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洪秀全，算是个历史名人了，他一手领导了清末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自1850年底开始与清军展开武装对抗，太平军只用了三、四年时间便席卷大江南北，建立了政权，定都天京（南京），和满清王朝对峙而立。
但没过几年，太平天国就土崩瓦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对于其败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战略指导失误说”、有“腐败说”、有“内讧说”等。这些原因都是原因，但又不是根本上的原因。其根上的原因之一是——文化层次低下，文化是太平军的一块“短板”，决定了它根本装不了多少水。
洪秀全本来是个读书人，他有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梦想——参加科举，光耀门楣。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先后4次考秀才居然全都落榜，洪秀全怒火攻心，大病一场一度昏迷，病愈后发誓再不应试，并对让他“饱受侮辱”的儒家典籍恨之入骨。
秀才相当于现在什么学历？大概与现在的本科第二批差不多，只要智力正常，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考上的。但是洪秀全到底是没有考上，所以，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自身就不是个学问高深之士。
道光十六年，洪秀全接触到了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西方基督徒传教所用的书籍。洪秀全从此不再做儒生，改信了基督教，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牌位。虽然从没读过《圣经》，但是洪秀全却开始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自称上帝次子，耶稣的弟弟，“拜上帝教”由此创立。
只不过洪秀全虽然抛弃了儒家典籍，但是毕竟他的知识大多来源于此，所以在早期编写《原道救世歌》等书籍时，仍旧援引了不少儒家典籍，书中所描绘的美好社会形象也不过是儒家大同说的翻版。可以说，洪秀全最开始还是在“借助儒学”来宣传他所谓的“上帝”的。
此时的洪秀全，深知儒学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不敢贸然对儒学进行全方位的攻击。但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洪秀全的信心迅速膨胀，对待儒学就不再那么客气了，将胸中积压已久的怒火、仇恨全部释放了出来。洪秀全喜欢装神弄鬼，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心理，视儒学文化为寇仇。
太平军兵锋所到之处，造成的文化浩劫十分惨烈。他们到处毁孔庙、砸神像、拆改庵院，在其统治区内，所有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皆焚毁一空，“寺观庙宇，或焚或拆，无得免者”。洪秀全下令将儒家典籍定性为“妖书”，一律焚毁，并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
时人记载太平军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国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这样大规模的“焚书”运动，足足持续了长达一年的时间，被焚毁的经史、文章、典籍，不计其数。
中国历史上，起义造反者数不胜数，这里面有正义之师也有暴戾之徒，但是他们往往遵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尊师敬道，还是会祭祀神仙，不敢冒犯孔子。而洪秀全的太平军却偏偏做下了，这件数千年的造反者都不敢做的事！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这是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
秦始皇烧书是为了集权专政，而太平天国烧书则仅仅出于洪秀全的私愤——因早年科举落第，而积恨在心。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三江两湖地区，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知识分子对这种野蛮的文化破坏更是十分痛恨，曾国藩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是什么人？当世大儒，后世称为“半个圣人”，作为一名正统的儒家卫道者，他岂能坐视不管？
1854年2月，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开始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他痛斥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砸孔庙，毁佛像”等等败坏纲常伦理的举动，表示他们是比之前的起义者更凶恶的敌人，“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
曾国藩指出，太平天国一旦得势，将“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他号召天下读书人：“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手安坐！”这使得整个清朝的统治阶级警觉起来，开始联合对付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的成功，意味着这些既得利益者将一无所有。
曾国藩的湘军，以儒生为骨干，主要将领皆有进士、举人、秀才等功名，他们对太平军的焚书之举恨之入骨，因此对太平军也是血腥镇压，手段冷酷。
洪秀全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是被封建科举制度迫害的才子。可仔细一读其作品，实在不能恭维。所谓“十该打”，简直连打油诗都不如，狗屁不通。他的儿子从小只读他的这些作品，被教成了傻子，临死居然写出个“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意保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成贼子总难逃”的打油句子。
文化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传播的动力，在平时，文化就是生产力；在战时，文化是战斗力。没有文化的太平军，难免鼠目寸光，思路狭窄，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取得小胜就忘乎所以，大肆封王、争权夺利、贪图享乐，自相残杀。洪秀全视知识分子为仇敌，拒不与上层文化接轨，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