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廣華 |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特聘教授 朱美華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從根本上說，全球化的發生、發展和終結是由技術進步、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收益和成本決定的。目前我們正面臨的“逆全球化”，其端倪很早就已經出現，正被國家間和國家內部利益的分配問題推向高潮。同時，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機器人為標誌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將使收入分配問題進一步惡化，並最終導致本輪全球化走向終結。為此，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社會團體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而極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必須重視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為下一輪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7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一、引言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來勢兇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現為英國脫歐和中美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摩擦。這股浪潮不僅顯著拉低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也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嚴峻挑戰。比如，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因美國拒絕聘任仲裁法官而名存實亡，其他幾個國際機構也因美國的退出而受到嚴重影響。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這股“逆全球化”浪潮尚未出現減弱的勢頭。其實，所有這些重大事件並非意外，關於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衝突和對立，筆者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預測到了，並於2009—2011年間提出了應對策略，包括在國際上努力構建並改善與印度的關係，在國內則要大力推進城市化，同時千方百計保持低調、韜光養晦以爭取更多年的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筆者還早在2018年3月15日預測到了中美貿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接著在2018年4月6日明確指出這次的貿易摩擦將是全球性的。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國內外仍然有不少人對這股“逆全球化”浪潮或中美衝突抱有期望抑或是幻想，更多的人甚至是主流的觀點堅信全球化不可阻擋。比如，筆者於2018年10月在世界經濟學會的年會上做主旨演講時提出，不能排除本輪全球化終結的可能性，但遭到了大多數嘉賓包括權威人士的反對。這種判斷上的差異無疑來源於對本輪“逆全球化”根本原因的認識上的不同，並將對國家的外交、政治、經濟甚至社會發展戰略的制定產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響和後果。
基於上述背景，作為一家之言，本文旨在提出一個大膽預測或猜想，即本輪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將是區域性或零碎的全球化。這個預測主要基於以下三方面的考慮：（1）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在中短期無法獲得妥善解決，這將從根本上進一步扭轉以往的親全球化政策；（2）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機器人為特徵的第四次技術革命正在改變全球分工格局，將不斷降低跨國貿易和對外投資的必要性；（3）作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的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很難調和。
本文餘下的內容安排如下：作為背景，第二部分簡要回顧前三輪全球化的發展歷程，並歸納總結全球化的利弊；第三部分從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等方面討論當今的“逆全球化”浪潮，試圖說明本輪“逆全球化”早在十多年前就露出了端倪；第四部分探討當今“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第五部分結合第四次技術革命，展望（逆）全球化的未來。最後，第六部分為結論。
二、前三輪全球化
（一）前三輪全球化歷程
關於以往全球化階段的劃分，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筆者就認為最早有記錄的全球化始於中國的漢朝，以張騫出塞，並最終開闢絲綢之路為起點。但國外主流文獻如Williamson把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作為第一輪全球化的開端。新航路的開通促進了世界黃金、香料、農產品貿易和東西方的文化交流。16世紀末，伴隨著殖民主義的擴張，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向全球蔓延，由此開啟了新舊世界之間的國際貿易，世界市場開始形成。
