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读了三年小学，但却写出了引起强烈反响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创造了中国文坛前所未有的奇迹。他就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浩然。
浩然
一、圆了美丽的作家梦
浩然，祖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村（今属天津市），因家庭贫困，父亲早年来到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当矿工，后举家落户。1932年3月25日浩然出生，10岁丧父，随母投奔蓟县舅父家，念了三年小学、半年私塾，12岁时丧母。他的童年虽然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但却是个“小书迷”。即使辍学后，依然想方设法读书。发现村里纳布鞋大婶夹鞋样的旧书，他爱不释手；知道谁家藏书了，他急忙借读。读完本村的书，又读邻村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都读了。
1946年浩然16岁，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终于脱离了苦海。革命队伍中的同志，理想远大、激情燃烧、精神崇高，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进步明显，当上儿童团长，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区委青年团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进行写作，一篇又一篇稿件投向报刊，又被陆续退回，但他决不放弃。
新中国成立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英雄的人民正在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新人新事到处涌现，浩然时刻被感动着，读书、写作的热情愈发高涨。1950年10月20日，他的短文《姐姐进步了》终于在《河北青年报》发表，深受鼓舞。1953年，他被调到通县地委党校当教育干事，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1954年，他的两篇小说习作在《河北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他先后被选拔到《河北日报》、北京俄文《友好报》社当记者。他在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村采访了后来成为《金光大道》主人公的萧长春原型萧永顺。1956年11月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发表，1958年首部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接着，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1959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60年赴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劳动锻炼，1961年调任《红旗》杂志编辑。1962年底开始创作多卷长篇小说《艳阳天》，1964年首卷出版。同年10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从事专业创作，先后出版10部短篇小说集、4部儿童文学集、1部散文集。1972年多卷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出版，1974年中篇小说《西沙儿女》出版。
浩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8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艳阳天》封面
二、毕生践行了“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宗旨
浩然长年生活在农村，对农民充满刻骨铭心的深情，结识了许多农民朋友，毕生坚持了“写农民，为农民写”的创作宗旨。
1960年，浩然在山东省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担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带领全村400名群众生产自救，渡过难关，与父老乡亲结下生死情谊。白天他忍饥挨饿坚持劳动，耪荒地、抢麦收、护秋坡、修水库；晚上他熬夜（秋季夜晚还要参加巡逻护秋）写下了20多个优秀短篇小说。
浩然说：“那时写东西从不讲究什么场合，田间地头、推土车架上、粪筐上、场院屋的炕头上，都能凑合着写。晚上屋里那盏小煤油灯经常亮到鸡叫头遍。”
浩然说：“当深夜，我披着月光，漫步在寂静清爽、飘着米谷香味的场边上，许多激动过我的事情都展现眼前，许多话语都涌到唇边，急不可待要向别人倾诉。于是，我把粪篓翻扣在场上，在上面铺一条麻袋，把保险灯捻亮，就趴在这个‘桌子’上写开了。……有时为防蚊子叮咬，不得不换上长衣长裤，把袖口扎起来，常常是一写到半夜，还看了场，一举两得。”
《艳阳天》中惊心动魄的大雨中抢救麦垛的情节，就是来自浩然在东村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书中感人至深的农业社饲养员马老四的原型，就是东村大队保管员田敬元。
《艳阳天》、《金光大道》的先后问世，为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的鸿篇巨制，震动中国文坛，感染亿万读者，堪称家喻户晓。1973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为电影，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后来，《艳阳天》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艳阳天》通过展示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壮丽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民的精神面貌、思想性格，热情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高调赞美了社会主义祖国的“艳阳天”。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艺术特色鲜明。
《金光大道》同样主题重大，以一个农村为缩影，反映了中国广大农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激烈的阶级的斗争中，抛弃了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似的个体单干模式，迅速“组织起来”，初步走上金光大道的辉煌历史。
浩然创作出版1000万字、80余种文学作品，展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崭新的风貌，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被誉为“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形象画卷”、“具有史料性、艺术性双重价值”、“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绝唱”、“在讲故事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了”等；浩然本人被誉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浩然正气为苍生”等。
《金光大道》封面
二、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本色
浩然和善、单纯、诚实、质朴、本分，不挑吃，不捡穿，不忘本，长期以来好像一位农村生产队长、或党支部书记，穿着中山装，说话腼腆，没有架子。1973年，浩然终于实现了文学家的理想。著名作家祁淑英回忆：“当时的他大红大紫了，但永远没架子，看上去很慈祥，甚至跟女孩子讲话都会先脸红”、“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
《艳阳天》出版后，浩然将1万元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苍生》出版后，将1500元奖金花在当地敬老院孤寡老人、残疾人身上，为他们每人定做了新衣裳。新加坡一个财团慷慨出资200万元要买下他的作品所有版权，被他断然拒绝。他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得到国外去购买版权，那叫什么事！”后来，一个饮料厂以100万元的酬金请他做电视广告，被他婉言谢绝。他说：“我为人的标准是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贪心，不要有害人之心。要热诚待人，厚道而正直。”
浩然的文学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78前后，他被推入人生低谷，真正了解他人品的同志都感到难过。这时，文学界前辈、著名作家冰心说话了：“浩然树小根深，风摇不动。”
浩然依然笔耕不辍，雷打不动。他说：“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写农民，为农民写，是我自觉自愿挑起的担子，我要把这副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时为止！”
“花开花落，春去春来”，浩然逝世12年了，关于他的作品贬褒不一，但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这是正常的。总有一部分人对毛主席时代至今不敢正视，甚至千方百计地企图彻底否定。浩然的作品是毛主席文艺方针指引下的重大成果，当然也在否定之列，被指责为什么“为政治服务的产物”、“热闹一时的作品”等，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浩然的根深深地扎在人民心中；因为，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人民的金光大道；因为，社会主义江山就是人民的艳阳天。
《艳阳天》永远艳阳，《金光大道》永远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