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商君列傳》的篇末，太史公記述了這樣一件事：
商鞅出任秦相十年時，曾與一位叫趙良的高人展開了一番長談。趙良用“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等名言警句試圖點醒當時“功業正盛”的商鞅，並給他舉了秦穆公時低調的重臣百里奚的例子來說明“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道理。趙良指出了商鞅施政的若干弊端、告誡他警惕“亡可翹足而待”，同時為他設計了一條功成身退的路線圖，那就是要他放棄權力，歸還商於15座富庶的封邑，到鄉下去澆灌菜園，以躲避禍事、頤養天年。
這樣用心良苦的勸告若真被商鞅所接受，這位中國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就有可能避免日後因謀叛之罪慘遭車裂的悲摧命運了。可惜，商鞅並沒有接受。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商鞅錯失了這一改變命運的機遇呢？
從表層的個人性格角度來看，出身於衛國沒落貴族家庭的商鞅是一個“天資刻薄人”，骨子裡就有一種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逆反精神，他在秦國搞的變法乃是斷根式的。這雖然使落後的秦國風貌為之一變，但也造成了“宗室貴戚多怨望者”的局面。面對湧動的暗流，商鞅想到的辦法就是一個“殺”字——他曾親臨渭水屠戮七百餘人，使“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如此執拗與冷酷之人，怎麼會輕易接受別人的意見呢？
再從其成長經歷來看，商鞅是一個典型的功利主義者，他是在懷才不遇的情況下背井離鄉漂到秦國來的，是通過數年的艱苦奮鬥才身居高位的。早年辛辛苦苦地打拼不就是想要獲得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嗎？現在這一切都來了，若不好好享受一下權力帶來的榮耀和滿足感，而是迴歸田園去修理地球，豈不是會生出類似於項羽“富貴若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之嘆？
從更深層次的觀念形態看，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忠實踐行者，有人甚至因他為秦國設計的律法過於嚴酷而將其稱為千古暴政之祖。不過，法家思想的精髓卻不是暴政，而在於其講求信用和賞罰分明。商鞅作為身體力行者，已經因功從秦孝公那裡得到了極高的獎賞，自然會產生“我也沒對秦國起叛心，沒有實據你們憑什麼整我”的想法。
不過，這一次他徹底錯了，他並不明白他本人不過就是秦孝公父子兩代人手中的棋子而已。當他還有利用價值時，他們可以隱忍不發；而當這種價值減弱以至消失時，他們會毫不留情地把他拋棄掉。
被權力的耀眼光芒遮蔽了雙眼的商鞅，只看到了歷史上的秦國君主厚待客卿的故事，而對自己的危險處境渾然不覺——這不正是典型的利令智昏嗎？僅僅過了五個月，潛在的風險就變成了危機，他終於嚐到了被隨便安上個謀反罪名而遭通緝和誅殺的苦果。臨近生命終點的商鞅，是否會想起那些被他拒絕的苦口良言呢？
原載於《傳奇故事·百家講堂》紅版2014年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