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日，数十棵主干较为粗壮的果树已系上一条细细的红绳，绳上挂着深蓝色的牌子，写着“此树经鉴定已超100年，依法列为古树保护对象，禁止破坏”。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图）
2020年12月21日，一年中日光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里，志愿者魏哥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和链接：“古树名录终于加进去了，顺祝冬至快乐”。
我打开链接一看，原来是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在2020年12月14日官宣，将云埔街笔村大坑山内经认定的51株三级古树（树龄100-299年）予以公布（http://www.hp.gov.cn/gkmlpt/content/6/6984/post_6984076.html#4156）。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官网截图/图）
这是我听到的最让人愉悦的冬至祝福。2020年12月10日，我的稿件《被毁的古荔枝树——有了鉴定报告，却未等到古树“身份证”》刊发，从9月份开始采访到12月稿件刊出，这些命途多舛的古树一直都是挂着蓝牌的“临时工”，不算在册的古树名木。
而为古树“要个身份证”的行动，则已经整整一年半了。文章开头的志愿者魏哥正是参与者之一，我和他从未谋面，但他是我操作稿件两个月来最关心稿件进展的人，比编辑催稿催得都紧。
稿件操作时间很长，很大原因是我一直在寻找答案：为什么一年前，村民找专业机构给古树做了鉴定报告，相关部门却反复说这块地没有在册古树名木？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古树的认定和管理涉及多个部门，过程复杂冗长，法条规定有亟待明晰的地方。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这几十棵命运多舛的荔枝古树，很难想象广州还有这样的田园风光。乡间小路上不见人影，都是脖子一伸一缩的小鸡，颇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恬静气质。
但寻找答案的过程，仿佛拾阶而上，一步一步，比想象得艰难。我一开始接触的是村委会，我猜他们大多为本地人，又距大坑山最近，可能更了解古树的情况。不过，村委会让直接找街道。街道方面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则说，街道只是一个“中介”的角色，把土地从村里收上来给土地储备中心，古树的具体情况他们也不了解。
谁了解呢？广州市园林局的工作人员说“属地化管理”，黄埔区的古树应找区相关单位。从黄埔区规自局和区住建局的采访中，我才知晓这是一次遗憾的错过。主管部门已知晓这里有古树，但未来得及展开全面普查和登记造册，没有挂牌的古树才会在用地单位超范围采伐中被误伤。
很早就参与此事的吴佩珍律师感慨：在这么多人的奔走帮助下，古树还是被毁坏迁移。的确如此，村民拿到了这么多的盖章文件，古树还是走到了这个地步。
“请各养护责任单位、权属单位站在对历史负责、对自然负责的高度，对所公布的古树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黄埔区人民政府最新公告的言辞意味深长，算是在成都“桂花巷里无桂花”事件后又了结了一桩树木疑案。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规划系教授许浩对我说，正因为成都桂花树事件如此轰动，所以大家更加关注到承载观赏和历史文化双重意义的树木本身。其实，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保护古树名木的急迫性、重要性，且有法可依，只是在城市行政区以外的地方，调研力量不足，要保护古树太难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20年是人造物质量第一次超过全球生物质量的一年，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在不断增加。这些为古树奔走的人，关心的不只是古树本身，还关心在信息公开和法治严明的当下，城市到底要如何平衡扩张的欲望与脆弱的生态。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