發軔於18世紀6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或技術革命把全球化推向高潮，並被看作為第二輪全球化的起點。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大工廠生產方式使產量大幅增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迫切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同時，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和鐵路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英國強大的海軍力量和英鎊金本位制度，成就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19世紀中後期，以電力、電燈和電話使用為標誌的第二次技術革命使世界殖民體系得以形成，西方列強從商品輸出步入資本輸出階段，最終確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終結了第二輪全球化。
由美國主導延續至今的第三輪全球化，萌發於20世紀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美元與黃金掛鉤，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1946年10月，來自25個國家的64名代表在倫敦開會決定成立國際標準化機構——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其主要功能是制定和發佈國際標準。其中，經過多次修訂和完善的集裝箱標準極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進了國際貿易。同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後來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關貿總協定（GATT）相繼成立，各國紛紛減少貿易壁壘。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互聯網的出現和發展加速了人口和資本的流動，生產要素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最優配置，並造就了諸如紐約、倫敦和東京等全球金融中心。商品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進程分別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開始快速推進。在此過程中，發達國家將非核心生產環節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低附加值產品，全球價值鏈逐漸形成。更為重要的是，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逆全球化”浪潮開始湧現。
（二）全球化的利與弊
全球化的益處是多方面的。首先，國際分工的深化、國際貿易的發展、生產要素的跨境流動，不但提高了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而且促進了技術創新、擴散和運用。總體來說，發展中國家主要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發達國家主要生產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根據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數據，2018年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量是1970年的10餘倍，而FDI流量則增加了96倍；全球商品和服務貿易佔GDP的比重由1960年的24%增加到2018年的59%。其次，貿易還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使全球福利增加。特別地，全球化通過貿易和投資把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有益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使國家之間的不均等有所改善。最後，全球化還帶來了社會文化的交流甚至融合，促進了婦女解放和世界和平。甚至有人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與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不足有關。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全球化使資本（但不是勞動力）可以在全球而不是僅僅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逐利，發達國家由於資本相對豐富成為了全球化的最大贏家。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化拉大了國家之間的收入差距。其次，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將工廠遷往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在帶來發展中國家的就業的同時，減少了發達國家藍領工人的工作機會，擴大了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另外，部分跨國公司將高汙染、高排放的生產活動轉移至發展中國家，導致了所謂的“汙染天堂”。最後，全球化使部分企業和個人可以通過在境外成立公司而逃稅，使富人受益。
三、當今“逆全球化”的表現
“逆全球化”可以定義為全球化的反轉，表現為全球貿易、投資和移民流動的減弱，或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存和融合程度的不斷降低，或對產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動設置各種顯性或隱性障礙。全球南方焦點（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創始人Walden Bello在2001年提出了“逆全球化”的概念。他認為，“逆全球化”不是全球經濟的倒退，而是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體系的重建；“逆全球化”意味著全球經濟從圍繞跨國公司的需求整合變為圍繞民族、國家和社區的需求整合。本輪“逆全球化”浪潮早在1999年的世貿會議期間就有所表現，近年來愈演愈烈（圖1）。顯然，“逆全球化”不是特朗普啟動的，也不會因為特朗普的退出而改變其趨勢。
