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简报 第37期
“全球政治中的战略议题”：中美中青年学者研讨会观点综述
2016年5月21日至22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 PKU）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联合举办了由太平洋国际交流基金提供支持的“全球政治中的战略议题”中美双边讨论会。活跃在两国战略界各个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与政策分析专家超越中美关系的双边框架，围绕影响当今国际局势和未来世界秩序走向的综合性、全球性和前瞻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共分六节， 第一节的主题为“对全球形势的综合评判”。从总体来说，与会学者认为，虽然全球事务呈现总体良好态势，但形形色色的威胁使人们对目前的国际秩序产生担忧。尽管中美两国对国际秩序本质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管理潜在威胁以及提升全球治理的方面双方皆有责任缔造合作的机会和空间。
一名美方学者认为，恐怖主义以及中美关系走向是全球事务的两大焦点。紧张局势从中东蔓延至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得人心惶惶；恐怖主义不仅仅给人们带来区域范围内的实质威胁，并且在跨国层面上制造大量的恐惧不安。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走向时刻影响着全球的稳定；对美方而言，无论是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国、一个脆弱的中国，还是特定危机的升级，都不是其所乐见的。因此，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都应以更有效的机构设计来应对各类挑战。
一名中方学者则认为，现今世界的混乱可通过权力转移的理论来解释。据观察，全球权力转移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传统力量—新生力量，大国—中型国家，地缘政治主导国—非传统主导力量的转移。这种解释视过时的体制设计、中美之间紧张局势上升以及发达国家国内事务的挑战为全球事务的三大挑战。此外，通过大量数据观察，有观点提出，全球动荡较冷战时期并无加剧，世界没有比从前更混乱；而人们心中对世界秩序不稳定不安全的想法往往是社交媒体的影响以及错误知觉的心理机制所造成的。
大部分与会学者认为，区域层面的威胁是全球紧张的主要来源，其中两个突出的例子是以领土争端等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以及以恐怖主义为重点的中东地区。此外，西方国家中崛起的民粹力量也反映了这一现实。美方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在应对短期的、可执行的威胁时表现出色，但并不善于处理长期的、分散的威胁。
第二节的主题为“地缘政治担忧”。此节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地缘政治及其目的的不同认知，以及区域层面中地缘政治所面临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讲，各式各样的地缘政治竞争重返国际舞台，同时，地缘政治权力重心转移现象显著。作为两大地缘政治力量，中美在许多全球议题上进行了合作，但在区域上仍面临不少难题，尤其是在减少对对方的战略误判和目标误读方面仍需花更大功夫。
一名中方学者认为，尽管以社会革命与领土争端等形式出现的地缘政治问题接连不断，地缘政治的危险性不可被过分夸大或过度强调。中美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并不意味着零和博弈；而无论是现在抑或将来，已经被定义为“核不扩散”问题的朝核问题更不能被赋予地缘政治意义。一名美方学者则表示，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地缘政治变量，中美关系的处理将会是解决其他地缘政治问题的核心要务；两国应在此议题上共同努力消除障碍，从而为迎接其他共同的地缘政治挑战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
本节讨论中，中方学者重点关注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意义，并提出“中国追求的是以和平发展为目的的海洋大国地位而非地缘政治霸权”的观点；同时，该观点还强调了周边环境的复杂或会导致未来局势的不确定性。而美方的关注点则为恐怖主义对本国以及全球的影响：反恐政策在保护人民安全的同时产生了一连串无意造成的不良社会结果（如严厉的移民控制政策带来的家庭分裂）。本节的一个主要关切点为对“现状”（status quo）一词在地缘政治中的不同理解。以南海问题以及亚太地区为例，有美方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均做出违背“维持现状”的行为，而有中方观点则表示“现状”的改变应更严谨地与法律地位或是基本共识的改变联系起来。
第三节的主题为“全球治理与地缘经济”，本节讨论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在地缘经济活力迸发之时，崛起的中国与作为轴心的美国应摒弃敌对心理，以相互理解为前提寻求更为高效的经济合作和更有效力的全球治理。在讨论中，西方主流意识中把“自由民主秩序”等同于现行国际秩序的观点受到了中方学者的挑战。
