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逃離東京”,英國人開始養雞,疫情激發了人們的田園夢?

日本人“逃離東京”,英國人開始養雞,疫情激發了人們的田園夢?


作者:王不易

來源:物質生活參考(ID:wzshck)


01.


上個星期,日本因疫情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涉及東京、神奈川、大阪等7個都府縣。儘管不是嚴格封城,還是引起了輿論騷動。在推特上,“逃離東京”(東京脫出)成為熱門話題,一度被頂上熱搜。東京籍汽車牌照也開始出現在日本各個地方。


這令我想起一部日本電影——《生存家族》。講的是全球同步大停電的情境下,東京的一切處於停擺狀態:公共交通停滯,小家電無法使用,電梯、電腦、電視、電燈不能用,工作、學校、家庭所有場景都宕機。家庭主婦們蜂擁至超市囤貨,卻被告知刷卡機不能用,只能現金交易,去取錢,ATM機前早已擠滿了人……停電擾亂了城市的一切秩序。


生活受到阻礙的人們開始紛紛逃離東京。因為飛機場也停運,主人公一家人只好騎自行車從東京到鹿兒島。一路上他們基本回歸最原始的狀態,吃自然喝自然,錢買不到任何東西,只能“以物易物”。當面臨生存危機,勞力士還不如一瓶水或一斗米來得實在。


騎行108天后,他們最終到達了鹿兒島,過上了當地田園牧歌的生活。自己種菜、打漁,迴歸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雖然遠離現代文明,但好歹吃喝不足。他們就這樣生活了兩年。


仔細品品,城市真是脆弱的。它的一切供應都靠外界,它的自我運行能力需要太多其他因素的泵血。當資源無法供給到城市時,它變成一個大鐵籠、大圍城。所以災難來臨時、戰爭來臨時,人們會反向逃離,迴歸土地與水源,迴歸最基本的生存要素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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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停電當然是一個虛擬極端情境,但戰爭我們不陌生。


看關於二戰的非虛構作品《最後一役》時,第一章給了我一種震撼:盟軍不斷地轟炸柏林,美軍白天炸,英軍晚上炸,城市早已破敗不堪。資源被管制,“這些日子裡,人們做什麼事情都得排隊——等肉販,等麵包師,甚至在自來水管被炸斷時還要等水”。市民必須要手持食物配給卡,才能獲得食物。


那其中生存的人們,以瘋狂與理智交織的狀態盡力維持著平日的生活秩序:警察、郵遞員都在崗,動物園仍在開放部分區域,百貨公司在打折,列車還在運行,洗衣店、乾洗店、美容院生意還不錯,送奶工的搖鈴聲準時出現在路口……每天天一亮,柏林人會從防空洞、地窖中走出來,趕在美軍轟炸之前去上班,即便路基已經被破壞,上班之路需要花費幾個小時。


城市秩序在此種情況下仍能勉強維持,德國人性格的嚴謹與板正令人欽佩,城市慣性之大也令人震驚,但這層薄薄的秩序之下,埋藏著的是恐懼以及隨時可能發生的混亂。


與之相對比,住在偏僻地區的人們生活則截然不同。科爾布夫婦住在安靜、如同田園詩般美好的施塔肯分區,未曾受過炸彈洗禮,當城市主體遭難時,他們在考慮著該在花園裡哪個地方掛上吊床,到底是4月初種早季馬鈴薯還是再等等,他們還想種些菠菜、香菜和萵苣。


看來《白鹿原》裡白嘉軒對土地之所以如此執著,是有道理的。地是不會變的,而地裡能源源不斷地長出莊稼來。


大型傳染病疫情我們原本是陌生的,它存在於中世紀黑死病、存在於一戰期間、存在於非洲,而不存在於當時當下。2003年的非典以及後來的禽流感、豬流感是我們所經歷的傳染病,但其程度並未令全球亮起紅燈。而由去年底延續至今的新冠疫情,卻是《瘟疫遊戲》成了真。


疫情襲來後,城市人的第一反應是囤貨:囤糧食、衛生紙、口罩、避孕套。佔有一切可用資源,是城市面臨危機時普通人的第一反應。因為城市並不能直接“種”出點什麼。


在日本人“逃離東京”時,英國人在此時選擇回到“起點”,他們別出心裁地開始養雞了。原因是超市買不到雞蛋,而傳統英國人的早餐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兩顆太陽蛋。所以英國人決定養母雞,自給自足。連蜘蛛俠的扮演者荷蘭弟都養了3只母雞,成了“養雞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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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雞場的母雞供不應求,經理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以往要賣3個月的雞,1天內就賣完了,沒辦法,他們只能限購,每人只能買3只。隨之銷量暴增的是雞籠,一家時尚雞籠生產公司表示,3月16日-3月22日,歐美銷量提高了66%。


3月30日,《每日郵報》發了一則消息,囑咐英國民眾看管好自己的雞,因為偷雞現象近來十分嚴重,達到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個場景似曾相識,似乎是2個月前我們搶口罩時的樣子。母雞成了硬通貨,公雞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性別歧視。


