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長征，一般資料的描述如下：
1934年10月10日晚6點12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共八萬六千人，分別自瑞金地區出發，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從而開始進行紅軍打敗國民黨的轉折點。
轉移時經過：瑞金出發——挺進湘西——衝破四道封鎖線——改向貴州——渡過烏江——奪取遵義——四渡赤水河（意義：打亂敵人追剿計劃）——巧渡金沙江(跳出敵人包圍圈）——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雪山——過草地——到達陝北吳起鎮——甘肅會寧。
1936年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長征結束。
長征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是一股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是一部艱難的歷史鬥爭。
筆者就幾個方面的資料，試圖說明一下在這段波瀾壯闊的前夜，長征命令的內容是什麼？中央紅軍到底是分別全部出發還是各部整裝待發？共產國際對中央紅軍決定長征究竟起了怎樣的影響？軍閥陳濟棠與紅軍究竟如何達成了協議？
一、長征出發的時間、命令
筆者先從長征前夕，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佈的有關命令和中央縱隊、紅軍各軍團的集結行動時間來看關於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的準確時間：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在瑞金髮布《給七軍團的作戰訓令》，規定：紅七軍團“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動”，“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創立廣大的遊擊地區及蘇維埃的根據地”。“從第二步起，七軍團即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名義活動。”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在瑞金髮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規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8月23日，紅軍總司令部發布《關於敵情和我軍行動情況的通報》，根據敵情的變化對抗日先遺隊、紅六軍團和紅一、三、五、九軍團各部的任務作出部署。8月25日.中革軍委發佈《關於成立第二十一師的命令》。8月26日，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成立教導師的命令》。9月1日，中央組織局，總動員武裝部等發出《關於9月間動員三萬新戰士上前線的通報》。9月8日，中革軍委發出《關於紅六軍團今後行動的補充訓令》，要求該軍團“轉移到湘西北地域並與紅二軍團在川貴湘邊境行動的部隊取得聯絡”，“以吸引更多湘敵於湘西北方面”。9月10日，中革軍委發佈《關於軍團後方勤務的組織命令》，要求“在各軍團內組織野戰後方部”，並明確規定“這些後方勤務機關是為軍團各部隊服務移動的機關”。9月21日，朱德發出組建紅八軍團的電令。9月25日，朱德發出《關於目前戰鬥問題致各軍團》，對各軍團提出要求；“一方面你們應給敵人相當的損失和抵抗另一方面應你們應給敵人相當的損失和抵抗；另一方面應很愛惜的使用自己的兵力，並且應堅決避免重大的損失。”9月26日，朱德致電林彪、聶榮臻，要求紅一軍團在“10月中以前，興國應該保持在我們的手中”。10月7日，朱德致電彭德懷、楊尚昆，命令紅三軍團12號以前在“第一個集中地域進行人員、幹部、彈藥等的補充”，並“完成部隊的整理”；在“14日晨到達第二集中地10月7日，朱德致電羅炳輝、蔡樹藩，命令紅九軍團“應於9日晨到達古城、瑞金之間的地”。10月7日.朱德致電林彪、聶榮臻、命今“紅一軍團（欠十五師）乃全部後方機關，應於今7號晚集中於興國東南竹壩、黃門地區，於8號晚開始向集中地區移動”。10月9日，朱德致電周昆、黃命令紅八軍團“於今9日晚由現地出動並於12日拂曉前到達傑村、澄龍、社富地域”。10月9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關於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的政治指令》，要求“加強部隊的政治軍事訓練，發揚部隊的攻擊精神，準備突破敵人的封鎖線，進行長途行軍與戰鬥”。10月9日，中革軍委發佈《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表》，分別對軍委縱隊、中央縱隊和紅一、三、五、八、九軍團的行動路線作出明確規定。10月10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共同簽發《中革軍委命令第五號》。
根據以上電文，自1934年7月決定紅七軍團組建抗日先遣隊，到9月21日決定組建紅八軍團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出發的前期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有派出紅七、紅六軍團探路、引敵以及中央蘇區擴大兵員等任務。自9月25日至10月9日，為直接準備階段在這一階段對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作出了部署各軍團完成了第一次集結，作了相應的整治動員。進行了組織編隊，確定了出發日程和行進路線。