有中方学者指出，地缘经济中的新生力量与传统核心力量之间是一种摩擦的关系。中美在不同领域各有所长，双方皆积极应对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金融竞赛中，中国崭露头角，不仅主张对以美国为传统主导力量的世界银行等现存体制进行改革，同时率先设立一批如亚投行(AIIB)和上合组织(SCO)的新型国际金融机制。然而在贸易领域，美国继续发挥着其核心优势，建立了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贸易网络。作为回应，中国正加快建设其自由贸易区。同时，一名美方学者认为，尽管面临着各方面的分歧，中美两大地缘经济力量之间有不少聚合之处：对多边国际经济建构的怀疑态度，对国际力量过度约束国家行为的不满，对群体运动的担忧以及对国际组织的价值认同。因此，政策制定者应着力提升公众对两国间共同认识的普及。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已然成为美国在地缘经济领域中最大的对手，美国需要意识到自身在政策制定中出现的矛盾，并且更为小心谨慎。
第四节的主题为“权力转移和变化中的国际规则”。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无论是在区域或者全球事务上都出现了权力的转移；而作为变化中不变的核心和共同的追求，稳定以及互相尊重是全球秩序建设和事务管理的坚实磐石。
有中方学者从经济、安全以及政治秩序方面论述中美在国际事务中的现状，得出中国并非在挑战现存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结论。事实表明，中国在寻求自身的比较优势的同时还要应对国内政治施加的压力，中国正在融入全球秩序当中，美国对此应更为耐心。一名美方学者则回应道，美国战略目标存在不连贯性，这让人迷惑。以亚太地区事务为例，四种对力量设定的不同分析和主张出现在美方政策中，导致了多种多样的结论。然而，北京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定问题上，美国会坚持走不妥协的强硬路线。
第五节的主题为“内政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在对两国内政因素剖析后，与会学者认为，认识到内政与外交二者密不可分，政府应设立更多的协商体制与渠道从而达到改善事态管理效力的目的。
本节讨论指出国际事务中三大共同影响外交政策的内政因素：（1）社交媒体日益积极的角色；（2）政党与外交政策制定的关联（如民粹主义的盛行）；（3）国内领导人对外交走向的影响。同时，讨论还关注了分别影响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特定国内因素。与会学者认为，影响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主导要素是国家的经济活力；近来中国经济放缓的现象已然成为外交的热点议题。除此以外，中产阶级的崛起也时刻塑造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对美国而言，公众舆论、国会、国家安全机构连同经济危机导致的紧缩军费支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讨论中，“一带一路”方案被认为是解释了内政与外交相互作用的重要例子。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宏观战略，“一带一路”在除扩展经济开放性外还包含数个内政动机：（1）减轻有如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以及能源安全等因经济发展放缓带来的国内紧张；（2）建立国家安全连结的重要思路；（3）凝结国家民族认同感；（4）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总体而言，“一带一路”以内政与外交的互相影响为杠杆，通过外交策略来强调安全与发展的要义；美方应意识到这一方案的战略重要性。
第六节的主题为“中美战略研究的现状与合作前景”。本节讨论重点探讨两国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战略研究状况，并就网络安全、技术创新以及军事战略研究三大突破口合作的前景和挑战作出总结。与会学者提出，认识到两国在这些领域中发展时间、侧重点、方法等的不同之处有助于寻求一个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一名学者认为，网络安全是中美间极有发展空间的合作点之一。作为安全领域中的新兴议题，网络安全融“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为一体，为国家安全防御铸造了一定的技术性基础。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中存在通用的网络技术基础、重叠的利益以及预防潜在意外事故升级的能力三大共同点。因此，应在国家层面和学者交流中加强合作。
另一名学者提出，中美亦可在科技创新领域进行合作。通过对目前两国科技创新的比较，可得出中国的创新策略着重于提升技术的质量，而美国则更强调创新科技的繁荣程度。科技创新在解决与恐怖主义、经济稀缺性以及其他威胁相关的问题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协同合作在目前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产权保护、国内政策制定以及利益集团均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与会学者仍强烈建议两国把在重叠领域（如新能源有效性）中建立科研平台以及发展成熟的联合创新系统提上日程。
此节的第三个关注区域为军事与战略研究。在中国方面，往往过分强调战略目标而没有适当考虑后果，军事战略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中仍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而美国的安全研究则存在从议题主导转向方法论主导的困境。将来，两国可在联合中英双语研究、著作翻译以及仿真决策和危机管理三大方面进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