（一）政治方面
“逆全球化”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1999年11月30日，為了抵制全球化給環境、動物和收入分配帶來的負面影響，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在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期間遊行示威，他們的口號就是“反對全球化！”。遊行活動導致會議開幕式被迫取消。2016年4月，“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將公投結果與政治生涯相捆綁的意大利總理倫齊宣佈辭職，極右翼政黨聯盟黨和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核心成員孔特成為新一任意大利總理。2016年6月英國舉行脫歐公投，52%的選民支持脫歐，48%的選民選擇留歐，從此開始了波折的英國脫歐之路。
2015年6月24日，特朗普發表競選宣言，承諾把就業機會拉回美國，並且阻止墨西哥移民進入。2016年11月，聲稱為中下層民眾爭取利益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2018年11月，為了抗議政府加徵燃油稅，法國巴黎爆發“黃背心”運動，以表達對貧富差距拉大、生活狀況惡化的不滿，而貧富差距惡化是“逆全球化”興起的重要原因。從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來看，英國“脫離歐盟黨”、法國“國民聯盟”、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意大利的“北方聯盟”等極右翼政黨和民粹主義政黨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二）經濟方面
“逆全球化”在經濟上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1929年美國發生經濟大蕭條，波及全世界，銀行資金短缺，市場恐慌。面對經濟危機，英國宣佈終結英鎊金本位制度，並率先發動了以鄰為壑的單方面貶值，英國時任首相張伯倫推出“英聯邦自由貿易運動”，在英聯邦及殖民地內部推行自由貿易，而對外則加徵關稅，由此拉開全球貨幣戰和貿易戰的序幕。1933年美國宣佈放棄與英法兩國續簽雙邊匯率協定，讓美元大幅貶值並提升進口關稅，加入貨幣和貿易戰，這使得德國和日本的出口受到重創。
類似地，2017年1月美國正式宣佈退出跨太平洋夥伴貿易協定（TPP）。2018年11月，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被修訂為“美墨加協定”（USMCA）。2019年3月，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統紛紛缺席達沃斯年會。
中美貿易摩擦是當下“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現。2017年8月19日，特朗普簽署備忘錄，指示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對中國開展301調查。2018年3月23日，美國USTR發佈《基於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對中國關於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和創新的相關法律、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果》，宣佈擬對中國部分商品加徵25%的關稅。同日，中國商務部就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的232調查及中方應對措施發佈公開徵求意見通知，擬中止對美國實施對等的減讓和其他義務，即對部分自美進口產品加徵關稅。
後來，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升級，從經濟領域蔓延到科技領域，美國對中興、華為進行制裁，並委託加拿大政府將在加拿大溫哥華轉機的中國公民、華為公司副董事長、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拘押。再後來，美國又多次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由於中美之間關稅增加帶來的負向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對2019年和2020年全球增長的預測分別下調了兩個百分點和一個百分點。
從經濟數據上來看，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是個分水嶺和導火索。危機前，世界平均關稅稅率不斷下降（圖2），非關稅技術壁壘（TBT）以及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總量也處於較低的水平（圖3）。此外，按五年移動平均看，全球貿易增長率年均5%以上（圖4）；全球FDI流量波動上升，而且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圖5）。
金融危機之後，關稅稅率停止了其下降趨勢（圖2），並出現微弱的上升，可能是因為關稅是放在桌面上的，加徵關稅往往難以逃脫WTO的懲罰。更為重要的是，非關稅技術壁壘（TBT）及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SPS）的總量大幅度上升（圖3）。按五年移動平均來看，全球貿易總量每年增長基本都在5%以下，至今尚未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圖4）。全球FDI流量儘管仍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開始下降，而且自2015年以來呈現下降趨勢（圖5）。就全球商品貿易而言，其佔GDP的比重雖然在危機後有所增加，但是近年來又呈下降趨勢，由2011年的50%下降為2018年的46%。根據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2019年3月25日公佈的非年化數據，在截至2019年1月底的三個月期間，全球國際貿易動量移動平均指數跌至125.2，下跌1.8%，是2009年5月以來的最大跌幅。從年化角度看，全球貿易動量指數出現九年來的首次下跌。
