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略主要讲述“人”与“政”的重要性，盛衰的根源在于获得民心，国家政令法度也要依据百姓的实际情况制定。统治者要注重道德，推崇圣贤以治国安邦，同时注重以礼乐教化和悦民心。
夫能扶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则获天下之福。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
能够挽救天下危亡的，就能获得天下的安宁;能够解除天下忧患的，就能享受天下的欢乐;能够拯救国家于灾祸之中的，就能获得天下的福泽。所以恩泽遍及到百姓身上，贤人就会归附他;恩泽遍及世间万物，圣人就会归附他。贤人归附的地方，国家就会强盛;圣人归附的地方，天下就能统一。让贤人归附要用“德”，让圣人归附要用“道”。贤人离开，国家就会衰微;圣人离开，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衰弱是通往危险的阶梯，不和是灭亡的先兆。
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所谓乐者非金石丝竹也，谓人乐其族 ，谓人乐其业，谓人乐其都邑，谓人乐其政令，谓人乐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乐以节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贤人的政治，让人从行动上服从;圣人执政，能让人从内心服从。从行动上服从能够和他一起谋划开创功业;从内心服从才能善始善终。让人从行动上服从需要依靠礼教，让人从内心顺从需要的是乐教。所谓乐教，并非是钟鼓琴箫类的乐器，而是要让人人喜爱自己的家庭，人人喜爱自己的宗族，人人喜爱自己的工作，人人喜爱自己的城邑，人人喜爱国家的政令，人人喜爱社会的道德。像这样，统治的君主制作音乐予以调和，让社会不失和谐。所以有德行的君主，用音乐让天下人快乐；没有德行的君主，用音乐来自娱自乐。让天下人快乐，国家才能长久安定；只顾自己快乐的，就会造成国家的覆亡。
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
放下近的谋划远的，辛苦却没有功绩;放下远的谋划近的，安逸并已确有所收获。让民众休养生息，国家就会出现忠臣;让百姓辛劳，民众就会抱怨憎恶君主。所以说，致力于对外扩张的国家败亡，致力于推广恩德的国家强盛;能保持自己既有的，国家就会安定;一心贪图别人所有的，国家就会毁灭。政治残酷暴虐，国家世代都要受到牵连;大兴土木没有节制，即使建成了也会败坏。
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
不先端正自己却去教化别人，有悖于常理;自己先端正，然后再去教化别人，才顺应情理。悖于常理会招来灾祸，顺应常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亲;义者，人之所宜;礼者，人之所体:不可无一焉。固夙兴夜寐，礼之制也;讨贼报仇，义之决也;恻隐之心，仁之发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道、德、仁、义、礼，这五者是一个整体。道，是人们遵循的规律;德，是人们获得的修养;仁，是人们相互之间的亲近;义，是人们应当做的事;礼，是人们行为的规范。这五点都不可或缺。所以要晨起夜眠，遵循礼的规范;讨伐贼人，是凭借义做的决断;心有不忍，是仁的开始;以自我涵养来教育别人，是德的途径;让人人平等，各得其所，是道的教化。
出君下臣名曰命，施于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
君主向下发布的指令叫“命”，写在竹帛上的叫“令”，按照命令办事称为“政”。一旦“命”有偏差，“令”无法推行，“政”就会无法得到适当施行。“政”无法适当施行，“道”就难以通行;“道”无法通行，奸邪的臣子就会气焰高涨;奸邪的臣子气焰高涨，君主的威信就会受到伤害。
千里迎贤，其路远;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取远，故能全功尚人，而下尽力。
到千里之外迎请贤德之人，路途是遥远的;招来不才之人，路途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明智的君主总能放弃身边的不才之人，到千里之外寻访贤德之人。因而能够保全功业遵从贤德之人，臣子也会尽心尽力。
废一善，则众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废黜一个贤德之人，众多的贤人就会引退;奖赏一个奸恶之人，众多的恶人就会蜂拥而来。贤德之人受到护佑，奸恶之人受到惩罚，国家就会安定，贤人就会奔涌而来。
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疑定惑还，国乃可安。
百姓都心生疑虑，国家就无法安定;百姓都困惑不已，社会就难以长治久安。疑虑消散迷惑解除国家才能安定。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无怨。使怨治怨，是谓逆天;使仇治仇，其祸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
