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低齡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引發社會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表示，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簡單地“一關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即將提請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次審議稿擬“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在特定情形下，經特別程序，對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統籌考慮刑法修改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關問題，在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方面做好銜接。
14歲以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引發的血案，每每成為輿論關注熱點，引發巨大社會爭議。支持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民眾很多，大家都懷揣著樸素的社會正義感，認為惡魔年齡即便再小，也理應受到法律制裁，不能放縱犯罪行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刑法學界大家張明楷教授、周光權教授等，均認為現行刑法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是合適的、恰當的，立法面對洶湧的民意時，要保持謹慎。
的確，做壞事的孩子，外表或許成熟，內心卻普遍幼稚，遠未形成穩定價值觀，欠缺刑法意義上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我們都是從孩子長大的，對小時候的自己，其實也都瞭然。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是社會的危害者，也是不良環境的受害者。因此，未成年人出現了問題，不宜簡單採用刑罰處罰，是國際社會的法治共識，符合國際刑法趨勢。事實上，歐洲84%以上的國家都規定未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不負刑事責任。
民眾要求下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除了樸素的刑罰報應論，多少還有一點“法律萬能”的思維，似乎只要在刑法上嚴懲，就能解決相應的社會問題。殊不知，一百多年來對犯罪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表明，“十座監獄不如一座學校”。給被害人保護的同時，不能不考慮施暴者未來的前途與出路，要避免一棍子打死。否則，從社會防衛角度說，過早貼上罪犯標籤的孩子，日後更有可能犯更嚴重的罪，進而給社會製造更多更嚴重的罪犯。
有句法律格言是，“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事實”，即法律是一種普遍適用的規範，著重考慮普遍事實，而不看重罕見事實。某種意義上，這既是法律的無奈，也是立法的務實。立法註定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就像無論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下調到幾歲，現實中也一定還會有更低齡的惡性犯罪發生。孩子生病不能吃大人的藥，在刑法面前，孩子犯罪也不能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處罰，這在任何國家皆是如此。
此番刑法修正案草案擬“兩條腿走路”，一方面經特別程序作個別下調，另一方面完善專門矯治教育，應該如何理解？個人認為，主要意思是兩個層面：其一，法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不下調，依然是14歲，但不是“一放了之”，要通過刑罰以外手段矯治教育；其二，針對特定情形，可以個案化下調，但只是例外的個別的情形。
顯然，最低刑責年齡的“個別下調”，不同於之前輿論多有提及的“惡意補足”，而是一種程序嚴格的例外安排。這種例外安排，現行刑法中其實也有，比如當年轟動全國的許霆案輕判，依照的就是“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的刑法規定。
最低刑責年齡的“個別下調”究竟要經過怎樣的“特別程序”，是不是也要層報最高法核准，暫且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個別下調的適用程序會非常嚴格。在既有寬容對待基礎上，謹慎新增個別下調，既維護了刑法穩定，也回應了公眾期待，當屬合適的調整。（舒聖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