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憲堂
智者的事業大體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傳播一種新的價值觀或揭示事物的真相。宗教家、革命宣傳家屬前者。他們往往因時而興，或於陰霾如磐處鑿天一隙，或於風高雲蔚時激塵萬里，即便苦難然而悲壯，即便孤獨然而榮耀，即便不為時代所推揚也為後世所追懷。歷史學家無疑屬於後者。無論是天人之際的旁通博貫，還是蝸角微塵的窮搜細尋，都是為了探索那墜落於時間的黑暗裡、深掩在蕪雜的記載中、糾纏於複雜的相互作用下的“客觀”事實或關係——真相，即事物的本來面目或狀態。
真相，並不總能給人帶來快意和激情。有時它像雲霧一樣飄忽不定幻化無常，有時它像石塊一樣有體積、有分量、有殺傷力。它的妖媚善變會使追求者無所適從，它的乖戾無情會使痴迷者身心俱疲；有時它的醜陋會使人沮喪，有時它的沉悶會使人感到壓抑，有時它的魔力會使人不得不悄然噤聲。因而，以揭示真相為職志的史學家，從事的實在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尤其是當這真相巨大到沒有翻轉的空間、複雜到沒有剖解的縫隙、不合時宜到即便正人君子也不怎麼情願正視的時候，其苦累煩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
《中國政治思想史》，劉澤華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即便只是瀏覽一下劉澤華先生這套三卷本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人們也會為它那質實的厚重感所折服。如果耐心地讀進去，相信讀者會像我一樣油然而生出一種精神上的疲憊感，一種難以排解的壓抑和沉重：就像突然發現自己站在一片廣闊而喧鬧的廢墟上，且自己就是那廢墟的組成部分。這時你會為作者的執著和堅忍而感動，因為他進行的是一項看起來憑一人之力永難完成的巨大工程，也因為在面對真相時他不得不面對的孤獨和無奈：他的每一個結論都像考古家手中的文物，是一鏟一鏟地從歷史的地層深處掘出來的，真實得難以反駁卻往往令許多人無法接受。
在一般人看來，思想的翅膀應該輕靈曼妙、隨風遠舉，而在這兒卻顯得異常遲鈍而沉重。為什麼？我想，不僅是因為考索對象的巨大與深邃，也因為作者於中寄託了太多的情感和願望：除了真相的自我言說，還有批虛搗窾的剖析、入骨三分的針砭、情真意切的呼籲、欲說還休的言外之意。
本書是迄今為止劉先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成果的結集。沒有人會懷疑，這是該領域裡程碑式的著作，只是對這一里程碑的意義還需要深入究竟一番。這不僅是基於對劉先生學術成就的景仰，而且還基於社會現實的需要，基於我們自己學術和精神的需求。可以說，這是一本國情白皮書，能使我們理解構成現實的背景和元素；這是一座思想的城堡，由此獲得進入歷史的途徑和通向未來的出口，獲得批判現實的陣地與武器。具體說來，它對當代學術的貢獻主要有兩點：
第一，它以王權主義為核心概念，構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治理論體系，為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切實可用的宏觀闡釋框架。
自從那種總體論的歷史觀與僅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來解釋歷史的簡單化方法淡出學者們的視野之後，國內學界特別是歷史研究領域出現了日趨支離、瑣碎化的傾向。在專業化和規範化的旗號下，人們致力於對衣食住行等具體社會現象的探討，或者專注於對思想者和理論文獻的個案研究，學術視野變得越來越狹隘。這不可避免地使學術研究陷入了無聊和沉悶之境，並且遠離了社會現實的需要，從而喪失對社會歷史之深層演變的解釋能力。因而，當今歷史研究迫切需要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宏觀解釋框架，需要一套能夠把文化觀念、思想理論與社會現象融為一體的整體性研究方法。而這，自始至終就是劉先生學術研究的志向和目標。
劉先生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就總體而言，不是經濟力量決定著權力分配，而是權力分配決定著社會經濟分配，社會歷史的整體性和規律性體現在大一統的王權主義政治文化及其制度形態的演變機制上。因而，他從生產資料的分配入手，落實到授田制與軍功制結合的歷史實際，指出了專制王權產生、強化的途徑與過程，為政治思想史的縱向把握提供了一條邏輯清晰的主線；從對“道”、“天人合一”、“中和”、“君尊臣卑”等核心概念和“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君本與民本”等陰陽組合命題的解剖入手，分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內涵、要素和結構方式，指出王權主義是其主脈也是其特質；從“臣民意識”的培育、“明君清官神話”的產生、“尊君崇聖”理念的貫徹，諫議制度的實行、朋黨政策的調諧等權力機制入手，分析了王權主義政治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方式及其種種表現形態。
