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伟大的思想家有两种：
一种是横空出世，影响了一个时代，以致他的名字常被用来定义他所处的时代，但在历史长河中，他只被定格在特定的时空之中；
还有一种，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
前者如伏尔泰，后者如哈耶克。
哈耶克的一生，多半是孤独的。
哈耶克虽然在1944年就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名满天下，但也因此被斥为“最重要的反动思想家”，被那个时代的主流视为“异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哈耶克的预言被验证，他的思想才逐渐被理解和接受，并成为享誉世界的思想家。
适逢哈耶克诞辰120周年，先知书店总结了哈耶克的11个理论。
人类是如何从早期原始社会那种一个一个的小部落，发展成今天这种庞杂的巨型社会的？哈耶克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人类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没有人能够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自发的进化中形成的秩序。
如今，我们在这个庞杂的社会里相互高度依赖，这种依赖源于每个人自利的动机，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参与社会分工协作，在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控制者，也没有一个指挥者，却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自发秩序。
这是哈耶克最具标志性的标签，相当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中的自发秩序，而哈耶克把这种自发秩序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互动的世界，都会形成自发秩序。
自然秩序，是自然的力量形成的秩序，比如下雨、下雪，比如太阳和地球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等等，这些不是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果，与人是否存在、人认不认可都没有关系。
理性设计的秩序，是人有意识的理性建构生成的秩序，体现为成文法、政策、制度及其塑造的秩序，例如汽车限购、限行的政策形成的交通秩序。
第三种秩序——人之行为的，但非人设计的秩序，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它与人有关系，但又不是人为设计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适应环境、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修改、慢慢被人认可、接纳形成的。它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比如语言，语言如此复杂精密，很难说是由哪个人设计的，它是由无数人参与，慢慢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群体选择理论，其实是解释自发秩序到底怎么自发形成的理论。
自然选择在群体身上显示的作用，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在个人身上显示的作用是一样的。举个例子，有两只兔子，其中一只因为跑不快，所以被吃掉了。另外一只肌肉特别发达，跑得特别快，结果就存活了下来，并繁衍后代。跑得快的兔子基因不断进化，以至于和老虎之间形成一种生态平衡——老虎吃不完兔子，兔子也不至于多得到处都是。大自然只挑选那些有优势的个体出来，好比兔子跑不快就要死，企业搞不好就要垮掉。
我们可以把时间拉长些，从动态的世界地图上可以看到，人类群体的疆域是在时刻变动的，有的时候在扩张，有的时候在缩小；有的群体消失了，有的群体诞生了，这说明人类群体一直在进行残酷的竞争。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是如此。一个群体制度的优劣，往往可以从经济、军事、国际信用、原创科研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来，表现越强，说明制度越优，就倾向于被其他群体复制和扩散。
但是，自发秩序只是一种解释的科学，不一定就是好的东西，也可能是坏的东西，比如恐怖组织的扩张，这种扩张，也是一种群体选择，这种群体把它的宗教信仰扩散到了其他地区。如果我们以宽容对待不宽容，不宽容就会把宽容消灭掉，造成巨大的灾难。
所以，群体选择也可能会导致一个恶的后果，一个残酷的后果。
哈耶克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物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知识和信息组成的世界。
因此，劳动分工的本质是每个人利用自己特有的理性、存储的知识信息，跟他人的理性、知识进行整合，这些知识片段整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我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劳动本身这种机械性的活动，而是知识。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局部知识，所以需要知识分工。而知识分工的前提是，知识必须是分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同时，因为世界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我们能随时利用自己的知识做出决策。
所谓适应（adaptation），是在很长时间尺度上，一点一点的累积，多步骤的选择，在无设计师的情况下，最终被设计成一个极为精致而又复杂的东西。
适应性导致复杂性。 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为了不断适应环境，慢慢产生变化的过程。逐代的变化，让事物越来越复杂。
适应导致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竞争过程中，竞争双方都受一种想要打败竞争对手的欲望的驱使，无时无刻不在改进自己的组织、制度、技术、产品，让自己能比对手强那么一点点，再强一点点。有的时候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
人类的进化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每次进化一点点，差的地方进化掉，好的地方保留下来，微观上慢慢改进人类的生存能力，让人类能够逃避危险存活下来。
一般而言，进化有三个步骤：复制、变异、选择。科技、产品、商业模式，进化很快，每一次的改变，都会把坏的去除，好的保留，接着用于下一代，这个改变周期可能仅仅是几个小时。而基因变化的周期特别长，每一次变化都需要一代人，所以人类的进化才如此漫长。
