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中提到，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實施老舊小區改造，加強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投資，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
疫情後半場，如何運用好財政政策，激發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對此，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副院長朱寧受邀撰文，分享觀點。他認為，以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增長與民生，兼顧速度與質量，兼顧生產與消費，以及兼顧當下與未來的“新民生”政策的話，很可能更加有助於中國經濟短期走出疫情陰影，中長期高質量、可持續且有滿足感的發展。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國內日漸平息，全國工作和政策的重點也逐漸轉換到中國經濟下一個階段的恢復與發展之上。而下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如何發力，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動中國經濟恢復到正常、平穩和健康的增長狀態，成為一個多方博弈且熱議的課題。
在傳統的經濟政策工具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貨幣政策在短期無論對於維護短期資本市場穩定，還是刺激短期經濟增長，都有明顯的作用。但是由於中國以銀行主導的間接融資方式，導致貨幣政策降準乃至降息的直接結果，未必可以完全直接傳導給經濟中的實體企業。同時，由於房地產資產價格泡沫、人民幣匯率波動，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目前中國貨幣政策進一步刺激和寬鬆的空間相對有限。
因此，財政政策應當也必須在幫助中國經濟走出衰退的過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關於如何運用好財政政策，激發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一個爭論較多的話題，在於財政政策的發力點，特別是關於基礎設施投資在下一階段財政政策中的地位。有些意見建議政府效仿2008年時的四萬億刺激政策，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來保障經濟增長。與2008年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次的投資未必關注於“鐵路公路基礎設施”（“鐵公基”）這類傳統意義上的基礎設施投資，而是以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所謂“新基建”領域的大型投資。
然而，越來越多的意見指出，這類所謂的“新基建”，既非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所強調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也未必能對中國經濟短期增速反彈和中長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做出足夠的貢獻。這類意見指出，無論是從所謂“新基建”的體量、投資質量、運行效率和潛在後果方面，所謂的“新基建”刺激，不但不能有效地幫助中國經濟在短期走出低谷，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加重中國經濟在轉型升級中所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一方面，隨著2008年“四萬億”刺激之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中國在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城市軌道交通等方面的基礎設施，不但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且在很多領域，即使是以人均保有水平來衡量，也已經達到了全球領先地位。因此，中國對於基礎設施的需要，與2008年四萬億刺激政策時相比，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大量基礎設施投資週期長、見效慢，現金流相對比較薄弱，也由於基礎設施能在短期刺激經濟增長但把成本通過長期債務的方式轉移給今後，因此2008年四萬億刺激政策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在過去十年裡引發了中國的債務水平明顯高速地增長。而這一快速攀升的債務水平問題，給中國經濟過去，乃至今後幾年的轉型和發展，甚至是中國經濟下一個階段健康、可持續和高速度的發展，造成了很多的制約和挑戰。
另一方面，必須意識到2020年中國經濟的結構，與2003年的非典時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隨著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最終消費在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中，已經逐漸取代投資，成為整個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一個領域。因此，無論是為了在短期還是中長期助力中國經濟發展，財政政策似乎應該更加集中發力於促進和推動居民家庭最終消費的領域。