（三）社會政策方面
社會政策上，反移民、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盛行。自從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後，由於戰亂、貧困等因素，每年都有大量來自中東、北非的難民進入歐盟國家，歐洲遭遇難民危機。難民湧入還伴隨著宗教文化衝突，引起歐洲政局動盪。歐洲部分政客和民眾對難民採取排斥的態度，德國總理默克爾積極接納歐洲難民的政策受到下層民眾的強烈反對，反移民的右翼選擇黨在2017年9月的德聯邦議會選舉中成為第三大黨。
美國在金融危機後雖然GDP增長恢復較快，但是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直到2016年5月才下降到4.7%，與2006—2007年的4.6%相近。非法移民給美國下層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對於奧巴馬的移民改革方案，民眾態度迥異。特朗普上臺後，於2017年1月推出了“禁穆令”，又於2017年9月廢除了有關移民特赦的“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劃”。
四、本輪“逆全球化”的原因
理論上講，全球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增長，帶來全球化紅利。“逆全球化”問題顯然不是出在效率層面，而是出在紅利的分配層面。而後者涉及到利益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分配。不難推測，如果每個人、每個國家和地區都能公平地享受全球化紅利，怎麼會出現“逆全球化”浪潮？顯然，全球化只帶來了卡爾多—希克斯（Kaldor-Hicks）改善，沒有帶來帕累託（Pareto）改善。
特朗普所聲稱的中國從中美貿易上獲益、美國卻蒙受損失，儘管不一定準確，其實就是指全球化紅利在國家之間分配不公的問題。同樣地，英國脫歐在根本上也是因為眾多的英國公民認為沒有從歐洲整合（區域全球化）中獲益，是全球化紅利在地區和國家內部分配出了問題，與支持特朗普的美國鐵鏽地帶的部分選民的思路相同。
作為本輪“逆全球化”的根本誘因，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問題不是一天形成的，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而越發嚴重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接踵而至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僅僅是起了導火索的作用，所以“逆全球化”成為令人關注的現象始於2008年前後（見圖2—5）。
（一）全球化與不均等：相關關係
那麼全球化是否與收入分配相關呢?對照圖6的三張圖可以看出，商品國際貿易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加速，90年代金融全球化開始加速，而全世界、亞洲、中國和印度的不均等也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後開始攀升的。
在西方發達國家，用基尼係數表示的美國的收入不均等也從1980年代開始增加，1990年代進一步攀升（見圖7），與全球化指標高度正相關。另一方面，在25個發達國家中，有65%—70%家庭的實際收入在2005—2014年間沒有增加，甚至下降了（見圖8），而他們大多是中低技能的家庭，這些都顯示了收入不均等與全球化的相關性。
從本質上講，能夠從全球化獲益的主要是兩種人：擁有資本者和精英階層，只有他們才能利用國際貿易和FDI的機會盈利，而後者往往也擁有相對較多的儲蓄或資本。所以，我們可以考察GDP中，有多少是分配給勞動要素，有多少是分配給資本要素的。圖9表明，在全球化時代，勞動階層獲得的分配比例越來越低，資本獲得的比例越來越高。這進一步佐證了全球化與貧富差距之間的相關關係。
需要說明的是，經濟學界會追究全球化和收入差距的相關性是否意味著因果關係，但政界、社會和媒體常常不會這樣做。當特朗普把美國鐵鏽地帶的衰敗歸咎於全球化時，那些丟失工作、收入停滯不前的選民不會關心因果關係。為了迎合選民，歐美部分政黨的領導人也是利用了全球化與貧富差距的相關性，推行右翼民粹主義思想，激發反全球化情緒。這是特朗普贏得大選、英國公民投票脫歐的根本原因。
（二）全球化與不均等：理論關係
全球化和收入分配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呢?根據經典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全球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在資本充足的國家如美國，勞動力受損，資本受益；而在勞動力資源充足的國家如中國，情況正好相反（當然，勞動所得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事實上，如果沒有全球化，資本家只能在境內逐利，全球化則讓其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逐利，同時還可能逃稅或避稅。顯然，全球化會增加資本的回報。同樣，根據斯帕託—薩繆爾森定理，貿易是基於相對比較優勢的，它會提高一國豐富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
另一方面，根據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發達國家轉移至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使就業發生跨國轉移，導致西方國家產業空心化，收入階梯下層的群體尤其是藍領階層受到損失，甚至失去工作。與此相關的是，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而發達國家主要生產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都意味著，發達國家擁有資本和科技的精英階層獲利。這樣一來，前面提到的全球化帶來了勞動份額的下降就不足為奇了（見圖9）。
