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尋找晉商領袖”談晉商精神傳承
誠實守信是晉商精神的靈魂，開拓進取是晉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濟是晉商的環境支持，務實經營是晉商精神的內在品質，經世濟民是晉商精神的永恆追求，這五種精神的相互促進成就了晉商五百年的商業輝煌。
既是“尋找晉商領袖”，就不能不從晉商的歷史中汲取營養，反哺現實。而在晉商曆史的遺留中，晉商精神之條線，實為穿越時空貫穿始終者。提起晉商，人們往往首先會想起山西眾多的大院，如祁縣喬家大院、太谷三多堂、榆次常家莊園、靈石王家大院等，這些豪華的宅院見證了晉商昔日輝煌的成就，晉商作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一個“縱橫歐亞九千里，稱雄商界五百年”的傳奇商幫，創造了東渡日韓，北達俄蒙，西越天山，南抵東南亞各國開展外貿活動的輝煌歷史，留下一個又一個的商業傳奇，在中國商業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晉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從客觀上分析，固然有其地理環境因素和歷史因素，然而山西商人發展的主觀因素卻更為重要。山西商人有著獨特的精神氣質，比如誠實守信、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等等，我們將其概括為“晉商精神”。正是這些“晉商精神”支撐並推動了晉商數百年來的商業領袖地位，可謂晉商之魂。
篤實不欺，信義為本的誠信精神
誠信是商業的首要秩序，也是晉商精神中最寶貴的財富。晉商認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信義為本，祿利為末”，“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慾，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喜辛苦，戒奢華”，經商雖然是以盈利為目的，如果堅守道德信義的根本，定能成功。
晉商之“信”：一是利以義制、立信為本。晉商在經營上不惜折本虧損，也要保證信譽。晉商在經營過程中能夠非常恰當地處理“義”與“利”的關係，堅持義利統一。晉商訓道中一句流傳最廣的口頭禪，就是“信義為本，祿利為末”。“信”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無形資產，它對廣大顧客有強大的吸引力，以致各地百姓購買晉商的商品，只認商標，不還價格。這是晉商商業興旺發達的源泉。二是守信為用、崇尚信譽。商業交往離不開“信用”這條紐帶，恪守信用，維護信譽是商貿往來中必須遵循的商業道德。晉商視信譽為命根，堅持信譽第一。強調做買賣必須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賺錢不驕傲，賠本不氣餒，寧賠本也不做玷汙商號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贏得客戶，山西票號在半個多世紀裡成為發揮中央銀行作用的金融機構，票號的管理機制自然有一些優勢。
然而，山西票號經營過程中講求信用則更為關鍵。1823年，雷履泰開辦的平遙日升昌票號成立，成為中國金融史上的創舉和革命。做金融生意，信譽是第一要義。山西票號能做到“一紙之符信遙傳，萬兩之白銀立集”，僅憑千里之外區區一紙匯票，萬兩銀子即刻提取，在當時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下，絲毫沒有相關的法規和金融制度加以制約和保障，要真正雄踞天下，如若沒有行業道德規範的魅力體現，如若沒有一種內在的商業精神支撐，是很難達到這樣的水平和高度。而晉商的票號，在中國金融業獨領風騷上百年，實現了“匯通天下”，歸根結底就是一個“信”字。1888年，英國匯豐銀行在上海的經理回國前，對晉商曾有過這樣一段評論：“這25年來，匯豐銀行與上海的中國人(晉商)作了大宗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之巨，但我們從沒有遇到過一個騙人的中國人”。晉商以誠實守信為商業精神，以雄厚資本為物質基礎，才創造出令世人矚目的商業輝煌。
不畏艱辛，敢冒風險的開拓精神
從晉商的發家史看，大部分起於寒微。為湊足經商本錢，有的不惜舉家籌資，有的甚至靠變賣妻子的首飾籌措。由於本小資薄，他們迫不得已從肩挑負販艱難起步。為取微利，他們別妻舍子、餐風飲露、冒險跋涉。在務實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觀念的支撐下，晉商不畏艱辛，走蒙疆，下南洋，渡東瀛，充分體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忍不拔的精神風貌。
山西商人到包頭經商，殺虎口是必經之路。有民謠稱：“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但是旅蒙晉商並不因此退縮，而是人越去越多，勢如潮湧。
張家口至恰克圖一段商路約有三千華里，地曠人稀，溯漠大荒，流沙無定。在這條商路上，夏季酷暑難耐，數日不見水源；冬天溯風呼嘯，氣溫至零下30攝氏度以下，途中凍僵凍死者時而有之，春秋兩季，時遇風沙驟至，填路埋人；間或突遭匪劫，丟命失財，死於天災人禍者，時有所聞。每次運貨頗費時日，約經數月至半年，若逢不順，有終年不得達者，至於赴外國經商，一去無回埋骨異域者，屢見不鮮。
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
