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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9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一直是西德的執政黨，其領袖康拉德.阿登納也是西德首任總理，在1963年以87歲高齡離職前，他一直掌管著波恩政府。
基民盟之所以能多年稱雄政壇，主要因為天主教會在西德的勢力太大：由於勃蘭登堡、普魯士和薩克森這些新教教區都落入了東德之手，天主教徒就成了西德人口的絕大多數。在天主教徒佔選民絕對優勢的巴伐利亞，當地的基督教社會聯盟（簡稱基社盟）也十分強悍，是阿登納政府的堅定盟友。
阿登納自己也老馬識途，他牢記當年教會被俾斯麥當靶子批鬥的教訓，告誡自己不要太貪權，不要在教會與國家之間挑事，要低調且包容。因而從一開始起，他就力圖使基民主盟成為全民性的政黨，而非單一排外的選舉工具。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選舉中，基民盟和基社盟只是險勝社會民主黨，但到1957年，他們就贏得了雙倍的選票，以高出對手50%的優勢獲勝。
阿登納成功後，最大受害者是社會民主黨（以下簡稱社民黨）。表面上看，社民黨本來優勢很大的，其領袖庫爾特·舒馬赫是個徹底的反納粹主義者，因得罪希特勒，在集中營裡被關了12年。牢獄生活使他的健康嚴重受損，甚至影響了壽命。然而，身體瘦弱、佝僂的舒馬赫卻頗有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在戰後，他堅持認為德國必須承認自身的罪行，這不僅表現出他是社民黨的天然領袖，還佔有了道德輿論的制高點。
相比之下，阿登納的反納粹經歷卻是有汙點的：直到1932年，他都覺得希特勒很靠譜，幸虧他在1933年被納粹懷疑、並遭到撤職（科隆市長），還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作為政治犯被短期囚禁。如果沒有這些記錄的話，不知道西方盟國樂不樂意扶他起來。
可惜的是，舒馬赫雖然品行兼優，卻很奇怪地不夠果敢。他不忍心看到德國分裂，也不信任蘇聯，對西方盟國也不抱幻想，但他似乎認為，一種非軍事化、絕對中立的“與世隔絕”狀態，才是的德國的出路。
舒馬赫認為，1950年的舒曼計劃，是為了構建一個“保守主義、資本主義和教會聯合，並且受卡特爾統治的”歐洲。他這個觀點不能說沒道理，問題是舒馬赫自己的社民黨什麼方案都提不出來。在1949年西德的首次大選中，大談“統一”與“中立”社民黨還能獲得29.2%的選票、和693.5萬選民的支持。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西德緊跟歐美，不僅沒中立，還成了歐盟的發起國，社會黨的失敗就已經註定了。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選中，社民黨的選票只是略有上升，處於停滯狀態。
1959年，在舒馬赫去世7年後，新一代德國社民黨人開始改革，雖然他們對西德在歐共同中的新角色並不滿意，但還是採取了妥協的態度，一方面接受西德參與西方聯盟，另一方面改變自己，成為跨越階級性的大眾黨，而不再只依賴工人階級——他們以前曾經嚴肅地挑戰過阿登納的專權。
這種妥協給社民黨帶來了甜頭， 他們在1966年為自己贏得了聯合組閣的勝利，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後來他們卻為此次勝利付出了代價。由於社民黨一向反對阿登納政府，他們得到了左翼激進分子的大力支持。而一旦它同基民盟聯合執政，還接受了較為溫和的改良方案，極左勢力的就不要他們了，而這個政黨其實已經變味了。
當時德國還有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迴歸者：那些從東普魯士、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趕回來的日耳曼人。在總數約1300萬的流亡者中，接近900萬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佔領區。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從東德又跑來大約150萬的流亡者進入西德。
在早期西德，比起其他德國人來，迴歸者們缺吃少穿、無處棲身、就業無望，所以他們在選舉中的意願非常強烈：
回到他們的原籍，奪回現在蘇聯盟國手中那些原本屬於他們的財產，如果實在拿不回來，那就要求得到應有的損失賠償。
除了迴歸者外，德國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1955年赫魯曉夫同意遣返戰俘後，這批人數更是大為增加。同迴歸者一樣，這些退伍軍人也覺得自己是戰爭的“受虐者”，在戰後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關德國、尤其是德軍惡行應遭到報應的說法，都遭到了憤怒的反駁。
阿登納領導的德國喜歡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希特勒統治時期的受害者，德國人大多數都是對抗希特勒的好人，像電影《最後的橋》和《告密者》編的那樣；其次，是敵人手裡的受害者，戰後德國被摧毀的城市更讓人相信，德國人在家裡和在戰場上一樣，都遭受了敵人的摧殘；最後，是“謠言”的受害者，那些“歪曲了的”宣傳誇大了德國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損失。
