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由于疫情的缘故，有关抑郁症导致青年人自杀的新闻最近集中被报道，某种程度上这很可能引发“闹铃效应”——怎样快速地讨厌一首歌？把它设成闹铃——如果今后由于这种集中报道，人们对抑郁症都见怪不怪了，那才真像一场后现代寓（feng）言（ci）。
有两种东西能加速一种社会心态的传播：疫情和现代化。如果说加缪的《鼠疫》描述了前者，那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便可看做后者。
从狄更斯、易卜生，到贝克特、萨特，他们无不在世界的现代转型中，将社会心态的嬗变贯穿于作品。工业社会的人比农业社会的人有着更多期待和选择，更重要的，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总觉得应该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但世界并不许诺任何人的规划，因此绝大多数的“追寻”最终都变成了“等待”——等待成了另一种寻找。
在剧烈而浓缩的现代化历程中，人的精神世界袒露在一个“有选择，但没选项”的纷乱环境，一个“缺乏养分”的功利社会，让人弄不清自己到底在等待什么。
《等待戈多》剧照
这是一个缤纷的，给予人选择和憧憬的世界，然而不管你做了什么，你跟别人没有任何不同。所有选项本质上并没有带来个人想要的“人生”，加缪把这种状态称作“辛酸”。
“抑郁”作为一种社会心态，它意味着徒留寻找的渴望，却不能再出发。《三姐妹》中的三姐妹抱怨边远小镇的无聊，一直说着要到莫斯科去。然而莫斯科并不是那个莫斯科，只是一个幻想的、却不能承担幻想的地方。
“北上广”是否又能承担的了我们的幻想呢？
我们是否成了“等待戈多”的一代人？等待的结果是选择的虚无，存在主义称其为“荒诞”。现代社会，自我意识驱使人追求自由，认为选择决定人生，于是他站在自己麻木的过往面前感到恶心；然而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面前，他发现一切都不是必然，选择什么似乎也失去了重要性，此时人就面对了荒诞。
我们当前流行的话语体系宣扬相信个人的力量，这就非常类似于西方宣布“上帝已死”，但世界突如其来的不确定却让这种“人定胜天”的心态面对了荒诞，让人回到“有限性”的现实中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有限，励志观念将导致挫败感。
贝克特
这时我们就面临两种情形：一种是哲学上的清醒和社会现实的扭结，既感到选择之轻与无谓，亦发现选项的本质雷同，实际上的无可选择。另一种则如现代戏剧先驱斯特林堡所描述的：在原生家庭中经历了自由选择的朱丽小姐，投入社会却发现仍然处于一个前现代的世界，多数人仍然严守生活的必然定律，于是这个在意识上超前的贵族小姐就疯狂了、焦灼了。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断层。
一个拥有了面对荒诞的清醒的人，就是在等待戈多。所谓抑郁，就是陷入了任何选择的无谓、无可满足和无可安慰。弗洛伊德认为人有“生本能”和“死本能”，那么等待也可以分为对外和对内。当个人选择无法为人生找到出口，他便转为等待。对外等待时代的改变——但这个不是自己能控制的，相当于这个出口也被封住，那就只剩下对内的等待，那个永恒而实在的依靠，即个体的死亡。
每个抑郁人士都活在平静的绝望中。
因抑郁症去世的罗宾·威廉姆斯
《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找各种事情做，发明各种事情做，打发无聊的时间，就像充斥我们时代的娱乐，然而都方生方死，不留印痕。
我们在求学中观望，在生活中观望，在一个不经心的工作中观望，总在期待“下一个”，等待那个幻想中的“彼岸”，然而在观望等待时，我们是否已经浸入其中？
也许等待不该再指向未来，或是不要再依赖未来，“为了准备而准备”的人生是焦虑的，“成为自己”才是活在当下的希望，相信一个有限的自己仍能做出合适的选择，毕竟，人生能遇到的最美好的事，就是“合适“。
“希望“是一个轮回，相信则是智慧的开始，也是从看到荒诞的清醒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