在“努力自強，無少偷安”的精神鞭策中，在創家立業、光宗耀祖的前景激勵下，他們不滿小富，父創子繼，遍歷路途的兇險危機、商場的爾虞我詐，吃苦中苦，嘗難中難。晉商正是以這種“闢開萬頃波濤，踏破千里荒漠”的開拓進取精神縱橫於國內外商場，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清代，晉商已遍佈全國大小城市，幾乎佔領了全國市場。與此同時，晉商勢力還伸向俄國、日本、朝鮮、印度等國和南洋各地。因此，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於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和衷共濟，團隊合作的群體精神
山西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時期儒家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晉商對血緣關係更為認同和重視。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里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晉商的先輩們為使自己所創的家業，能夠傳續下去，總是嚴格地按照嫡庶之分，將其家業傳於自己的嫡子嫡孫，並且從對內親和外戚的區別上，先擇其內親輔佐經營，而後才是外戚，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個在血緣關係上以嫡系為核心、以內親為基幹的經商世家或商賈望族。如鹽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張家，介休籍范家，平陽籍亢家等等。除了這種血緣關係以外，在外經商的晉商，還以同鄉或同宗為紐帶組織和發展起來的一些以同鄉為主的商幫。如太原幫、汾州幫、聞喜幫、平陽幫、澤潞幫、蒲州幫，以及祁縣幫、太谷幫、平遙幫。
清末，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國內外商業競爭力量也在加強。如中俄恰克圖貿易，長期以來一直為晉商壟斷，商號最多時達120餘家，各商號組合成商會，維護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對外，與同行競爭，使外幫勢力無法涉足其間。與此同時，晉商於異地經營，特重鄉情，同舟共濟，且熱衷組織同鄉會和會館。晉商會館主要是作為商人議事和處理大小商務，舉辦公益事業的辦事機構，同時它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約束同鄉或同行商人某些不道義行為、應對抵制官府不合理要求、維護商人共同利益的作用。晉商正是憑藉著群體的力量，避免了因勢單力薄帶來的困境，減小了在陌生環境下的經營風險，同時進行同行間的經濟管理和協調，避免內部爭鬥，一致對外，從而創造了一個個的商業奇蹟。
審時度勢，靈活多變的務實精神
明清晉商成就斐然，與其經營謀略應用得當有關。他們正確吸收古人經商經驗，在經營活動中善於審時度勢，靈活機動。
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當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隴、東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經商時，他卻深思熟慮看中了到人們不願意去的長蘆鹽區去經商。當時長蘆鹽由於官僚顯貴、勢豪奸紳上下勾結，使這一鹽區的運銷不能正常進行，商人紛紛離去。但王海峰在瞭解該鹽區運銷史、鹽政情況的基礎上，審時度勢，斷然決定在長蘆鹽區經商，並向政府提出了整頓鹽制、杜絕走私的建議。後來，長蘆鹽區經過整頓，鹽的運銷又繁榮起來，鹽商又蜂擁而至，長蘆鹽區的稅收也隨之比過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為這一鹽區的著名富商。又有盂縣商人張芝，尤善審時度勢，“時邑帽賈素有毛氈冠於南者，值吳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價收其貨毅然往，至半途適藩削平，國家偃武修文，貨售如流水，……家計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謙光經營山東鹽，“累致萬金，時鹽運日弊，知已不可為，乃決計棄去。後山東鹽務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時謙光謝業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謙光遠見。”這些例證都說明，善於審時度勢，是經商成功的必要條件。