李澤華，河北石家莊人，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長期致力於先秦史、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識分子史、歷史認識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集》《中國的王權主義》《洗耳齋文稿》《先秦士人與社會》等。
劉先生的最終結論是，專制王權是傳統社會歷史地形成的一種組織結構和資源運作體制；而作為其政治文化之精魂的“王權主義”或者說“君主專制主義”，既是一種社會組織原則，也是社會正義的源泉和依據——如，作為其核心範疇的“王道”包含了“大公無私”、“均平”、“明君聖主”、“清官”等理念，成為社會理性和道德的最高體現。
劉先生沒有對“專制王權”進行“善”或者“惡”之類定性評價，而是從本質上把它歸結為一種原發性的社會秩序，看作是一種社會資源控制與分配體系，承認它的文化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對專制政治所內涵的各項要素，如以郡縣制為特徵的行政體制、儒道互補的政治理論與統治技術、以儒家為主體的意識形態體系等等，也都作如是觀：它們都是大一統專制王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對它們的評價不能脫離社會歷史的實際狀況。
這樣，用“專制王權”和“王權主義”這個框架，劉先生將傳統社會從根子上提了起來，把宏觀考察落實到了微觀的理念分析上，實現了觀念、制度與實踐的貫通：由裡到外地剖析了其結構，自始至終地揭示了其機能。這使他的研究具有了強烈的現實指向性：在解析歷史的同時，展示過去如何作用於現在，傳統如何生成為現實。
與此相適應，王權主義批判理論提出了一套切合中國傳統的原創性研究方法，倘一言以蔽之，可稱為實實在在的“歷史的方法”。這裡所謂“歷史的方法”有三個層次的含義：
第一，一切由史實說話，把史料的辨析作為立論的前提——劉先生稱之為“論由史出”；
第二，在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在真實的結構關係和矛盾運動中判斷和評價事物——劉先生概括為“在矛盾中陳述”；
第三，在複雜的現實利益關係中判斷和評價事物——劉先生由此歸納出“階級—共同體分析法”“思想與社會互動的整體研究法”。
其中，最能體現王權主義理論特色的是“陰陽組合結構”闡釋法，其要點是在一組陰陽互補的命題結構中對古人的思想和觀念進行闡釋，而不是根據自己的偏好就某個觀念或主張無限發揮。
所謂“陰陽組合命題”，指的是相互約束、相互補充、相互說明的兩個命題，構成一個完整陳述，當其中的某個命題單獨出現時，需要回到這個結構中並結合具體語境才能判定它所表達的真正意義。劉先生的定義是：“所謂陰陽組合結構，是說一個主命題一定有一個副命題來補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關係。”
（ 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之思路》，《學術月刊》，2008年第2期）
他解釋說：“我們的先哲幾乎都不從一個理論元點來推導自己的理論，而是在‘陰陽組合結構’中進行思維和闡明道理……諸如：天人合一與天王合一；聖人與聖王；道高於君與君道同體；天下為公與王有天下；尊君與罪君；正統與革命；民本與君本；人為貴與貴賤有序；等級與均平；納諫（聽眾）與獨斷……在上述組合關係中有對立統一因素，但與對立統一又有原則的不同，對立統一包含著對立面的轉化，但陰陽之間不能轉化。”
（劉澤華：《傳統政治思維的陰陽組合結構》，《南開學報》，2006年第5期）
“陰陽組合結構”是中國式的辯證法，是傳統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思維範式。這種組合命題避免了因邏輯的無限推演導致的極端化結論
（如基督徒關於上帝能否製造一塊自己也搬不動的石頭之類的思辨）
，在專制王權理論體系內部預設了一種自我約束機制；又可以使持論者在不同的語境下根據需要有所側重，因而它也是王權主義意識形態最主要的表達和修辭方式。它體現了傳統政治智慧的中正和圓融，是打開王權主義理論奧秘的一把鑰匙——既然古人是在這種“陰陽組合結構”中表述他們的意見和主張的，在研究他們的思想觀念時，就應當復原他們敘說的語境，完型他們論理的架構，從而形成整體性的評價。
