基本均是政府補助,而居民收費制度正在逐步建立。

客觀來講,中國的固廢政策受社會制度因素的影響,政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固廢精細化處置方向的確立,一方面我們正在借鑑國外先進的經驗,逐步地放開固廢市場,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隨著財政壓力加大或要求的不斷提升,排汙成本內部化的工作也在逐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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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標美國固廢行業,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什麼是固廢行業的議價能力?

WM作為美國環衛龍頭,為什麼具有較高的盈利水平?其核心在於(1)公司可以直接向居民收費,直接掌握收費權;(2)通過縱向一體化,通過保證末端垃圾處置產能,提升自身議價能力,其擁有的填埋場也是美國相對最多的(2018年底有249座);但中國的固廢企業並不具備美國環衛公司市場化環境和順價機制;因此,市場常用WM作為中國固廢公司的參照對標企業,在現階段來說考慮的並不是很全面。

CVA作為美國垃圾焚燒龍頭,為什麼盈利水平一直不甚理想?其核心在於(1)被填埋企業切分處置市場,這一點和末端處置市場格局有關,即美國垃圾填埋佔最終處置比例較高;(2)被環衛公司擠壓處置價格,這一點和產業鏈位置有關;(3)受制於美國電價市場化,電費收入上沒有議價權,也沒有所謂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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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美製度存在差異,但是回顧中美固廢公司各自特點,可以總結出以下共同的結論:

(1)能夠直接接觸到收費權或者政策補貼紅利環節,具有更好的產業鏈地位,也可以打破盈利擴張的瓶頸(如:美國的環衛公司、中國的垃圾焚燒公司);

(2)固廢產業鏈的市場擴容、議價權,將更傾向於階段性需求更緊迫的環節。

2.1我國固廢產業鏈議價權將向源頭和渠道轉移

當前,地方政府承擔我國固廢處置支付主體責任。我們對固廢產業鏈不同領域收入情況進行了拆分:(1)環衛服務均為地方政府支付費用,前期是政府環衛系統直接負責,後來推動環衛市場化;(2)垃圾焚燒發電,國家可再生能源基金、地方政府財政、電網支出構成了垃圾焚燒企業的收入組成;(3)填埋基本由政府負責;(4)餐廚輸運和處置環節由政府支付,油脂精煉收益可以通過市場途徑獲得;(5)家電拆解等是補貼和市場化方式並重,但是過度依賴補貼;(6)垃圾分類後,未來廚餘處置支出也是由政府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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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垃圾焚燒國補政策歷程可以看出,行業發展初期政策紅利較多,發展成熟後,該環節的參與者和政府的議價能力在減弱。2011年《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徵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財綜[2011]115號)發佈,可再生能源基金正式成立;隨後垃圾焚燒發電產能快速釋放,補貼基金髮揮了重要作用;到2019年的兩會,由於可再生能源項目待補金額較大、拖欠情況較嚴重,可再生能源基金吃緊,國補退坡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直到2020年1月20日,財政部、發改委、能源局聯合發佈《關於促進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和《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管理辦法》,基本明確了增量項目和存量項目補貼的方法。我們認為:

(1)財政補貼基本以量入為原則,需要考慮財政承受力,且不可能一直都存在;

(2)在行業發展初期,補貼量的及時性能保證;但行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後,補貼退坡是必然。