這種做法非常噁心，但阿登納也確實沒辦法。迴歸的難民組織的政治勢力太強，動不動就在地方選舉中拿到百分之十幾、二十幾的選票，正是覺得這樣的選民得罪不起，康拉德·阿登納才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批評近來德國的歷史，反而大罵蘇聯和西方聯盟不仁不義，以此轉移矛盾。
為了對迴歸者們進行安撫和滿足，阿登納和基民盟對東德採取了強硬路線。根據1955年提出的荷爾斯泰因決議原則，西德拒絕和一切承認東德的國家建交，且拒不承認1949年的波恩《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體德國人”一說。唯一的例外是蘇聯。1957年，鐵托承認西德，阿登納馬上和南斯拉夫斷絕交，以示強硬！接下來的10年，西德和東歐的關係進入了冰凍期。
國內事務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資源幫助迴歸者、戰俘及其家眷安家立業外，50年代的西德政府基本對納粹和希特勒提都不提。1955年，西德外交部抗議加納電影節上放映的阿倫·雷奈紀錄片《夜與霧》。理由是西德即將以正式成員身份加入北約，這電影會傷害它和盟國之間的感情。法國政府及時做出回應，取消了這部電影的放映。
這絕不是一時的反常現象。到1957年為止，西德一直在封殺
沃爾夫岡·斯陶特的電影，因為該導演提出：德國獨裁主義有深厚的歷史根源。但是德國人不承認，他們好像把過去“忘了”。在整個50年代，西德官方採取一種使人感到舒服的觀點：在德國曆史上，魏瑪時代是英雄的時代，納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況他們已經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這種集體失憶的過程中，被關押的戰犯很快被釋放。即使那些在東歐和集中營中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戰犯，大多也都逃過了調查審訊。雖然1956年在斯圖加特建立了國家司法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死催下，才啟動對戰犯進行調查審訊。在1965年聯邦政府將謀殺罪的法定追訴時效延長至20年後，調查才開始真正見效。
對這些事情，阿登納本人心情十分複雜。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對過去的罪行保持沉默，要比承認事實而激起公眾憤怒來得穩妥，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勢力的死灰復燃。舒馬赫曾對慘遭德國迫害的猶太人公開表示同情，但阿登納對此幾乎從不發表什麼看法。事實上，他只提到過猶太受害者，但從來沒有說過任何有關德國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種無法抗拒的、必須做出賠償的壓力。1952年9月，阿登納和以色列總理摩西·夏裡特達成協議，對猶太人賠償1000多億德國馬克。這使阿登納在國內承擔了一定的政治風險：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調查中，只有5%的西德公民承認對猶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眾認為可以對猶太人給予賠償。其他還有兩種混蛋觀點：一種認為只有“犯了事的人”才應承擔責任，一種認為猶太人“本身也有責任”。
1953年3月在西德國會的會議上，賠償協議引起了激辯，許多人反對做出任何賠償，基社盟和基民盟內部也發生了分歧，為了通過賠償協議，阿登納只好依賴他的政敵———社會民主黨人的投票。
阿登納很雞賊，他經常利用國際上對德國納粹復甦的恐慌情緒，來跟盟友們討價還價。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國想跟西德在歐洲防務上合作，那它們就不該重提過去的災難。如果想阻止德國右翼勢力復活，那它們應當堅定地站在阿登納這邊，反對蘇聯和東德諸如此類。
西方盟國對阿登納的意圖瞭然於胸，但也承認只有他才能斡旋於藏龍臥虎的德國形勢之中，也願意做一定的讓步。艾森豪威爾的後任、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李奇微將軍，也一脈相承地要求盟軍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東線戰事中的全部德軍軍官戰犯。
但也不是誰都吃他那一套，迪恩·艾奇遜尤其反感阿登納那種討價還價、好像在給誰面子一樣的談判態度。偶爾也有那麼幾次，華盛頓和倫敦方面衝德國發火，或者揹著波恩在和莫斯科談判的時候，阿登納馬上會臉色一變，提醒選民們說有些盟友有些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賴的，只有他在照顧民族的利益。
早在1956年，阿登納曾警告說，西德不可能永遠成為“核武器問題上的附屬國”。到了60年代初，很顯然，西方盟國已經和莫斯科達成了協議，兩邊都永遠禁止西德擁核，阿登納怒火中燒。從短期內看，波恩政府似乎不再效忠於華盛頓，而有可能轉向巴黎的戴高樂政府，因為他們兩國都對強硬而專橫的英美懷恨在心，都懷疑美國想擺脫對歐洲的責任。