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陰陽組合結構”符合了傳統思維的建構範式和邏輯理路，使劉澤華學派在與對手論戰時擁有了天然的優勢，因為它激活並利用了歷史自身的言說，能夠更透徹地解說傳統政治文化體系內部各個命題之間的關係，更能有效反擊新儒家種種斷章取義或就某個論題無限發揮的論辯伎倆，像一面照妖鏡一樣使形形色色的附會和修飾之辭頓現原形。
劉澤華手稿
第二， 堅持了對現實的關切，捍衛了學術和思想的尊嚴。
劉先生強調，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應當作為人類自我反思能力的體現者通過考索過去理解當下和未來，應當珍重自己的使命並對現實發出自己良知的聲音，這是思想的尊嚴所在。在本書總序中，他旗幟鮮明地說：“為了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為了從封建主義中走出來，為了清理自己，我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下定決心，把主要精力投入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同時把清理封建主義作為自己的一項使命。”對現實的關切，是劉先生學術事業的緣起，也是他咀嚼不盡卻難以傾吐的苦衷。
上世紀60年代，先生開始從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因為他認識到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政治史，不懂政治思想就難於觸及歷史的靈魂。1970年代末，在思想界熹微乍露的大背景下，他終於堅定了自己的信念，確認僅僅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解釋歷史的進程過於簡單化，以階級鬥爭特別是儒法鬥爭為主線圖解中國歷史的發展演變則是十足的荒謬。於是，憑藉重新討論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劉先生在“兩個凡是”的禁錮下率先打開了思想的突破口，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
《中國政治思想史》書影
1990年代，新儒家從歐美港臺走了進來，帶來了“修齊治平”的新福音和由傳統“開出”未來的美好設想。失意的天下匹夫們突然發現，躲進安全的“傳統”裡，可以救世救己兩不誤，於是紛紛入夥，“鹹與維新”。劉先生卻不為風尚所左右。他獨處熱鬧和繁華之外，堅持用自己的考古鏟對傳統文化進行發掘、拷問，由此展開了對儒家思想的全面“清算”。
進入21世紀，在提升民族文化競爭力的現實需求下，新新儒家們像雨後蘑菇般從地下冒了出來，“儒教救中國”似乎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劉先生仍然是光榮的少數派。劉先生從來沒有把誰作為爭論和批判的目標，他只是做他認為應當做的事，思考那些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可以說，他是在一個早已不屬於啟蒙的時代，從事啟蒙時代理應開展卻無暇顧及的工作：通過對過去的反省加深對未來的理解。他曾感慨五四運動的遺產並沒有得到批判的繼承，以至於直到今天“現代知識分子”仍然還是一個空洞得幾乎沒有分量的概念，直到今天傳統還只被少數人用作博取利益的手段。
百年來，我們在兩個極端中搖擺：以弘揚傳統的方式毀壞著傳統，或者以反叛的方式繼承著它。原因在於人們總想站在傳統之外，憑著一種“革命”或“弘道”的激情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它身上，卻沒有意識到傳統正延續、並生成在當下的生活中，因而每一次群體性的、情緒化的“弘揚”或“批判”，都會導致社會價值的撕裂而走向其反面。
所以，與其對傳統頂禮膜拜或指手畫腳，還不如去檢討我們所處其中的社會現實的結構和機制，弄清楚傳統是如何生成並作用於現實生活的，從而明瞭既有制度實現人類理想價值的可能性多大、通向未來的出路何在，等等。因為傳統不是“過去的東西”，它是作用於現實內部的文化生成之力。生活總是泥沙俱下，現實的利害關係、既存制度的惰性和慣性、群眾性的狂熱和盲從、權力的篩選與過濾等等因素，時刻侷限、模糊著世人的眼光，因而沒有對傳統的批判就會喪失在過程中進行意義關聯的能力，就不可能保持對現實的自信和警覺。
大道隱而詐偽作。人們都熱衷於做場面、趁熱鬧，卻沒有多少人願意正視傳統宿命般的侷限性，正視現實轉化的複雜與艱難。不知我們還要揹著歷史的重負前行多久？作為清醒的少數，在紅塵深處，在人事繁華的邊緣，劉先生努力保持著向上、向前的姿態，捍衛著思想者的權利和尊嚴。這三大卷的名山之撰，就是他在孤獨中為自己建造的紀念碑。
本文首刊於《中華讀書報》，原標題為“思想的沉重與無奈——讀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李憲堂
摘編丨秦無憲
編輯丨楊司奇
校對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