我們進一步分析垃圾焚燒行業發展階段:在2010年行業發展初期,國家對垃圾焚燒的產能需求十分旺盛,所以採取了補貼、減稅等措施推動行業發展,截至2019年底,已運營項目規模達到了50萬噸/日,我們預計到2020年底將達到63萬噸/日的水平,基本可以滿足大部分城市垃圾無害化、減量化處置需求。放眼“十四五”,一方面垃圾焚燒的產能建設需求已不那麼急迫;另一方面,國家也正在推行源頭的精細化處置。此外,考慮到中央補貼、電網補貼都集中在垃圾焚燒環節,2020年國家為了保障垃圾焚燒行業平穩健康發展,提出了“保增量、穩存量”的國補政策,但是我們認為未來國家的資金支持並不會進一步加碼傾向於垃圾焚燒環節;換句話說,保證垃圾焚燒穩定經營即可,通過和政府的議價獲取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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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類和固廢精細化處置實際上是一種逆熵過程,付出的成本實際在增加。我們從廚餘單獨分出來的新增資本開支及運營費用情況就能證明;但分類成功後,收穫的卻是社會效益如居民素質的提升、社會治理的改善以及使城市更清潔、安全等,這種收益的外部性也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因此,在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均有一定壓力的情況下,如果要做好垃圾分類和固廢精細化處置,垃圾收費制度的建立就是一種必然。另外,在當前固廢產業鏈政府投入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1)深入挖掘其他各環節市場化利潤十分關鍵:如廢紙、廢塑料的回收、其他城市服務;

(2)重點關注未來國家重點支持的細分:

1)環衛保潔和城市管理:其實,環衛市場化實際已經到了成熟期,但新冠疫情卻是行業發展的一針強心劑,服務內容擴容、城鄉一體化、城市管理都在加強;

2)垃圾分類及循環經濟:居民垃圾分類是重要的歷史任務,同時可推動靜脈產業的提質及循環經濟體系的建立,所以國家會重點支持,如新的財政補貼及減稅支持。當垃圾收費制度建立後,保證其他環節正常運營的情況下,國家也會將更多資源投入在源頭端和渠道端。

2.2誰才是居民生活垃圾收費制度真正的受益者

國際方面,縱觀美國、德國、日本,生活垃圾收費制度較為完善,基本原則都是“pay as you throw”,即垃圾計量收費制度。這個制度的核心理念是“誰汙染、誰負擔”,即要求垃圾產生者根據垃圾的產生量(重量或體積)為單位進行付費。向居民徵收垃圾處理服務費,在緩解財政支出壓力,支持環衛事業發展的同時,其根本性目的在於推動居民自覺從源頭端減少垃圾排放,減輕環衛處理壓力,提升垃圾資源化利用水平。

以美國為例,固廢行業整體的費用流通鏈條是:

居民繳納垃圾處理費——環衛公司/政府收到費用並支付一定金額給末端處置機構——填埋場/焚燒廠收費;整個鏈條的核心在於垃圾處理收費制度的健全,從源頭確保了資金的穩定流入,排汙成本內部化程度較高,支持固廢產業鏈的市場化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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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前的居民垃圾收費制度:部分城市試點,未形成標準,定額收費為主,逐步向計量收費過渡。

我國生活垃圾收費起步於2002年;目前,垃圾處置收費沒有全國統一標準,一般由各地政府制定本行政區內的標準。從計徵方式來看,我國大多數城市採用的收費制度以定額收費為主,分類計價、計量收費制度正處於探索階段。

定額收費:根據居住面積、居民人口數或戶數為標準,直接向用戶收取固定金額的垃圾處理費,模式簡單易行,徵收管理成本低,效率高,但缺陷是沒有將居民的生活垃圾排放量與繳費金額顯著地關聯,也沒有實現對資源廢棄物和不可回收廢棄物的差別化對待,未體現公平性和產汙者責任原則,難以調動居民從源頭減少垃圾產量和執行垃圾分類的積極性。

從垃圾收費徵收主體而言,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

(1)附屬於水、電、燃氣等公用事業收費,由政府公用事業部門代收:按照居民消耗的水、電、燃氣的量,採用一定的折算係數來徵收生活垃圾處理費。

(2)通過居民委員會或物業公司直接向業主收取垃圾費用,具體而言可以細分為:

1)納入物業管理費的垃圾處理費:即物業公司清掃維護小區內部區域的環境衛生所收取的費用,負責小區區域內垃圾的收集清運;

2)由物業公司/居委會代收的生活垃圾處理費:即城市生活垃圾清掃、收集、運輸、無害化處理多個環節發生的費用,為提高效率,往往由環衛公司與物業公司簽訂委託收取服務合同,由物業公司向居民代收,並定期繳納至生活垃圾處理費專用賬戶(未實行物業管理的區域,環衛作業單位的清運費、處置費由社區居委會按規定的標準向小區居民代收);

