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胜败与国力，军队素质，武器装备，天时、地利都有关系，不是军队人数的多寡就能决定的。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军事案例不计其数，比如牧野之战、柏举之战、阴晋之战还有淝水之战。今天来说一说以少胜多的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里,有八回书写赤壁之战,其中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周瑜与孔明策划的火攻。其次是写曹操的骄傲自大,以致慘败。作者有意回避了当时曹营中所发生的大瘟疫(据今人考证为血吸虫病),造成军队减员、士气低落、战斗力削弱的事实,从而突出了火攻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曹操占有压倒的优势,他号称有八十三万大军,虽然这不免有所夸大,但至少也有二三十万人马。而孙刘联军总共オ有五万人左右。周瑜的一把火,就定了乾坤,未免有点玄。其实,造成一个大战役的胜败,原因是很多的,有必然性的,也有偶然性的。在一定条件下,偶然的因素,有时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史料来看,曹营发生瘟疫,大大有利于孙刘盟军,使他们轻易获胜。
《三国志・武帝纪》云:“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说的是曹操因“大疫”而主动从赤壁撤军。
《三国志・先主传》云:“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遺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军引归。”赤壁一战,曹军失利,固然是由于周瑜的火攻,同时也因为疾疫,吏士多死,曹操不得不北撤。
《三国志・吴主传》载。“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具进,週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这里说得更具体。曹兵因饥疫,“死者大半”,他们只好在撤退前把还剩下的船烧了。
《三国志・周瑜传》載:“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迎击)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驻扎)江北。瑜等在南岸。”“已有疾病”的曹军,当然没有战斗カ。曹操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引次江北”。
《三国志・郭嘉传》云:“太祖(曹操)征荆州还,于巴丘(今湖南岳阳)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郭嘉字)在不使孤至此。””所烧的船,可能是赤壁之战后剩下的。
这些记载基本相同。说的是,赤壁之战时,曹操的军队由于疾疫蔓延,丧失了战斗力,在赤壁与孙刘盟军遭遇时被打败了。
注释《三国志》的裴松之,研究了当时的各种史料,对于赤壁之战的胜败作出了较客观的论断。他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天灾是造成曹操在赤壁之战失败的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
长期以来,对于参加赤壁之战各方的得失成败是非功过,多有争论。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吴晗等同志,也先后提出要重新研究赤壁之战的看法。如何更正确地论述赤壁之战,有待于史学界进一步探索。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演义》的作者要回避写曹军疾疫?从文学创作上来看,他不写天灾,专写人事,这是很高明的。这样,可以集中笔墨更有成效地去歌须他的英雄人物,写他们在“人事”的斗争中的大智大勇,表现他们的远大抱负,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试想,要是把曹操的将士写成染上疾疫,个个有气无力,不堪一击,稍一接触,就自动撤退,又怎能显出周瑜、孔明等人的英雄本色呢?可见,《演义》回避写瘟疫,是为了更好地描写人物。通过战争去刻画人物性格。这也是史学与文学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