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石景山区老山北坡脚下是汉、唐时代的墓葬区域。1964年6月在该山北坡脚下以北约100米处,因采石工程发现汉代石刻一批,其中有石表、石柱等17件,经复原后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石阙。北京地区唐代以前的石刻所存无几,汉阙更为罕见。全国已发现的汉阙也只有四十余处。秦君石阙的发现为我国雕塑艺术,特别是为北京石刻艺术增添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石阙
秦君石阙是墓前神道阙。石阙前部墓表为二石柱,石柱通高 2.25米,额面刻字三行:“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隶书阳刻, 额下两侧各雕石虎一个,拱托其额,虎尾相交其后。下有垂莲纹饰绕柱一周,其下体为直棱纹。石阙后部为方柱组成的子阙和主阙,现仅存子阙,即二方石柱,其中一方石柱高207米,宽0.45米,厚024米,正面刻一武士手持兵器,上端刻一朱雀作飞翔状, 左侧刻一仰龙。另一方石柱高1.88米,宽0.4米,厚0.23米,左侧面刻以“乌还哺母”为题的铭文,铭文7行,每行20字左右, 正面刻一条款识。石景山区这一东汉秦石阙与我国其他汉阙相比大体相似,具有我国汉代石阙的共同特点。
石柱
秦君石阙规模宏大,刻工精美。柱额“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11题字,参差错落,笔势雄强,质拙、真率、奔放,毫无矫揉造作之势,充分显示了汉隶风格。郭沫若认为:“秦君石阙的柱形、纹、文字、雕刻等都具有相当高度的艺术性,不可忽视”。在石阙方柱上有“鲁工石巨宜造”6字题记,郭沫若认为:“我们应该把石巨宜肯定为公元一、二世纪之交的雕刻家,撰述中国美术史的人,请特别注意”。秦君石阙,不仅是研究我国古建筑的珍贵实物资料,它也是我国具有很高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瑰宝。
柱额题字
石阙墓表铭文“乌还哺母”全文共141字,因字小、风化过甚,很难全部辨认。郭沫若就铭文拓本反复看了数次,并曾亲自到文物工作队去,就原石摩挲三、四次,诠释了全文。全文为: “维乌维乌,尚怀反报,何况于人,号治四灵,君臣父子,顺孙弟弟。二亲薨没,孤悲恻怛,呜号正月,旦夕思慕,长网五内。力求天命,年寿非水,百身莫赎。欲厚显相,尚无余目,鸣呼,匪爱力财,迫于制度,盖欲章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圣岁少,以降昭皆,永为德俭。人且记入于礼。秦仙爰敢宣情,征之斯石,示有表仪。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子孙奉祠,欣肃慎焉。”郭沫若称:“这篇文章,行文颇雅驯,尊重孝悌之道,崇尚朝廷制度,推崇前圣孔子,表明着这一意识形态是汉代封建制度的脊骨”,“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汉代的时代意识”。
乌还哺母
石阙上刊的款识:“水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在石刻款识中纪年而并书改元之月日,不但在汉碑中从未见过,就是在各朝代的石刻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写法,可谓创举。该石阙更重要的价值是,石阙的款识记载东汉改为元兴元年的日期是“卯”日,从而订正了《后汉书•和帝纪》书里记载改元日期的错误。
水元十七年四月,卯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
东汉时石刻画像工费极巨,有造石阙钱十五万,秦君石阙估计当时费用至少在二十万钱以上。书佐秦君,书佐是主办文书的郡小吏,身份不高,月薪不过三百六十钱。书佐死后,无论从汉朝制度,或从本身财力,都不可能建有这样的神道石阙,秦君之子秦仙必在和帝时身居显职,才敢僭制为其父建树神道石阙。“书佐秦君”石阙,反映了东汉幽州官僚豪强地主的腐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原秦君石阙形制,早已塌毁开架,杂乱埋于地下,北京文物工作者们发现石刻散件,经过半个月的清理,清出石柱二件、石柱础二件、石层顶一件、方石柱三件、方形柱础一件、石阙顶七件、石雕双人一件,共17件。该石阙复原后,至今陈列于五塔寺“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