3)由環衛部門不經過物業公司,直接上門向用戶徵收垃圾處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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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廣義的向居民收取的垃圾處理費實際包含兩個部分:

(1)與物業相關的垃圾清掃、保潔費:這部分費用很多小區已經收取了,這部分費用實際上的目的是,物業承擔的小區內部的保潔和散落垃圾的清潔工作;但是我們可預計到的是,物業公司未來擔起源頭垃圾分類管理責任後,工作量會大幅增加,進一步完善收費機制是十分必要的,這部分的市場實際上會進一步打開,也是合理的。

對固廢產業鏈“事權”及“議價權”的思考

(2)附屬於水、電、燃氣等公用事業收費或由物業、社區代收的垃圾處理費。這部分費用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減輕財政壓力,完善公用事業設施。

《固廢法》已經明確要落實徵收垃圾處理費,我們認為,初始收費率不易太高,彌補短期的財政缺口即可,隨著固廢產業的不斷升級再進行調整:目前試點城市每戶每月繳費標準在3-10元,以最高收費標準10元/戶/月,每年一戶承擔120元;雖然遠低於發達國家居民負擔的費用,但是如果全面徵收後,這個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可以彌補垃圾焚燒國補缺口以及垃圾分類後一些新增環節的費用。

綜上所述:

(1)社區垃圾分類管理增加了物業管理公司的工作量,完善收費機制後,可以為物業公司增加收入及利潤;

(2)生活垃圾處置費,無論是由政府以其他公用事業收費名義徵收、還是由物業管理公司代收,其目的都是減輕財政壓力,有利於彌補一定的財政支出缺口;有利於改善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現金流。

3投資建議:平臺化萌芽—疫情後的城市管理與無廢城市

我們在下圖14列舉“城市管理與無廢城市融合的機會與壁壘”示意圖。我們認為,無論是城市管理還是無廢城市,目前已有平臺化發展萌芽,同時在數字經濟的加持下,這個趨勢將越來越快。而城市管理與無廢城市也可通過“垃圾分類、環衛”進行融合,行業空間、格局均會發生重要變化。

(1)物業管理公司將充分享受城市管理及垃圾分類帶來的變革。憑藉其獨特的社區紅線內優勢:即固定和人工成本因規模化充分被攤薄、距離收費端最近且可以調價;在垃圾分類大潮中,將充分體現自身價值,同時控制可回收垃圾源頭事權,享受可回收垃圾再利用產業鏈的利潤,最終增厚業績。另一方面,疫情之後物業公司也將充分發揮平臺優勢,進入城市管理領域,獲取固廢處置行業精細化管理和垃圾處理收費制度健全後帶來的行業紅利。

對固廢產業鏈“事權”及“議價權”的思考

(2)垃圾焚燒企業和再生資源企業需快速切入上游,以無廢城市作為核心理念,進行平臺化拓展:我們在前文已經深入分析了固廢產業自身精細化發展方向,以及事權及議價權逐步向上游轉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垃圾處置公司、再生資源公司,都在向上遊進入。而垃圾處置、再生資源公司有著其他環節公司不可比擬的專業技術、設備製造及項目運營優勢,在產業鏈融合過程中可以使其立於不敗之地。

(3)環衛公司需要努力開拓新市場並擴大服務範圍,積極尋求與各方合作:客觀來講,環衛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並不強,且若單純想進入小區紅線內開展業務,人工成本、固定成本很難攤薄,較難成功,除非自身做一些向物業管理方面的轉型業務;環衛公司未來方向有三點:(1)不斷憑藉城鄉一體化、服務內容多樣化的趨勢,快速擴充自身業務量;(2)積極尋求與物業管理公司及固廢處置公司的充分合作,平行合作及總分包關係均可;(3)如果設備製造為核心競爭力,把握設備電動化及鄉鎮環衛設施需求旺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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