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华。它涉及我国古代官制、学制和民俗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养老制度其实早在周朝就以定型了。 先秦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加之统治阶级的倡导，养老逐渐成为一项国家制度，并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自周王朝统一“天下”，周人凭借政治权利努力融合各地文化，从此华夏大地开始有了可以笼盖全局的主文化，周王朝的各项制度也吸取了夏、商等不同地域制度的优点，加以发扬。周代的养老制度正是这种融合的结果，较之夏商时期更加具体化、明确化，且周代有关此方面的史料相对来说丰富得多，无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方面还是官吏的退休问题都有了较全面的记载，可以说虽然就其本身讲仍不完备，但是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后的封建王朝继承、发扬了周代的养老思想，并在周代养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越来越完备的养老制度。
周代养老制度的原则
周代的养老制度综合了虞、夏、商的旧制，使其更加完备。除了继承前代旧制，周人还保留了本族的传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
虽然周代的奴隶制度已经充分发展，然而旧的血族关系并没有完全消亡,周人重新改造，使之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礼记》之《王制》、《内则》篇皆载：
“周人贵亲而尚齿”。
“贵亲”就是是重视血缘关系。周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极为重视血缘关系，创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然而阶级社会的血缘关系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已经由氏族社会民主的基础转变为阶级社会专制的工具。但是即便如此，毕竟是对氏族社会的继承，因此还是然保留着较浓厚的原始性。
由于“贵亲”，敬养本族的旁系老者无可厚非。但是为了适应周代的政治形势，各政治集团又不能不打破封闭的圈子，吸收外族中有才能的人。因此，对外族人特别是才能突出贡献的人采取了收纳为本族长辈的作法，以便与占支配地位的血缘关系谐调起来。比如周初的齐太公吕尚，武王称之为“师尚父”。春秋时期的管仲，齐桓公“立以为仲父”这种收养入族的习俗源于原始社会,这是一种假血缘关系。养入族的老者与本族老者的待遇相同，本族人对这两类老人都非常尊敬。周代养老制度除了受“亲”的影响之外，还受德与爵的约束。《孟子·公孙丑下》曰：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
“德”为“尚贤”、“齿”为“尊长”，爵自然就是官位的统称。《礼记·祭义》载：
“朝廷同爵则尚齿。……而弟达乎朝廷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弟达乎军军旅矣。”
在朝廷中，先论爵位，爵位相同则长者尊，军旅中亦如是。 在乡里，就要先论年龄了，老年人享受尊敬、供养。《 荀子·大略》中说：
“一命齿於乡，再命齿於族，三命，族人虽七十，不敢先。”
官爵是从君臣关系角度出发的，官爵高到一定程度就不用与其他老者序齿位，这反映了阶级关系的作用已经十分突出。 总体来说，周代的养老制度受德、爵、亲的影响。周代养老制度遵循着同爵尚齿、同齿尚爵。至于德，周人往往认为年越长德越高，与年龄成正比。“亲”的影响是周代养老制度的特点，“贵亲”说明了原始氏族时期的养老习俗仍然残存，这种习俗往往被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人才、巩固统治的手段。
周代养老制度
周代的养老条件
周代规定的老人年龄标准应该是始于五十岁，礼记》之《王制》、《内则》两篇皆有“五十始衰”之语。 养老制度中的很多内容也都是从五十岁开始的，这是从生理学角度出发，是生理意义上的老年人。然而在中国的夏商时期，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十八岁左右，以后略有上升，在秦和西汉时期人口平均寿命约为二十岁，由此看来周人的平均寿命最多也不过二十岁左右。王朝规定的老人年龄标准偏高，所以社会学标准的老人在中国古代敬老养老风俗中，更有其实际的意义。
养老对象
周代的养老对象可以归纳为三种：国老，即天子或诸侯之卿、大夫、士之致仕者，是周代养老的主要对象。庶老，庶老，即“庶人耆老”。庶人，即“乡人”、“国人”，是居住在王城外四郊六乡地区的平民，六乡居民之老称为庶老，被养于乡学。以及死国难者父祖。 周代所养之老既包括以上三种老者，淡然也包括普通的老年人。对国老、庶老以及死国难者父祖的赡养，由政府拔款并且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而未被养于学中的平民之老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享受一定的优待的。
周代的养老待遇
日常生活中对老人有特殊的照顾，不仅是为了让他们保持身体的健康，而且也可以提高他们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尤其强调少者对待老者的尊敬，周人在饮食方面十分讲究，一年中根据季节的变化调节饮食。
