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結拜兄弟”，中國人絕不陌生，還頗有幾分親切感。
《三國演義》中，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故事被傳為佳話。《隋唐演義》中，秦瓊、徐茂公、程咬金等四十六人在賈家樓結拜，演繹出一段滅隋興唐的英雄傳奇。
“結拜兄弟”的故事膾炙人口。譬如《水滸傳》的108將，《射鵰英雄傳》的江南七怪，《天龍八部》的喬峰、段譽與虛竹。連《西遊記》裡的太宗皇帝與唐僧、鎮元大仙與孫悟空，都成了結拜兄弟。
在真實的歷史中，“結拜兄弟”的事例非常多見。譬如宋太祖趙匡胤，早年就與李繼勳、石守信、王審琦等軍官結為了異姓兄弟，為日後“黃袍加身”奠定了人脈基礎。
直至晚清民國，以“拜把子兄弟”為核心的各種會社依然大量存在，如哥老會、小刀會、青幫、洪門等。
可以說，在兩千多年的傳統社會中，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江湖草根，“結拜兄弟”的情形廣為流行。
然而到今天，“結拜兄弟”彷彿已成傳說，越來越罕見了。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有人說，是因為社會風氣變了。也有人說，是因為政治制度變了、法制環境變了。有沒有更深刻的原因呢？
從秦皇漢武直到宣統退位，中國社會一直是以傳統農業為主體。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的工商業文明強烈衝擊到古老中國。李鴻章驚呼，這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¹。
正是因為大變局到來，使得“以農為本”的中國社會形態發生了深刻改變，傳統倫理受到巨大沖擊而變化，“結拜兄弟”等文化現象也必然隨之變遷。
換言之：“結拜兄弟”現象之所以沒落，是因為工商業文明取代了傳統的農業文明。何以見得呢？
我們知道，傳統農業社會以血緣家族為基本組織。“人口+土地”是核心生產力；人丁興旺、家族成員互助，是普通家庭生活的關鍵保障。儒家文化正是根植於這樣的土壤。
古代為什麼會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說法呢？因為，如果一個家庭無後（特指男丁），就沒有後續勞動力，就難以保障將來的生產與生活，父母養老、香火傳遞也成了問題。
所以，古代中國人如果沒有生兒子，一定要想辦法過繼一個，或者認養乾兒子。如果一個人沒有親兄弟、或兄弟很少，結拜異姓兄弟就成了一種彌補方法。換句話說，“結拜兄弟”是血緣關係的延伸和放大。
如果遇上民不聊生的亂世，強化家族力量、壯大類血緣網絡，就成了自我保護的重要措施。“結拜異姓兄弟”也更有必要了。
老話講：“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結拜兄弟”雖說不是親兄弟，但因為彼此認同、歃血為盟，也是可以相互依靠的力量。“桃園結義”的劉關張就是這種關係，瓦崗寨、水泊梁山的結義兄弟也是這種關係。
在“以農為本”的傳統社會，家族成員彼此依靠、兄弟姊妹互助、結拜兄弟相互照應，形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生存保障機制。
我們讀古代小說，常見這樣的故事：某位寒門子弟上京趕考，親戚本家往往要資助路費。某人流落江湖，常會投奔自己的拜把兄弟。
很多時候，“結拜兄弟”比一般親戚更可靠。為啥呢？因為當初結拜時，他們會焚香立誓：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劉備、關羽、張飛就是這樣，他們被世人看作是“結義兄弟”的楷模。
不光是劉備，曹操和孫權的創業，也是大大依靠了本家兄弟和異姓兄弟的支持。夏侯家兄弟（如夏侯惇、夏侯淵）一直是曹操陣營的核心骨幹。而孫權與周瑜的關係，也是典型的“親戚+異姓兄弟”。
從本質上講，“結拜兄弟”或“結拜姊妹”，就是家族血緣關係的延伸，是一種“類血緣”關係。而家族血緣關係，正是傳統農業社會之基礎。
理解了這一點，你就能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特徵，也更能理解儒家倫理的實質。
孔子畢生推崇“周制”。周天子與主要諸侯是什麼關係呢？就是家族血緣關係。譬如魯、衛、燕、晉、鄭等國的國君，就是周天子的本家兄弟。姜姓齊國、申國是周王室的聯姻家族（周武王、周宣王的王妃都來自姜姓部族，周平王的母親是申侯之女）。“周制”就是家天下。
西周分封
光武帝劉秀創業的時候，開頭依靠兄弟族人起兵，後來依靠一大幫異姓兄弟奪得天下，他們被尊為“雲臺二十八將”。
東漢建國以後，皇室與功臣家族聯姻，當年共同創業的“把兄弟”成了外戚家族，夥伴關係又疊加了血緣關係。
這種由“類血緣”關係轉化為血緣關係的例子比比皆是。
譬如，張飛有兩個女兒嫁給了劉備之子劉禪。夏侯惇之子夏侯楙娶了曹操的女兒。孫權的兒子孫登娶了周瑜的女兒。
再譬如，我們常在歷史故事中看到這樣的情節：兩個結拜兄弟交情深厚，於是便指腹為婚，提前結為兒女親家。很多皇帝為了籠絡人才，常把新科狀元或功臣子弟招為駙馬。
我們通常把傳統王朝叫做“家天下”。但是請注意：統治天下的可不只是皇帝一家人，而是以皇家為核心的、龐大的血緣關係網。
兩千多年來，王朝幾經更迭，但中國社會始終籠罩著一張血緣關係的“大網”。