我們不難得出結論：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佈的第五號命令，是中革軍委發出的長征出發號令。自10月11日至10月22日，中革軍委發出的命令，都是按照中革軍委第五號命令和《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表》發出的補充、執行命令。這就很清楚地說明：繼10月9日中革軍委作出《野戰軍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動日程》之後，10月l0日發出的第五號命令是指揮全軍行動的全局性文件。
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佈第五號命令後，軍委縱隊(又稱中央第一野戰縱隊或“紅星縱隊”，由中革軍委、紅軍總部各直屬機關組成)從瑞金的梅坑、田心圩、九堡、石門圩（現屬會昌）等地出發；中央縱隊(又稱中央第二野戰縱隊或“紅章縱隊”，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以及總工會、團中央等機關和衛生部門、後勤部門、擔架隊組成）在瑞金的雲石山梅坑編隊整裝待發；紅一軍團從第一集結地出發；紅三軍團未動；紅五軍團在興國北面之高興地區阻擊敵人；紅八軍團從第一集結地出發向于都銀坑、橋頭開進；紅九軍團從第一集結地出發，向瑞金武陽開進。
二、共產國際對中央紅軍長征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和影響
廣昌戰役後，紅軍主力失利，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已經是定局。在此之後，中共中央即著手準備轉移，並電告共產國際。很多文章對於在長征前夕，共產國際回覆中共的態度多有這樣的一段模糊地描述：“共產國際既不說讓走，也沒說不走”。那麼，真相是這樣嗎？
關於這個史實，我們先從奧托·布勞恩（時任共產國際駐中央蘇區軍事顧問，中共中央軍委指揮機構“三人團”成員李德)的回憶錄來看，他回憶說：“突圍的準備工作從1934年5月開始，此後一直是按計劃進行的。5月底月初，這個計劃在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並形成決議。……我們通過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也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彙報了這個計劃的梗概，共產國際批准了這個計劃，至少博古是這樣對我說的。”
根據李德回憶，共產國際是批准了這個計劃的，但他沒有講共產國際到底是如何批准計劃的。至於他後面專門補充了一句：“至少博古是這樣對我說的”，則說明他本人也沒有見到國際來的電文，是博古告訴他的。有的研究文章據此以為，共產國際早在長征出發前幾個月就同意了轉移的計劃，是博古和李德延誤了時機，導致中央紅軍能續消耗。這種理解應該是不確切的。
那麼，共產國際到底有沒有關於紅軍長征的明確指示呢？原文件沒找到，但是答案是肯定有的。
因為在1934年6月25日，在遵義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中這封共產國際回覆的電報被引用，全文如下：
“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即中央蘇區的簡稱)
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決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共產國際在電文中重點是要求在中央蘇區內仍能動員新的武裝力量，紅軍的抵抗力仍足恃等；當然也談到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問題，但這並不具有戰略轉移的性質，只是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說明共產國際對於中央紅軍擬定的戰略轉移，是有所保留的。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對於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的態度是曖昧的，既認為中央蘇區仍能堅守，又擔心紅軍主力株守蘇區會在強敵圍攻下遭受重大損失。其根本原因還應該是共產國際並不希望紅軍退出中央蘇區，進行遠距離的戰略轉移。當時在遠東、在中國，共產國際和蘇聯需要有一隻強大的抗日力量牽制日本，以減輕蘇聯在遠東的壓力。
共產國際的態度始終是對中國革命、紅軍、中央軍委“三人團”的決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為維持國共合作，就要求中共向蔣介石、馮玉祥、唐生智等不斷讓步。大革命失敗以後，共產國際、聯共（布）從使國民黨民主化、革命化的策略出發，短時間內曾想聯合廣東地方實力派張發奎。隨著南昌起義後張發奎暴露出反共態度，共產國際、聯共（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即無視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和爭鬥，完全反對中共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同某個地方實力派簽訂某種協議，實行暫時的聯合，為革命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如南昌起義後，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組織大革命時期部分曾在華擔任軍事顧問的人員討論起義前景時，契赫伊澤曾懷疑賀龍和葉挺，他說：“不僅需要把賀龍看作是追逐功名的軍閥，即靠剝削農村為生的中國這種特殊組織的軍閥。他出身農民不妨礙把他列人軍閥階級，而不列入農民階級他是個軍閥，是個狡猾的軍閥。我認為葉挺也應歸入這類軍閥。”“如果把勝利的希望建築在對這些人的政治信任上，那是可笑的。”表示“應該堅決地拋棄任何把賭注押在將領們身上的做法。”並提出了“取代他們的問題”。1929年9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廣西后，同國民黨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綏靖司令李明瑞建立了合作關係。俞作柏、李明瑞釋放了一批被關押的“政治犯”。