最後，Piketty通過深入的研究發現，當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時，不均等就會上升。毋庸置疑，資本在全球逐利（尤其是在資本缺乏的發展中國家逐利）不會獲得小於在資本相對豐富的發達國家境內所能獲得的回報率。基於Penn World Table的數據，我們可以計算資本的平均回報率，發現很多年份在不少國家的估算值大於30%，這遠遠高於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時期的平均增長率。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不均等成為了一個越發嚴重的經濟、社會甚至政治問題，最終可能導致本輪全球化的終結。
遺憾的是，Piketty在其著作和論文裡沒有嚴格證明當資本回報率大於增長率時，不均等必然上升。為彌補這個理論上的空缺，本文提供以下的證明。
設加總生產函數為GDP = f(L,K)，其中L，K為勞動和資本投入。用W，r分別代表工資和資本的邊際產出（即要素回報率），對生產函數求全微分，並整理可得：
這裡g代表經濟增長率。用SL和SK分別代表勞動和資本收入佔比（SL+SK=1），上式可以表示為：
將資本回報率表示為r=cg，基於（1）和（2）可以得到：
這時的勞動佔比可以表示為：
當r=g即c=1時，其對應的勞動佔比為
這樣一來，勞動佔比的變化為
當c=1時，r=g，△SL=0。如果c>1，（即r>g），在通常經濟增長的情況下（dL，dK>0），有△SL< 0，即勞動佔比下降。這證明了Piketty的理論。
接著，我們來證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佔比下降意味著收入不均等的增加。根據汪晨等觀點：
其中CL和CK分別代表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集中係數。一般來說，資本收入分配高度不均，即CK>CL>0，所以，我們設CK=mxCL，m>1。這時，代表收入不均等的基尼係數可以表示為：
這樣一來：
，當且僅當m>1 時。所以勞動佔比與基尼係數負相關。
（三）全球化與不均等：實證發現
現有關於全球化與不均等的實證分析主要是關於美國的。Krugman發現了貿易增加對美國的收入分配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根據Hakobyan & McLaren的研究，NAFTA給美國帶來的整體福利的提升僅為0—0.2%，但是，受影響最大的若干產業的工資增幅則下降了17個百分點。Card指出，1985—1990年間流入美國的移民每增加10%，會使本地人和以前流入的移民的就業率下降1%—2%，工資下降1.5%。還有學者發現，貿易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係在統計上不顯著。也有文獻研究其他國家的情況。Acemoglu et al.發現，離岸外包機會的增加會導致發達國家非技術工人的工資下降。Stiglitz認為，在市場運行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會造成生產率下降和失業增加。
此外，貿易會促進偏向資本的技術變化，同時全球化會降低資本要素的相對價格，促進資本替代勞動。這些都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有證據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和財富份額不斷上升。當然，除了全球化，勞動收入佔比的下降還與要素替代彈性、偏向性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等有關。比如，中國的資本勞動替代彈性大於1，並不斷上升，進而導致了中國的勞動佔比下降。
（四）中美衝突
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發生貿易戰，無疑是“逆全球化”的最嚴重表現。筆者在討論中美經貿摩擦時，一直強調貿易失衡只是表面原因。事實上，美國並沒有因為全球化而吃虧，商品貿易只是全球化的一個維度，特朗普選擇性地忘記了跨境投資和服務貿易，而中國在服務貿易上與美國是逆差。據美方統計，2017年中美貨物貿易逆差為3752億美元，美國對中國出口貨物1304億美元，其中大都是中高附加值產品，美國從中國進口貨物5056億美元。美國在享受中國的價廉物美的商品的同時，也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福利。
問題的關鍵仍然要回到收入分配，如前面提到的美國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國內收入差距拉大，部分美國人的利益受到了損失。特別地，美國製造業佔總就業人數的比重不斷下降，由1948年的24.9%下降為2019年的8%左右（圖10）。此外，社會代際流動性也大大下降，1970—2014年間，30歲勞動者收入超過其父母（同為30歲時）的比例從90%跌落到了41%，其中下滑幅度最大的是中產階層，而高收入階層的子女收入超過父母的比例則穩定在高位。這就是為什麼2011年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參與人員大都是26歲以下的中產階級。
圖11勾畫了一戰以來美國的財富分配狀況。在1929年，0.1%的美國富人佔有25%的財富，貧富差距達到峰值，但自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縮小，於20世紀70年代達到最低值。然而自80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急速惡化，進入21世紀後這0.1%富人的財富佔比逼近“20%關口”。根據Saez & Zucman（2016）的估算，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佔有40%的財富，是平均家庭財富的40倍。與1989年相比，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佔比增長了9個百分點，如果算上資本收入的話，增長高達11個百分點，這正好是美國90%的人口在過去三十年中財富縮水的比例。實際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只有上層40%的人感受到了社會的進步（圖12），底層60%的人的感覺是處於停滯狀態的。