一项法令不合民意，就会让许多法令失去效用;一项坏事得以施行，许多恶果都会产生。所以对顺从的民众要施行仁政，被奸恶之人要严厉惩处。这样，法令就能自上而下贯通，百姓没有怨言。用百姓怨恨的法令治理心怀怨恨的百姓，就叫做违背天道;用百姓仇恨的法令治理心怀仇恨的百姓，祸患将无法挽救。统治百姓要让他们平顺，平顺就要凭借政治清明，这样百姓就会各安其所，天下便会平安稳定。
犯上者尊，贪鄙者富，虽有圣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诛，贪鄙者拘，则化行而众恶消。
冒犯上级的人成为尊贵的官员，贪婪鄙陋的人占有财富，即使有明智的君主，也无法将国家治理好。只有冒犯上级的人遭到诛杀，贪婪鄙陋的人被拘禁，教化才能施行，各种邪恶也能得以消除。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品行高洁的人，是无法用官位和俸禄收买的;有节操的正义之士，是无法用权威和刑罚压迫屈服的。所以明智的君主寻访贤德之士，必须依照他的特点招揽。招揽品行高洁的人，要注重礼节;招揽有节操的正义之士，要依靠建立道义。这样才能寻访到贤人，君主的英明也可以得以保全。
夫圣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机，知去就之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虽贫不食乱邦之禄。潜名抱道者，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
明智的圣人君子能够知晓兴衰的根源所在，了解成败的缘由，洞察心衰混乱的关键所在，知道去留的分寸。在穷困也不做将亡之国的官吏，在贫苦也不苟得衰微之邦的丰厚俸禄。胸怀经邦治世之道却隐姓埋名的人，时机到来才行动，就可以位居人臣的最高位。遇到志趣相投的君主，就能建立卓越的功勋。所以他们道行高明的美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非乐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
明智的君主使用兵力，并非如出于喜爱战争，而是用来讨伐暴乱叛逆的。以正义征伐不义，就如同决开江河的水浇灭火把一样，在深渊边上推一个摇摇欲坠的人，胜利是必然的。明智的君主因此安静淡泊，不轻易出兵，是因为战争带来的人员和物资消耗巨大。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被天道所厌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战，才是合乎天道的。人在天道中，如同鱼游于水中，得到水就能生存，失去水就会死亡。所以君子常常心存敬畏，不敢轻易背离天道。
豪杰秉职，国威乃弱;杀生在豪杰，国势乃竭。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杀生在君，国乃可安。四民(即士农工商。《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
专权的豪强把持朝政，君主的威信就会得到削弱;生杀大权握在豪强手中，国家的权势就会衰微。专权的豪强低头听从命令，国家才能长久存在;生杀之权掌握在君主手中，国家才能安定。士农工商穷困潦倒，国家就没有资财储备;士农工商富足，国家才能安乐。
贤臣内(亲近)，则邪臣外(疏远);邪臣内，则贤臣毙。内外失宜，祸乱传世。
亲近贤臣，奸臣就会被排斥疏远;亲近奸臣，贤臣就会被害死。亲疏不得当，祸乱就会延续到后世。
大臣疑(通“拟”，比拟)主，众奸集聚。臣当君尊，上下乃昏；君当臣处，上下失序。
大臣能与君主相比拟，众多的奸臣就会聚集而来。大臣享受和君主一样尊贵的地位，上下就会产生混乱。君主沦落到臣子的地位，上下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
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埋没贤德之人)者，身受其害;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
迫害贤德之人，祸患就会波及子孙三代;埋没贤德之人，自己就会遭到戕害;妒忌贤德之人，名誉就难以保全;推荐贤德之人，恩泽会延续到子孙后代。所以君子总是热心推荐贤德之人而美名远扬。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外城);利一害万，国（此处指代一国之人。）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
对一个人有好处却对百人有害，民众就会离开都城;对一个人有好处却对万人有害，全国的人都会想要离散。除去一个人却对百人有益，人们就会感慨思慕他的恩泽;除掉一人却对万人有利，政治就不会发生混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