那麼如何能夠推動消費增長呢？其實無非是兩點，一是要有消費者居民家庭消費的意願，第二需要有消費能力。消費能力比較好理解，就是消費者要有足夠的財富和資金來進行消費。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活動明顯放緩，消費場景驟然消失，這不但從客觀上限制了消費，也導致企業經營狀況明顯惡化，居民收入水平停止增加，甚至出現大幅下降，直接影響居民的消費能力。
而這也是為什麼最近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大量刺激政策是以企業減稅減負減租，推遲社保認繳，並向居民家庭發放現金和消費券的方式，保證企業能夠正常運轉，同時保證居民家庭和消費者有能力進行必要的消費，從而穩定和推動中國經濟的企穩和發展。
如果消費者的消費下降只是簡單的受到短期收入的衝擊的話，那麼政府目前所實施的減稅降幅，發放現金和消費券的方式，應該就可以帶動中國消費和宏觀經濟企穩回升。但是， 正如宏觀經濟學中的持久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影響居民家庭消費的，並不只是當期的收入，而是很可能包括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居民收入的總和的預期的影響。
也就是說，影響當下消費決定的，並不只是目前的消費能力，也就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還有消費者的消費意願。這個消費意願，並不只是簡單的願望，而是綜合考慮消費能力和未來預期的消費者信心。雖然居民家庭目前收入有限，但是如果消費者對於未來有信心，相信今後收入會逐步增加，那麼居民家庭將會有提前消費，甚至超前消費的意願。如果居民有這樣的消費意願的話，中國過去幾年消費金融和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其實可以幫助家庭在短期釋放其消費意願，繼續消費，甚至報復性消費，以克服疫情在過去幾個月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
然而，如果是投資者對於今後經濟增長速度和收入增長的信心和預期發生改變，那麼他們消費增長的放緩，很可能既不是臨時的，也不是短暫的。而如何能夠有效的樹立和提升消費者的消費信心，也因此應該成為下一個階段財政刺激政策需要聚焦關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力點。
即使經歷了過去幾年儲蓄率下降和債務水平的升高，中國居民家庭的儲蓄率仍然明顯高於很多發達國家水平。因此，如何加強社會“安全墊”的建設，如何增強消費者對今後的信心，如何在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時候，同時兼顧社會公共產品的提供，社會財富的合理再分配，和居民切實生活水平和標準，也就是作者所謂的“新民生”領域，應該是今後一段時間財政刺激政策發力的主要領域。
具體而言，本次疫情暴露出我國在與民生相關的諸如醫療、教育和養老等領域的公共產品提供，特別是用人均來衡量的公共產品提供，仍然處在一個嚴重不足的情況。因此今後在全國範圍內，對於現代醫療設施的提供，醫療水平的提升，和生命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都應該成為今後財政刺激政策中重點關注的領域。與此同時，這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教育體系的缺陷，和遠程教育和在線教育資源的嚴重不足，也應該可以通過這一次的財政刺激得到明顯的提升。
新一輪的關注“新民生”財政刺激政策，應該針對這些涉及億萬老百姓生活的核心領域，加大投資力度。這種“新民生”刺激政策的最終目的在於，在醫療、養老和教育這些居民最關心的領域，提供更加低廉、優質和普惠的公共產品服務。這樣的刺激政策，可以最終打消居民家庭對於自己的退休養老、看病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顧慮，增強對今後經濟的信心和當下自身消費的信心，釋放家庭的儲蓄，並將儲蓄轉化成為當下的有效消費，達到同時在短期和中長期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
經濟學原理指出，任何經濟政策的制定，特別是財政政策的制定，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政策的目標、資源和限制，並且在效率和公平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所謂效率，就是能夠把納稅人的稅金用到最有效的且達到政策目標的方面。同時兼顧公平，則意味著稅收收入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財政政策必須兼顧諸如扶貧、紓困，提供優質公共品，減小社會財富不均等社會目標。
由此看來，基礎設施投資，無論新舊，可能都難以達到政策公平和效率的目標。基礎設施投資，往往週期長，見效慢，現金流薄弱，引發債務上升，尋租和腐敗舞弊現象增加，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導致社會大眾的不滿。
與此同時，基礎設施投資對於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存在明顯的擠出效應。基於民企在過去40年中國經濟改革中創造了最多的就業機會，如果民營經濟的發展受到影響的話，那麼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就業增長也會受到影響，並且進而影響中國居民家庭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這也將最終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
如果取而代之，以兼顧效率與公平，兼顧增長與民生，兼顧速度與質量，兼顧生產與消費，以及兼顧當下與未來的“新民生”政策的話，很可能更加有助於中國經濟短期走出疫情陰影，中長期高質量、可持續且有滿足感的發展。
內容來源 | 澎湃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