在統治階層，皇親國戚處於中心，公卿貴族是第二圈層，他們的門生故吏將關係網延展擴大。在民間，血親家族是核心，“結拜兄弟”是關係網的延伸。
傳統中國人的生存結構是什麼？就是血緣和類血緣關係交織的“關係網絡“。
儒家倫理為何長期成為主導？因為它有效維繫著傳統社會的血緣親族關係。只要看看其核心概念，你就會一目瞭然。
在儒學倫理中，“國”與“家”相對應，“君臣”關係對應著“父子”關係，官員俗稱為“父母官”。儒家提倡對君主要“忠”，對家長要“孝”；對待兄弟朋友要“仁義”，絕不提倡“利”字當頭。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²。
在傳統社會里，資助親戚朋友被認為是善舉；假如你要收取利息，則會被看作是小人。反之，如果受資助的人將來做官或得勢，也必須回報資助他的人，否則就是“忘恩負義”。
這種資助與回報形成一種十分複雜社會關係網。於是乎，託親靠友、投桃報李、裙帶關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成為了必然產物。
這種文化綿延兩千年，造就了一口難以逃脫的“大醬缸”。
自漢武帝“霸出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倫理深入官方與民間，也被江湖社會認可。凡結拜兄弟，都講究“忠、孝、仁、義”，
尤其是“義”字當先。從“桃園三義”到梁山好漢，從的“天地會”到義和團，不同時代的“結拜兄弟”理想不同，但有一條道德準則是相同的，那就是“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如果一個人對利益斤斤計較，與朋友算得清清楚楚，那就算不得“兄弟”。這與“君子恥言利”的儒家倫理很一致，也與“重農抑商”的王朝國策相契合。
“以農為本”的傳統社會很漫長，儒教倫理很悠久，“結拜兄弟”的文化也是源遠流長。
然而近代以來，西方商品伴隨著堅船利炮衝破了中國的國門。“天朝上國”之夢破滅，儒家禮教走下神壇，工商業文明開始興起。
以農為主、以血緣親族關係為紐帶的傳統社會，開始了艱難轉型。這就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1842年《南京條約》簽約場景
大變局的核心是什麼？是傳統中國的農業文明不可逆轉地轉向了工商業文明。
中國傳統社會的三個“基礎”，正在被工商業文明打破。這也是“結拜兄弟”不再盛行的深層原因。到底是哪三個“基礎”呢？
首先打破的是傳統社會的血緣關係網。
傳統農業靠天吃飯，既無金融系統，更無社會保障。如果離開親族成員的互助，遇到修水利、建新房、婚喪嫁娶等大事，一家人的力量往往不夠，更不要說遭遇自然災害、兵荒馬亂的時候了。
所以，重視血緣家族、重男輕女、結拜異姓兄弟等傳統習俗必然會形成，這是生存狀態決定的。
近代工商業文明興起，是以社會大生產、開拓大市場為特徵。與工業革命相伴而生的，是源自西方的銀行業、保險業與股份企業制。這些新生事物，必然要打破血緣關係的羈絆和熟人社會的侷限。
想想看，血緣關係再龐大、結拜兄弟再多，能支持大規模的航海貿易與跨國貿易嗎？越到現代越不可能。
其次，傳統的“義利”觀念要被打破。
工商業以追求利潤為目標，親兄弟也要明算賬。在商業經營中，股權就是發言權，利潤也是按股權分配。無論你是劉皇叔，還是宋公明大哥，都不能例外。
恥於言利、“義”字當先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朋友聚餐都流行AA制。“兄弟有難，傾囊相助”，現在有幾人能做得到呢？
第三，江湖道義已成往事，法律規範無處不在。
我們看歷史小說或武俠傳奇，常為“結拜兄弟”而感動。他們行走江湖，快意恩仇；是兄弟不分彼此，為朋友兩肋插刀。
《三國演義》第十五回講：張飛丟了徐州，失陷了劉備家小，急得要自刎謝罪。劉備趕忙奪劍安慰道：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縫；手足斷，安可續？
這些都是過去的傳奇。你若模仿江湖俠客，小心被警察請去。你若學劉備那樣說話，小心老婆罰你跪鍵盤。
既然三個“基礎”都被打破了，“結拜兄弟”的文化土壤也就不存在了。但為何我們能看到：某些地區還留存著“結拜”現象呢？
要知道，文化習俗具有強大的慣性。至今，仍有一些非常重視血緣和地緣關係的地區，同族、同鄉之間的合作與互助非常活躍，從中能看到“結拜”文化的延續與演變。
另一方面，為自我保護而結拜兄弟的地區，往往是商業文明不發達、法制管理不到位、社會保障有欠缺的地區。
想想那些遠離故土、在異鄉打工的農民兄弟。他們脫離了熟悉的親友圈，又難以在陌生的城市落戶。他們結拜兄弟或參加同鄉會，只是為了彼此關照和多一些歸宿感。
社會在變革，文化習俗亦將隨之而變。追憶也罷，留戀也罷，期望復興也罷，終歸不能改變其必然趨勢。“結拜兄弟”是如此，很多傳統文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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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出自李鴻章1874年呈給同治皇帝的一份奏疏。
注2：出自《論語·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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