商場行情瞬息萬變，消費者要求也不斷變化，故商業活動必須靈活機動，善於組織顧客最需要的貨源，才能達到購銷兩旺。如旅蒙商經歷200餘年長久不衰，其中有一條經驗就是組織貨源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蒙古牧民以肉食為主，喜飲磚茶，大盛魁便自設茶莊進行磚茶的加工，滿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歡穿結實耐用的斜紋布，大盛魁便大量組織貨源，滿足供應，並將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習慣，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選購。蒙靴、馬氈、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壺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習慣要求，專門加工定做。到後來，蒙古牧民只要見是大盛魁記商品就爭相購買。蒙古牧民過的是遊牧生活，居住點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採用流動貿易形式，組成駱駝商隊，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帳篷中做買賣，對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區貨幣經濟不發達，大盛魁便採取以物易物和賒銷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現金，而以牧民的羊、馬、牛、駝和畜產品、皮張等折價償還。由於大盛魁商號貨源組織有針對性，營銷方式靈活機動，從而在蒙古草原的經商活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愛國愛民，兼濟天下的奉獻精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曾說過：“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在晉商興盛的500年中，晉商繼承了民族自強的優良傳統和愛國主義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英帝國主義的福公司與山西政府簽訂了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資源章程20條，對山西的礦產資源進行掠奪。面對這種喪權辱國的情況，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爭礦運動。以祁縣三晉源票號財東渠本翹為首，聯合祁縣、太谷、平遙各票號從英國人手中爭礦、贖礦。持續十多年的鬥爭，晉商終於衝破層層壓力取得了勝利，這場鬥爭稱得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愛國的壯舉，被史學家稱之為是 “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
不少商人不僅自己以身作則，對自己的員工也提出了經世濟民的要求。
喬致庸對票號裡的夥計要求很高，他教育僱員不僅要有遠大的目光，而且要有真才實學，心裡要時刻裝著老百姓，為老百姓排憂解難。在喬致庸看來，人的抱負越大，他追求的目標就越大，越能考慮到全局，考慮得長遠，事業之基才能昌盛永固。即使店裡的普通夥計，都應有崇高追求與社會責任心。喬致庸一生心繫天下，始終以取之社會，報之社會的責任意識，來教育要求員工和子弟。在喬致庸的引導和影響下，其侄子喬景泰一舉考取狀元，出使德國，併為收回洋人強行開採的礦山做出了貢獻。而喬致庸正是基於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胸懷天下，經世濟民，以天下蒼生為己任，以此作為自己畢生的壯志和追求，才使喬家的資財富甲天下，事業鼎盛輝煌，喬致庸也成為清末最富有的商人。
總而言之，誠實守信是晉商精神的靈魂，開拓進取是晉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濟是晉商的環境支持，務實經營是晉商精神的內在品質，經世濟民是晉商精神的永恆追求，這五種精神的相互促進成就了晉商五百年的商業輝煌。晉商以“凌絕頂”的眼光和魄力，敢為人先，吃別人吃不了的苦，做別人不去做的生意，創別人沒去想的行業，從而將商業影響力發揮到極致。以行業高端和高端行業的絕對優勢，創造出貨通天下、匯通天下的時代影響力。著名維新人士梁啟超認為：“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誇於世界人之前。”
本世紀以來，新一代山西商人再度引起世人矚目，像以郭臺銘、李彥宏為代表的一大批山西籍商人和廣大山西本土商人正在繼續創造著晉商“豪商大賈甲天下”的輝煌成就，正在演繹新的宏世巨篇。他們獲得成功的源泉無一不是靠著艱苦創業、開拓進取、誠實守信、務實經營這些老晉商遺留下來的珍貴品質，可見晉商精神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2015年，是山西淨化政治生態、全面深化改革、推進法治建設、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的重要一年。在我省轉型發展、跨越發展的過程中，新一代晉商是山西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是山西新跨越的重要支撐和推動，是山西商業的未來和希望。
面對新時代的要求，新晉商需要做的，是強化晉商誠信意識、開拓意識、合作意識和創新意識，繼承和發揚光大晉商“人通、貨通、匯通”三通天下的魄力和業績，開拓進取，立足資源、資本、創新的融合，學習晉商“以誠為本”“義中取利”“無德不成商”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借鑑晉商的經營、策略、管理方法，以及在市場取向和資金運作方面的成功經驗，實現以資源換資本、換思路、換髮展，制定高起點、高定位、高目標，創新思路、技術、業態，最終實現新時期的新轉型、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