必須指出，另外一個導致中美摩擦的根本原因，在於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質變。根據IMF的數據，中國佔全球GDP的比重由1992年的4.5%上升為2018年的18.7%，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總值已經在2013年超過了美國（圖13），這顯然對美國霸權構成了威脅。中美經貿摩擦以來，美國對華徵稅的商品主要集中於高端裝備製造業、高鐵設備、工業用機器人等中國新興核心競爭力行業，其目的顯然在於遏制《中國製造2025》，進而遏制中國產業升級和中國崛起。從這個視角看，中美經貿摩擦預期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與哪個政黨或個人執政關係不大。筆者從2018年初就一直呼籲把中美摩擦控制在貿易、經濟或金融範圍，但現在連科技界都已經被捲入了。現在雙方要做的，是努力避免真正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要避免臺海和南海的衝突。
五、全球化的終結？
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進程從根本上取決於三大因素：政府政策、全球治理和技術變遷。其中，政府政策與全球治理緊密相關，目前的“逆全球化”浪潮顯然是由各國的保護主義政策所導致的，國際治理也因美國的退群而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兩者皆從根本上取決於收入分配問題。從中短期來看，國家政策會繼續抵制全球化；從長期來看，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和機器人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很可能會把全球化推向終結，並被區域性、碎片化的全球化所取代。
（一）來勢兇猛的第四次技術革命
從根本上講，技術進步是推動人類發展變革（包括全球化）的最為根本的決定因素。每一次文明的更迭，都是一次生產力的飛躍，而每一次生產力的飛躍，又都緣於一場深刻的科技革命。基於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的科技革命，通過“破壞式創造”和“顛覆性創新”，一次又一次塑造新的發展週期。
18世紀60年代興起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世界工業化的起點，是傳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轉折點。蒸汽機的發明帶來機械化大生產，使工廠取代手工作坊成為最主要的生產組織形式，而分工精細化和生產規模化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人類進入“蒸汽時代”。策二次工業革命發生於19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發電機內燃機的發明運用使得電力取代了蒸汽動力，電燈、電車、電話和電報相繼問世，先進的交通與通信技術使信息傳遞更加快捷，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加強，壟斷組織應運而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終確立。人類進入“電氣時代”。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信息文明的轉折點，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明運用極大地縮短了人類交往的距離，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同時，跨國企業大量湧現，在一國進行集中調控，在世界各地進行分散生產和銷售，人類進入“信息時代”。
目前人類面臨的是第四次技術革命，以人工智能（AI）物聯網機器人的使用為標誌。此次革命一方面將帶來對資本的巨量需求，同時導致對勞動的替代，從兩頭擠壓勞動佔比，使收入分配進一步惡化。更為重要的是，新的技術革命在將低技能勞動力擠出生產過程的同時，還會使落後國家逐漸失去其相對比較優勢。可以預期，當在發達國家使用機器人的成本接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時，發達國家將具有除了自然資源以外的其他絕對優勢，大大減少貿易的必要性。屆時，資本和商品的跨國流動將會大大減弱。
1. 增加失業。
AI和機器人的使用將會增加失業。以往的技術革命，儘管伴隨著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但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勞動佔比基本不變”的Kaldor定理。換言之，工資的上升彌補了勞動力投入相對下降的影響。但基於AI和機器人的第四次技術革命似乎已經導致了勞動佔比的不斷下降，意味著勞動力投入的大幅度減少。同時，這次技術革命正在終結“雁陣模型”和追趕理論，使全球產出的增長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而且越來越多地依靠資本投入。失業問題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將變得越發嚴重，而且短期內無解。這印證了凱恩斯早在1930 年就發出的關於技術進步將造成普遍失業的警告。機器人不但可以7天24小時工作，而且出錯率極低，更沒有管理上的糾紛。Acemoglu & Restrepo分析了1990—2007年美國勞動力市場上工業機器人增加的影響。他們發現，每千名工人增加一臺機器人，將使就業人口比例降低0.18—0.34個百分點，工資降低0.25%—0.5%。麥肯錫報告顯示，全球高達50%的工作是可以被機器人取代的；有六成的工作崗位，其中30%的工作量也可以由機器人代勞。到2030年，保守估計全球15%的工人（約4億人）會因人工智能的發展發生工作變動，激進估計則會影響30%的全球勞動人口，也就是8億勞動力。
機器人已經在製造業、零售業和餐飲酒店業中得到越發廣泛的應用，替代了低技能勞動力。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裝配企業富士康集團將機器人引入生產線後，僱用的勞動力數量下降了30%；Adidas等眾多公司紛紛撤回本國，因為在發達國家可以使用機器人代替人工進行生產；亞馬遜用15萬員工和無數的機器人打造的倉庫每年可以處理價值約1000億美元的自營訂單和1000億美元的第三方訂單；海底撈歷時三年斥資1.5億打造的無人餐廳於2019年4月20日在北京正式營業，這家餐廳不需要洗菜工、配菜員、傳菜員、酒水配送員和等位區服務員，其運行總成本大約只有傳統餐廳的四分之一；馬雲籌備兩年之久的阿里未來酒店在杭州也已經正式開業，客人從入住到退房完全由智能機器人提供服務。
2. 衝擊國際貿易投資格局。
