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长久以来都没有看人物传记的习惯，尤其是名人的自传，担心很多传记都是美化后的表达。由于工作原因，近年来总和光电子技术打交道，于是有幸了解到我国光学泰斗王大珩的故事。读完王大珩先生的自传《七彩的分光》，其笔端朴实无华的人生回顾，穿擦中国先辈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让我对科学家自传的可读性信心大增。
因王大珩先生回顾起草863计划的过程，特别提到了王淦昌先生，于是我琢磨着找一找王淦昌先生的自传，未曾想老先生并未著书立传。幸好，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共和国科学家著书立传，有王大珩、王淦昌、彭桓武、钱学森、邓稼先、孙家栋等多位科学泰斗。
今日刚掩卷的是共和国粒子科学泰斗、高能物理研究大家、中国原子弹氢弹研究领军人物王淦昌先生。
王淦昌先生，生于1907年5月28日，年幼父母双亡，由兄长和外祖母抚养长大，他的人生起点从江苏常熟的乡村私塾起步，在上海完成中学教育后便参加工作，18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22岁毕业留校任助教。而后，23岁在德国初露锋芒，27岁回国在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29岁在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浙大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召唤下，加入浙江大学任教。40岁赴美在UCBerkely做介子衰变研究。新中国成立后，42岁的王淦昌加入新筹建的中国科学院，开启了核物理研究和军事应用之路。49岁去俄国杜布纳研究所参与社会主义阵营的高能物理共同研究，期间培养大批科研人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53岁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回国主导原子弹研制，57岁～60岁期间领导核能研究所完成首颗原子弹、氢弹试验。文革过后，在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焕发新春。68岁年届古稀，王淦昌先生开始为中国核工业民用化，中国自主建设可控核聚变奔走。79岁高龄他与光学泰斗王大珩联名提议“863”计划，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
有幼时打下的英语、德语基础，加之有当时清华物理系从美归国的一批青年大师的培养，23岁的王淦昌在德国读博，很快就出了成果。然而，身处异乡的年轻人在执拗的导师手下，没敢争取试验设备，错失发现中子的机会。值得庆幸的是，王淦昌先生的眼界和实力，已然站在粒子物理研究的最前沿，他与波尔、爱因斯坦、卢瑟福等人的门生可相提并论。
归国后，在浙大任教的13年里，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华大地，“文军长征”的浙大师生从杭州辗转临安、建德、江西吉安、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终至贵州遵义、湄潭安顿下来。因疾病和医疗条件差，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亡妻丧子。行程途中之艰难，可见一斑。然而，即便是如此艰苦的条件，以王淦昌、束星北、苏步青等为代表的浙大优秀教师紧跟国际科研一线研究，在抗日战争炮火中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到访的剑桥大学博士李约瑟了解后，连连称赞，将浙江大学誉为“东方剑桥”。
49岁的年纪，为了中苏高能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究工作，王淦昌先生和一群青年人突击学习俄语。在俄工作期间，他争分夺秒，秉着科研精神，发现了西格玛反超子，这项伟大成果算得上当时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科技竞争中最有份量的贡献之一。
53岁回国后，王先生开始带领队伍开始中国原子弹自研之路，57岁终于成功见证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而后虽遭遇文革，依旧陆续完成原子弹小型化、氢弹试验、地下试验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1975年，68岁的王淦昌先生从四川调回北京，此后便一心扑在了核能发电和民用核电站的建设上。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研究为民生让路，幸好王淦昌先生说服高层领导人要同步开展核能民用，使中国的民用核能研究未因资金问题而搁下。
1986年，79岁高龄的王淦昌先生被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所震撼，意识到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中国必须要有所为，做前瞻研究布局，否则可能重演百年屈辱。在王大珩先生牵头下，联合上书中央领导，才有了863计划。也因由863计划的牵引，如今一大批科技研究成果已应用到国民经济中。
伟大人物已逝，然其功绩不可忘却，吾国有为伟人著书立传之传统，今时今日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写共和国科学家丛书，乃大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