當然，法國一心想成為獨立的具有核威懾力的國家，這對西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成了戴高樂瓦解波恩和它美國盟友的誘餌。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場新聞發佈會上，戴高樂曾說過，他對英國加盟歐共體說“不”，卻“同情”西德想擁有核武器的心意。一週後，這種“同情”變成了法德之間的友好條約。當然，雖然經過了大肆鼓吹，條約本身卻空洞得很。
阿登納公然轉向的做法在他黨內遭到不少人反對，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們想把他趕下臺，以表達自己對北約的忠心。然而，戴高樂本人對德國其實並沒抱多少幻想。6個月前，這位法國總統曾面對狂熱的漢堡群眾高呼：“法德友誼萬古長青！你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但轉過來就卻對他的一位助手說：“他們要真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的話，就不會對我如此歡呼了！”
無論法德之間實際上有多冷淡，阿登納的外交手腕還是迎合了潛藏在德國民眾內心中、對不得不聽從於美國而產生的怨恨之情。回顧往事，不難發現戰後西德已經狂熱地接受了美國的一切，德國民眾對美軍的裝備、基地、艦隊、電影、音樂、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青睞有加，因為他們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美軍的保護。
但實際情況卻要複雜得多。隨著被西方“解放”後的熱乎勁逐步消退，其他情緒就浮現出來了。盟軍佔領的那段時期，百姓生活艱苦，和納粹時代相比，很不盡如人意。冷戰時期，許多人責備美國將德國置於“它”同蘇聯衝突的中心，讓德國去擋槍。
還有許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臺歸咎於西方的“世俗化”影響，認為德國應當從
納粹主義、蘇聯主義、美國主義三大罪惡中，探索出一條“中間道路”。此外，外國佔領軍無處不在的身影，也和德國人“忘記過去”和“自我淨化”的願望形成了矛盾。這些願望在50年代初的德國電影裡表達的尤其明顯。如《綠色的原野》、《微笑的樂土》、《白丁香花又盛開了》、《維多利亞和她的輕騎兵》、《忠實的輕騎兵》、《歡樂的村莊》、《盛開的阿爾卑斯山玫瑰》、《來自黑森林的羅琦》等等。
這些電影勾畫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樂土，一批未遭流亡的民眾，富有“濃濃的德國味”：那些金髮碧眼的白種人充滿了健康的鄉村氣息，純樸而快樂。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閒居生活，營造了一種舒適愜意的社會氛圍，他們不僅沒有受到東、西方勢力的侵佔，而且遠離了罪惡，沒有受到德國最近歷史的玷汙，純潔無瑕，反映出一種強烈的“置身事外”的傾向。
戰後德國成年人中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調，1950年，戰後首次人口統計顯示，西德家庭中1/3的戶主是離異女性或寡婦。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從蘇聯放回來的戰俘計算在內，男女比例還是失調：1960年，西德男女比例為100∶126，英、法兩國的狀況更甚。
在公眾心目中，家庭和家務是首要的。在這樣一個女人為主的世界裡，許多單身女性肩負著全職工作、和撫養孩子的雙重責任，她們經歷了戰爭最後幾個月和戰後最初幾年的恐懼回憶，那些所謂的國家、民族主義、重整軍備、軍事輝煌或意識形態矛盾等言辭對她們來說，沒什麼吸引力。
精心思考後，1952年開始，阿登納決定把德國人變成“歐洲人” 。他們加入了歐洲煤鋼共同體（舒曼計劃），在恢復主權的同時，用“歐式”思想來換掉“德國腦袋”，消除德國的民族主義。同時建立新的“歐州”公共目標，取代希特勒那種不靠譜的狂妄野心，而這也正是舒曼計劃所明確期望的。
對知識分子和政客們來說，“歐洲化”成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但對那些整日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們來說，這種舊政換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個全新的“歐洲”，而是提供了生存和富裕的機會。
戰爭快結束時，溫斯頓·丘吉爾曾經表示，希望德國成為一個“富裕而無能的”國家。事實也差不多，甚至比丘吉爾所指望的還要快、還要有效。希特勒戰敗後的20年裡，西德百姓的精力根本無須指引就偏離了政治，而轉向了生產和消費。
希特勒垮臺後，德國人那種對非道德命令的盲從遭到了全世界的譴責，但他們卻把這種積極服從的缺點變成了全民族的優點。在徹底戰敗後，德國搖搖欲墜，接著又遭遇外來的佔領，西德乖乖接受了強加於其頭上的民主，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議之舉。早在一個世紀之前，海涅就首先觀察到德國人身上具有的“獻身統治者”的特性，但20世紀50年代的德國人卻以同樣的獻身精神，一門心思關注產品生產中的高效、細節和優質，贏得了世界的矚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