更為重要的是，以往的技術革命沒有動搖勞動力作為基本生產要素的事實，高低技能勞動力都是生產過程所不可或缺的，全球化只是使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欠發達國家，同時帶來產業轉移，造就了所謂的“雁陣模型”。但正如前文所言，這次技術革命正在終結“雁陣模型”和追趕理論，欠發達經濟體不再具有廉價勞動力優勢，商品和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將大大降低，現有的全球貿易分工格局將會受到嚴重衝擊。
從消費角度看，批量化生產的產品不再受歡迎，消費者越來越偏好個性化新產品，這要求縮短供應產業鏈和交貨時間，促使企業遷往接近消費者的地點，而更具有消費能力的也是發達國家。
當然，不同國家，不同崗位受到的機器人衝擊是有顯著差別的，這也會影響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越是發達的國家，人工成本越高，越有動力和資本率先使用機器人。根據麥肯錫發佈的報告，到2030年，全球被機器人取代的勞動力佔比為15%，但作為發達國家的代表，在美國、德國的這一比率分別高達23%和24%，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印度和中國分別為9%和16%。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並不認為世界會倒退到閉關鎖國的境地，在世界經濟政治格局走向多極化的同時，貿易投資區域化和零碎化將取代全球化。比如，美國主導的基於“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原則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會涵蓋歐洲、日本等國家。同時由中國參與並推動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和區域全面夥伴關係協定（RCEP）會涵蓋東亞東盟等經濟體。
3. 衝擊全球產業鏈。
前面提到的智能製造和個性化產品需求，都需要高技能勞動力，而發達國家在這方面有優勢。當勞動密集型產業被智能化或升級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後，就會迴歸發達國家，最終使全球價值鏈發生收縮，發展中國家再也無法通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實現工業化或經濟騰飛，“雁陣模式”消亡，發達國家和落後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剩下的只是資源貿易和夕陽或高汙染產業的轉移。
（二）難以解決的利益分配問題
增長或效率問題可以交給市場去解決，但分配或不均等問題顯然需要政府的介入。遺憾的是，雖然全球化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高的階段，但直到近來，由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的分配問題基本被忽略了。即便是現在，經濟學界仍然在爭論全球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影響機制和後果，很少涉及到解決方案。從邏輯上講，全球化的利益首先要在國家間進行分配，然後才能考慮其在國家內部的分配，但前者即便沒有被完全忽略，也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因為有很多很難甚至無法解決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比如，各國究竟從全球化收益多少?按照什麼原理和框架分配這些收益?相關國家是否接受這些估算和分配方案?這些收益在國家內部又如何估算、徵收或分配?由誰（聯合國、IMF等現有還是新設機構）來執行監督與管理?
從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角度看，除非對跨國資本收入大幅度增加稅收，並用於國家間的類似於財政支付的利益轉移（可行性很低），全球化將會導致資本佔比的不斷增加，進而拉昇收入不均等（見前文的證明）；如果放任不管，最終可能釀成經濟或社會崩潰的災難性後果。但在這樣的後果出現之前，不斷被拉昇的收入差距與第四次技術革命相互強化，可能會葬送全球化本身，而這正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件。
（三）我們離全球化終結還有多遠
1. 機器人投入使用的速度在加快。
顯然，“逆全球化”進程與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推進速度緊密相關。世界上安裝首批一百萬臺機器人花了50年，但是接下來的一百萬臺只花了8年左右。從密度上看，工業機器人在亞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47臺/萬人增加為2018年的91臺/萬人，在歐洲的密度由2012年的80臺/萬人增長為2018年的114臺/萬人，在美洲的密度由68臺/萬人變為2018年的99臺/萬人（圖14）。從銷量上看，2017年工業機器人的銷量在中國是2001年的將近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歐美也呈上升趨勢（圖15）。可以看出，機器人銷售增加的速度在2008年前後得到顯著提升。
毋庸置疑，機器人的普及率取決於其投資和使用的淨收益，而波士頓諮詢集團的研究表明，到2025年，機器人自動化生產將使世界上25個最大的商品出口國成本平均下降16%，美國下降22%。根據卓賢和黃金的估算，2017年中國工業機器人的“時薪”為25.36元，低於同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製造業工人的時薪（分別為53.1元、52.9元、43.6元和41.7元）。如果將社保工傷等考慮進來，即使合肥、重慶等中西部的製造業用工成本也已經超過了機器人。這裡還沒有考慮監督管理成本、勞工糾紛、效率和季節性人工短缺等因素。
從2017年開始，國內的企業開始採用國產零部件生產機器人，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成本不斷降低。比如，遞送機器人在2016年的價格都在10萬元以上，僅僅兩年後的2018年就已經下降到5萬—6萬元。傳感器在2010年需要25萬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相當於7年前的3%。其他部件，如機器人手臂關節處的驅動器也由以前的3500 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500美元。同時，機器人功能在增加，質量在提高。這與人工越來越緊缺、工資越來越高形成鮮明對照。