其實,養雞是英國人應對不確定性的常規操作,二戰時期、信代危機時期,當他們認為最基本的生活供應會受威脅時,他們迴歸祖輩過日子的精華,開始養雞,自給自足,保證餐桌上兩顆蛋的供應。他們隨時準備部分地歸於田園。


現在,不止英國、日本,法國人也循著同樣的“逃離”路徑。《經濟學人》的報道稱,巴黎在3月17日封城前,有120多萬人倉惶出城,近五分之一的居民都溜走了,他們湧向了海邊和村莊。[2]傳染病疫情正在激發人們迴歸田園生活。


《衛報》寫了一段很美的話:“在這動盪的日子,自然界就像我們的避難所。葉子在綻放新綠,鳥兒在忙著做巢,栗子的嫩芽飽脹著。肺草的藍色和粉色像洛杉磯的晚霞一樣漂亮。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自然界讓人欣喜若狂。春天是合法的、免費的致幻劑。”[2]


在危機面前,城市人對自然和田園的渴望升至高點。鄉土像是一條退路,好像退回去人人就重獲了生存權。


02.


非危機狀態時,城市的教育、醫療、工作等資源像黑洞一樣吸引著人們。恩格斯在《大城市》中寫到曼徹斯特工人們的居住環境:街道曲折狹窄,房屋骯髒破舊堆擠在一起,河流臭氣熏天,工人住的房子僅僅是一個房間,幾乎沒有傢俱。城市是帶有齧齒的,啃傷著未受資源傾斜的人。可人們依舊願意留在這裡,為了謀生,為了它的種種福利。


但田園牧歌似乎歸根結底是人們的理想。城市越發達,這種理想的吸引力越強。反城市主義觀念最常見的話語表達便是對田園牧歌的懷舊式追憶。[3]


我看日本電影與日劇,總是能感到田園的召喚。《小森林》《哪啊哪啊神去村》《幸福的麵包》《凪的新生活》《海街日記》……都令人想要擁抱土地和綠色。


記憶最深的是山田洋次致敬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而拍的《東京家族》。住在瀨戶內海小島上的老夫妻倆從鄉下到東京去探望兒女,兒女們住在逼仄的屋子裡,事業也很忙,沒有時間陪他們遊玩,直到母親因病在東京去世。兩種節奏的碰撞至此而告一段落。


結尾時,父親抱著母親的骨灰回到鄉下,又回到了那個熟人人情社會,有山水,有花草,有鄰友,時間慢了下來。父親平靜地坐在只剩他一人的家裡,剪著指甲,偶爾抬頭看一下屋外的柴犬。


仔細想想,日本影劇中田園文化如此盛行的原因,大半也是因為城市壓力實在太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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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韓國開始產出一種慢綜藝,譬如《三時三餐》,也是以田園生活為背景的,中國將之抄過來後,變成了《嚮往的生活》。《嚮往的生活》雖備受爭議,但其關注度之高多少說明了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中的各種角色對田園的渴望。


這大約也是李子柒與華農兄弟走紅的原因。二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田園文化,將人們的“田園嚮往”變現。李子柒在外網獲得關注,恰也說明了不分國界,田園或許存在於人類的本性之中。


美國也有他們自己的田園崇拜對象——塔莎·杜朵奶奶。因為不喜歡都市的社交生活,塔莎·杜朵15歲就休學,搬到農場,開始自給自足的田園生活,結婚後也如此。農場沒有自來水和電,一切全靠自己,她卻甘之如飴,縫縫補補,侍弄花草,養了13只柯基犬。1972年,她佛蒙特州的山上建造了一座鄉間別墅,一個人住在那裡,直到去世。


塔莎·杜朵成為許多城市人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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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田園夢很容易被矯飾,李子柒的爭議來源於此。她所代表的田園生活,過於美好。這令我想到幾年前的終南山隱士潮。


2009年,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寫了一本《空谷幽蘭》,尋訪中國現代隱士。或許是受此影響,在那之後,終南山迎來隱士高潮。各種新聞層出不窮:“90後女孩隱居終南山7年,把生活過成了仙俠大片”“金領放棄百萬年薪 一身布衣隱居終南山”……


終南山上挑水、種地、曬太陽、喝茶和閱讀的慢生活吸引了無數城市人。這種潮流引起了國外媒體的注意,法新社的一篇報道中說:據不完全統計,有500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修行者隱居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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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隱居生活並不全如想象,山上有毒蛇、冬季零下20℃、物資貧乏……更現實的是,“隱居熱”帶來的租金上漲。撇去浪漫色彩後的隱居生活,枯燥得如同一把土。有人堅持,有人紛紛下山。


或許就像某位博主寫的:“我向往田園生活,但不想回農村,除非是日本電影《小森林》中那樣的農村。”


看來,秩序被打亂前,城市人的田園夢,多少仍帶著中產階級的幻想色彩。


參考資料:


[1].《被逼急了!英國民眾為何開始偷雞?》作者:王小哼 ,財經早餐。

[2].《為什麼封城前巴黎富人都往鄉下跑?》,作者:貝小戎,貝書單。

[3].《“反城市主義”與中國城市⼈口調控的譜系》, 作者:趙益民,《城市治理研究》 第三卷。


*圖片系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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