据《礼记·内则》记载：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对待老年人的饮食更加重视，注重阴阳调和，《礼记·郊特牲》云：
“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
周人养老把虞、夏时期的饮酒之礼与殷商时期的食礼结合起来，做到阴阳兼备。并且据《礼记》还规定：
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於游可也。
粻，就是粮食，异粻，就是与青壮年不同的粮食，即细粮，因为老人的消化不好所以要吃细粮。到了六十岁，身体更加老化，需要吃肉，到了七十古稀之年，饭食中要常备副食，不可有缺。八十岁时就要经常食用珍奇美味；九十岁的老人饮食无时，所以要不离于寝。老人出游之时，随从要携带美善之食、水浆之饮，以备老者不时之需。除了在饮食方面对老年人特殊照顾以外，周人对老者的衣服、居处也作了专门的规定。《礼记·王制》云：
“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认为到了七十岁的老人要穿帛制的衣物。八十岁的老人，身体更加衰弱，血液循环慢，不能产生足够的热量，因此睡觉时要有青壮年的陪伴才可以取暖。而到了九十岁即使睡觉时有青壮年的陪伴也不会感觉到温暖。所以要想别的办法了。
再有就是减免劳役、提高政治地位。夏商周三代都曾有过为养老而免徭役的规定。因为老者众多，非贤者不可皆养，引户校年就是按户调查、核对老年人的实际年龄、家庭状况，以及比较他们的德行，应该是面向庶人的。选取其中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老者，以十年为一个年龄段，从五十到九十享受不同的待遇。五十要奉养在乡里，六十奉养于国；七十奉养于学。八十的时候国君赏赐只需站起来一拜就可以了，九十就更了不得了可以他人带拜。当然除了直接免除老者的徭役之外，周代对于有耄耋之老的家庭还会通过减免其家的力役，实行间接奉养。
周代养老制度的作用
首先是推广孝道。孔子论为政之道时说：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统治者倡行于上，吏民仿效于下，周代养老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上养老”而达到“民兴孝”的作用。人们有了孝道，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则君臣有义，便达到了阶级教化的目的。养老制度是国家推广‘孝’道的保证,这也是造成臣民对最高统治者服从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再有就是迎合老年人长寿的愿望。延长生命是人类非常自然的愿望，不分尊卑、无论长幼。尊老敬老风尚的流行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的向往。《太平御览》载：
齐宣王出游，路见闾丘先生、长老十三人谒齐王。王赐之田，众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宣王疑而问之。对曰：“来见大王所望者三：愿赐臣寿，赐臣富、赐臣贵。”王曰：“天命有长短，非寡人所制，无所寿先生；仑粟虽盈，备灾畜，无以富先生；大官无阙，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先生曰：“所望愿王选良吏，臣所以得寿焉；使人以时役，无繁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长者、长者故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贵也。”
智者闾丘先生开导齐宣王：只要任贤官，减少徭役，就可以使人民整体上增富增寿。故事还说，齐宣王领悟了闾丘先生的道理，当即命他为相。 此段把寿、富、贵作为统治目标，周人对长寿的追求由此窥见一斑。重寿不离尊老，尊老必然重寿。
结语：
周代的养老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尊老养老习俗的基础上，结合本族的传统而形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血族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小，地域关系的作用日益突出。养老也逐渐突破了血族关系的限制。然周人重视血族关系，反映在养老制度中表现为“贵亲而尚齿”，这是周代养老制度的重要特点，即具有较浓厚的原始性。而且周代并不是凡老皆养，受养老人只限于国老、庶老以及死国难者父祖。国老即“君子耆老”属于统治阶级，不可不养；而“庶人耆老”也。
只是身份自由的平民老者，并且在平民老者中也只养老而有贤德者。野人中的老者不在受养之列。这种用名利导人向善的办法，是周代社会教化成功的直接原因。以尊老敬贤为美德，用优越的物质条件作奖励，昭示人们崇德向善，树立起良好的价值观，是周代养老致孝的目的。周代社会之所以孝道行于天下，应归因于这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进行。周天子率行养老之礼，为国人楷模。天子倡行于上，吏民仿效于下，敬贤养老的孝行风化自然形成。然而周代实行养老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孝悌达乎天下，使人民服从统治者，归根结底就是为了维护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