2. 技術普及速度出乎意料。
不少人尚未意識到第四次技術革命推進的速度，總以為全球分工合作格局難以改變。嚴格來說，這個速度需要專文解析和估算，但新產品新技術普及的速度往往快於我們的預料。以汽車、移動電話和互聯網為例，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國城鎮家庭家用汽車擁有量由1997年0.2輛/百戶，迅速增至2017年的37.5輛/百戶，年均增長率為29.9%；中國移動電話用戶由1990年的1.8萬戶迅速增至2017年的14億戶，平均每年增長51.8%；中國的互聯網上網人數由1997年的62萬人迅速增至2017年的7.72億人，年均增長率為42.8%。另外，3G時代達到5億客戶用了十年，4G用了五年，預計5G時代只需要三年。
（四）“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一帶一路”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除了其他方面的考慮，旨在通過貿易投資、園區建設、互聯互通，力圖推進全球化。儘管挑戰重重，但中國與帶路國家的投資貿易在增加，這對於高度開放、有著巨大產能、內需不足和致力於和平崛起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隨著本輪全球化走向終結，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高度重視跨國公共產品的提供以及未來國際治理秩序的構建；在介入全球氣候變化、核汙染、網絡犯罪和恐怖主義等問題時，要充分考慮平衡經濟和非經濟方面的成本與收益。特別地，要區別對待加入“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充分考慮其對中國的長遠戰略的重要性，切忌在雙邊或多邊關係中過度投入或被動投入政治或經濟資源。
最為重要的是，從現在起，必須重視全球化利益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分配問題，這需要：（1）首先保證方方面面的投入在總體上盈利，儘管有些投入可以虧損，有些時候可以虧損。但中長期的大面積虧損對任何國家或組織來說都是無法持續的；（2）深入瞭解和研究相關國家的收入分配問題，並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與沿線國家政府同心協力保護並努力增加當地中產階級的利益，尤其不能忽視他們所可能遭受的風險；（3）注重宣傳“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就業、減貧、增長、基礎設施與環境改善等方面的成就，不僅僅是在中國宣傳，而是在國際上和相關國家進行大力宣傳。這三點當中任何一方面不成功，都會影響“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
六、結論
本輪全球化會不會走向終結？至少從底線思維的角度出發，我們不能迴避這個問題。來勢兇猛的“逆全球化”浪潮從根本上說是由貧富差距所推動的，而不可阻擋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尤其是機器人的投資使用成本下降、質量上升），通過降低勞動佔比和勞動階層的談判議價能力，將在中短期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使已經處於低位的勞動佔比進一步下降，並在長期終結本輪全球化。這個發現或結論的理論依據在於全球化不是帕累託改善，而是卡爾多—希克斯改善，同時部分國家的部分群體受損的不均等問題長期被學術界和政策界忽略了。
如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Landers和Heckman提出了“斯堪的納維亞模式”，主張政府在加入全球化時，要擴大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支出，從而在全球化帶來的效率的上升與收入差距的擴大之間取得平衡。這與Rodrik的“全球化的不可能三角”（即一國只能同時選取全球化、政策主權和民主政體中的任意兩個）的理論不謀而合。全球化使本國勞動者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和更大的風險，政府必須擴大財政支出以彌補勞動者的福利損失，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支出和市場開放是一種互補關係。另外，大量移民影響就業、公立學校和醫院等公共服務的分配，在政府無力增加相關支出的情況下，移民必將遭到抵制。但這兩個理論都不能解決跨國收益分配的問題。
在實踐中，是全球化成就了所謂的“雁陣模型”，使一些本來落後的國家如中日韓，通過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引入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方法，並開拓國外市場、出口製造業產品，從而實現了經濟騰飛。全球產業鏈的出現和發展也給發達國家帶來產於世界各地的琳琅滿目的廉價商品。但只要技術革命不斷推進，同時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問題得不到解決，追趕、“雁陣模型”就會失效，“逆全球化”浪潮將無法阻擋，並導致本輪全球化被區域性和碎片化的全球化所替代。據此，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社會團體包括學術界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而極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必須重視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問題，以抗衡“逆全球化”浪潮，或為下一輪全球化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在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之時，筆者就意識到了疫情大流行對全球化和產業鏈的影響，但我們並不認同流行病本身是“逆全球化”的驅動因素，畢竟任何疫情都會過去，也還會再來。儘管疫情短期可能強化技術革命與收入分配所推動的“逆全球化”浪潮，但其對經濟社會國際秩序的衝擊是短期的，也不是根本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