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所以，政府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种权力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通过印钞票、降低贷款利率发行信贷等方式给市场放水，注入资金，很多人会误以为经济形势一片向好，企业家会扩张生产，殊不知，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好，这只是人为制造的集体幻觉。
任何东西都有真实的价格，真实的价格信号特别重要，尤其是资本生产要素，虚高、虚低都是不可持续的。资本的价格就是利息率，人们是靠利率来判断资本的属性。
人为地降低资本的价格，会误导资本家进行错误的投资，最终消费者不买账，商品都卖不出去，导致债务产生，破产伴随着失业侵袭整个社会，就产生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对此前错误投资的清算，源头上是对人为扭曲资本价格信号的清算。
人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共同体中，生存繁衍高度依赖于分工交易的合作秩序。因此，我们必须遵守良好的合作规则，即良法，才能不冒犯彼此，才能共同存活。
哈耶克认为，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与责任相联系，自由不许诺幸福。不是说有自由的人一定会幸福，自由只是一个程序，一种权利，要自由，就需要承担责任。比如，人人都要自由恋爱，不要父母包办婚姻，如果婚姻不幸福，就需要自己承担后果。
自由是消极的，自由与能力无关。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别人不干涉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它与个人有没有能力无关，比如，一个人没有钱（即没有能力）去欧洲旅游，此时，他就不能说，自己没有自由。
哈耶克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应该在保护市场运行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建设上有所作为。
因为哈耶克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旦没有监督者，这种恶就可能随时爆发，靠自觉、道德的约束不能维持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秩序，所以，第三方的强制，尤其是暴力强制，就成为必须。
但是，哈耶克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参与经济过程，尤其反对施行国家垄断。
如果把民主视为多数人决定的事务，特别是针对不受民主调节的私人领域时，民主就会蜕变为暴政。民主只能用于私人权利以外的公共事务，私人领域的权利不需要民主表决。
如果人们通过民主表决属于个人自由的事情，那就成了民主程序对自由的僭越，最终会变成由民主操纵的多数人的暴政。这既是一种危险，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哈耶克认为，政府的本分是保护人的自由，保护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这比民主本身更重要。
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
那种由无数人经过一代代的实践，不断地检验好与坏，收益与损失，规避那些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保留那些对人有利的，所形成的一般规则，就是自然法。
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法律，比如各项规章制度，任何国家的立法机关都没有绝对至上的立法权，因为在人定法之上，还有自然法。但人定法可以表达自然法，比如刑法中规定，不准强奸，不准偷窃，不准抢劫，但不能僭越自然法。
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同样离不开自由，哈耶克认为，服从符合自然法的良法的统治就是自由，所以，自由和法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应该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法治在政府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让政府不会轻易地侵犯到个人的自由。
必须警惕公法对私法的僭越。私法的公法化，意味着建构的秩序侵蚀，甚至取代自发秩序，法治就会蜕变为再分配的工具。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立人定法，结果导致恶的后果。比如北欧高福利国家。本来人的收入就有高有低，社会就有贫富差距，政客为了迎合选民而承诺高福利，结果只能动用权力来调节，通过高税收和借债，给民众发福利，福利越来越高，政府入不敷出时，就会印钱，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反噬自身。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事物的名称要根据人们的观念来决定。假如有人这样认为，并且也由于有人这样认为，那么，货币就是货币，词汇就是词汇，化妆品就是化妆品。”
哈耶克所阐述的社会科学事实，是一种人们共同接受的观念性的事实。比如语言中，用“水”这个字表达一种液体，用“爸爸”这个词表达对一个人的称呼，都基于一种人们观念中共同约定的规则，是所有人都同意并遵守的，如果有人不愿意遵守，就没有办法跟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再比如婚姻，婚姻不是指两个人在一起居住，而是一个基于双方都同意的观念之上的共同体，是一个社会科学事实。
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它把经济理解为一个器物层面的“物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合作的、社会科学的事实。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概念都是社会科学的事实，比如供给、价格等等，因为它们都是人行动的结果，是基于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认知，共同约定。可以说，没有人的观念赋予其意义，就没有供给、价格这些“社会科学事实”的存在。
第一，由生物遗传决定的。比如，我们都不喜欢别人动自己的东西，这种对自己物品的自然保护反应，就是一种来自于动物的行为，是产权保护行为。
第二，理性。我们的理性有思考美丑善恶、邪恶与正义的能力，理性告知我们，和平、自由、正义是美好的。
第三，体现在传统中，由社会实践不断进行的自然选择过程形成的规则，比如婚姻规则、一夫一妻规则、市场等价交换，等等，这些我们一生下来就沉浸在其中的文化传统，也是其中一个渊源。
事实是，人类价值源于三重继承——既有生物遗传的继承、理性思考设计的继承，也有社会文化的继承。
哈耶克是自由的卫士，是观念的斗士；是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研究横跨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天才。然而，他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同一方向——“为自由及其敌人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