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的量變到質變，看春秋與戰國的區別

春秋與戰國這兩個時期。相信許多人在瞭解這段歷史的時候，都曾被這兩個時期迷惑，同樣是諸侯國互相征戰吞併，為什麼要分成兩個時期？或者說這兩個時期的區別到底在哪？都說想要理解一個人的行為，就需要代入其當時的環境進行推演，那麼

文化上的變化

在當前的史學界，比較認同的說法是，以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作為從春秋進入戰國時代的標誌事件。這兩者的共同特徵在於，以下克上，都是諸侯底下卿大夫搶佔了諸侯的合法地位，這是宗法制的徹底崩壞，“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在《資治通鑑》中，就如此描述了三家分晉的後果。同時，因為西周和春秋時，姓與氏是分明的，姓是大宗，氏是小宗，但在戰國時，姓與氏開始合流，這些都在證明著氏族的概念弱化，也就是宗法制的崩壞。而也正是因為戰國時血緣氏族的解體，戰國各國才重視法家，利用國法來取代族規。

同時宗法制崩壞帶來的另一變化是，戰國時期，世卿世祿制的打破，封地和官職不再世襲，這也就意味著底層平民開始登上了政治的舞臺，“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這一句名言，就出自於戰國時期韓非 《韓非子·顯學》，這是韓非選拔官員的名言。這兩句用於強調國家的文臣武將，特別是選拔高層的官員和將領，一定要從有基層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中選拔。否則處理政務，領兵作戰就可能是紙上談兵，耽誤國家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底層平民的崛起，也有賴於春秋時私學的開始，這也為戰國時百家爭鳴奠定了基礎。

生產力的增長

據推算，春秋初期各諸侯國以及周邊的不屬於周王朝諸侯體系的蠻夷部落大大小小几乎上千個。這些諸侯國或部落多數屬於城邦或部落的形式，一般說來都是以很小的城邑或者大部落為中心，囊括了周邊面積不大的小集聚地，實行“國野制”，即將人口分為“國人”（即城邑內人口）和“野人”（城邑外人口，主要以農奴為主）。根據現如今一些較為可信的專著的觀點來看，葛劍雄先生《中國人口史》和鄒逸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理概述》中分別推算戰國人口約3000~4000萬，而春秋大約為接近2000萬。

那麼從上面的推算來看，造成這種城邑制諸侯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口的缺乏，其實也是因為生產方式的原因，耕地的產量極低，人口無法憑藉稀薄的口糧增長，軍隊也無法依靠更多的糧食出太遠的地方征戰。

另外一種原因則是不從屬周王國體系的諸多蠻夷大量存在於諸侯城邦聯盟的隙地中，並且掌控的力量極強，牽制了諸侯的極多力量。

同時春秋末期，鐵犁牛耕開始普及，這裡可以從孔子弟子有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這都證明了春秋末期牛已經成為了相當普及的生產工具。也正是因為鐵犁牛耕的出現，使得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使得春秋末期到戰國時期的人口出現大規模的增長，而人口的增長帶來了更多的土地需求，諸侯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耕地需求，也自然加強對隙地蠻夷和周圍小國的征服掠奪。

國家形態

在上面的生產力階段我們也可以得知，鐵犁牛耕對生產力進行了極大的加強。這時候各個國家在人口的增長和青銅鐵器的幫助下，才漸漸吞沒了諸多的蠻夷野人部落，從一連串不連續的血脈貴族城邑拓展成了成片的以郡縣為基礎依託的面狀國土，建立起了直接向自耕農徵稅、徵兵役的由新利益階級統治的國家形態上來。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我們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個變化，春秋時期各國是沒有國界線的，以點狀分佈，而戰國時期有國界線，正是面狀國土的出現帶來的變化。

四、春秋戰國各種變化的背後邏輯

那麼從生產、文化、國家形態上分析了春秋到戰國的諸多變化，我們再來總結下其背後的運行邏輯，以圖讓我們能從深處理解春秋與戰國的變化。首先，在文化上，也就是宗法制框架的崩壞，主要是小宗無法滿足於自身目前的利益、地位，所以向傳統的大宗發起了挑戰，最明顯的結果是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最後，在戰國時期，基本已經打破了世卿世祿制的限制，布衣將相層出不窮。

而在生產力上，鐵犁牛耕的出現，增大了糧食的產量，也拓展了人口，當目前土地無法承載人口的暴增時，諸侯們只需要適時地將人口紅利轉化為更多的軍隊，並對城邑間隙地和周邊小國進行征服掠奪更多的資源和土地，就能實現一個良性的循環，並不斷增長自身實力。

但領土的擴大上，也正是因為春秋時大量的城邦隙地蠻夷和周圍小國的吞噬下，成長為戰國七雄的一流強國，面臨著無法再輕易獲得新的資源和土地的窘境，這使得各國不得不面對周圍與自身差不多體量的強國。這也是為什麼戰國時期，戰爭的激烈程度遠遠高於春秋時期的原因。一個是強國角力無法保留、另一個則是蠻夷外族的壓力得到了極大的削弱。

說到這裡，其實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其實就是春秋時期存在大量的無主或者蠻夷者的土地資源，諸侯國只需要搶奪弱小者的資源就可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要；到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面對的大都是相當體量或者難啃的骨頭，只能拼命利用變法等各種手段，對自身進行強化，並努力地壓服對方，搶奪對方的資源與人口。究其本質，也就是利益之爭的難度和程度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與戰國，處於的是一個進程，可以說是舊社會里包含新元素，也可以說是新社會里包含了舊元素。總而言之，春秋到戰國都是一個量變到了質變的轉變，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只不過比較好地卡住了這個時間點，其後面最本質的區別在於資源謀取的對象由弱到強，而貫穿整個春秋戰國的背後邏輯也就是生存與利益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