然而，其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卻指責中國共產黨“對俞作柏有過幻想”，認為“他同你們要花招，旨在為了改組派的利益來利用共產黨日益增強的影響，並使黨或某些黨組織聽其擺佈。”“他們企圖控制起義的群眾，阻止革命運動的發展。”提醒“你們要想想過去的沉痛教訓和黨在這方面所犯的極為有害的錯誤”。在1933年5月下旬，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並重新謀求同共產黨合作。共產國際遠東局採取的策略是共產黨人“撤出軍隊，不投入戰鬥，加強在山西省方面的影響並準備將北方軍隊逐步轉為紅軍”。共產國際在回電中進一步指示：“馮玉祥與日本人有聯繫，因此對他要加倍小心。最好不要與他有任何聯繫。”對於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蔡廷鍇通過何香凝表示願與共產國際機構談判，“與紅軍一起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和南京”。共產國際指示遠東局：“不應當與第19路政府軍司令進行任何談判。”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坐看第十九
路軍失敗，失去了一次與國民黨內抗日反蔣派結成聯盟，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好機會。
三、軍閥陳濟棠與紅軍如何達成協議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順利突破了國民黨軍在粵贛、湘粵邊境設置的前三道封鎖線。中央紅軍順利通過粵北的客觀因素就是很好的與軍閥陳濟棠達成了“借道”協議。
1933年11月，蔡廷鍇發動福建事變時，粵軍陳濟棠也派出代表到中央蘇區進行停戰談判。9月中旬，陳濟棠派密使攜帶其給朱德、周恩來的親筆信到瑞金。周恩來、朱德很快接見了陳濟棠的密使。通過與密使的交談和閱讀陳濟棠的密信，周恩來和朱德判斷陳濟棠要求談判是有誠意的。此時，中央紅軍正在加緊準備戰略轉移，陳濟棠派人和談，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周恩來和朱德決定立即派人同陳濟棠談判，力爭達成停戰協議，為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順利通過粵境創造有利條件。接見之後，朱德給陳濟棠回覆了一封信，交給密使帶回。周恩來親自指導此次談判，並未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10月初，周恩來在瑞金召見了何長工，向他交代了與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一起去尋烏同陳濟棠代表談判的任務和有關注意事項。10月5日，潘漢年和何長工攜帶由朱德署名的介紹信前往尋烏羅塘鎮同陳濟柴的代表談判。談判進展順利，10月6日，雙方達成了如下協議：“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3、
解除封鎖；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我們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里。我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中央紅軍與廣東粵軍陳濟棠部達成秘密停戰協定後，博古將此事向共產國際作了彙報，共產國際還回電詢問，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讓主力繼續在蘇區內作戰。這也表明，直9月份，共產國際仍希望中央紅軍能堅持住，不退出中央蘇區，但並沒有明令禁止紅軍退出蘇區。隨後，由於國民黨破獲了中共上海局的電臺，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繫遂被切斷。中央紅軍在強敵壓迫下，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三、關於長征最終目的地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夕，沒有在部隊和地方黨政領導人中進行必要的解釋和動員工作。由於決策者強調行動保密問題，戰略轉移的計劃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各軍團被調到待命點後，博古、李德只對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中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隊幹部，直到最後僅知道一些暗示性的政治口號以及關於蔣介石對蘇區即將總攻的情況。師一級幹部在長征出發前一天才知道要撤出中央蘇區。
根據紅一軍團第一師師長李聚奎回憶：
1934年“10月15日，我師剛剛收攏集結於興國縣的東南地區，軍團司令部即派機要參謀送來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珠交代我和政委親收的絕密信及軍委關於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的命令和行軍路線圖，信中指示我們紅一師（包括軍團供給部和衛生部）為軍團右翼隊，於10月16日向信豐縣屬的新田、古陂方向前進。”
至於紅軍主力向何處轉移，師一級幹部乃至軍團領導均不清楚。軍、師級以下幹部、戰士更難以知曉，部隊行軍的地點一天一通知。但主要來自江西、福建，贛南、閩西根據地的中央紅軍幹部、戰士們，根據自蘇區創建以來的親身經歷就堅定了只要跟著共產黨走，革命就會勝利，人民就會翻身解放的信念。因此，儘管中央紅軍幹部、戰士並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但他們還是聽從指揮，堅定地踏上戰略轉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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