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戶加劇退場
從去年非洲豬瘟在我國發生以來，這種傳統的養豬方式遇到了挑戰。研究表明，在中國發生的前21起非洲豬瘟疫情中，有62％的疫情與飼餵餐廚剩餘物有關。因此，國家三令五申要禁“泔水豬”。一起受影響的還有用泔水餵豬的主體——中小散戶。
國家雖然沒有明確對中小散戶發出禁令，但從接連幾個出臺的政策看，至少不像對規模化大場一樣態度積極。
2018年10 月 29 日，農業農村部開始從上到下力推“兩場”保護，也就是規模化豬場和種豬場。所謂“保護”，其實是清退“兩場”周邊3公里內的中小散戶，目的是在大場周邊構建生物安全屏障，抵禦豬瘟疫情。被勸退的散戶有些排斥，更多的是借驢下坡，收下政府的錢迅速從養豬業裡抽身。
非洲豬瘟來襲，最先倒下的也是這些中小散戶。他們大多用泔水餵養、衛生條件差，也沒有足夠的錢來建生物安全設施。但和幾百頭、幾千頭的規模場比，散戶至少不是重資產，把家養的幾十頭或最多兩三百頭豬拋售後，可以迅速變現，提前脫身。
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這輪疫情都加速了中小散戶的退場，也加速了整個養豬業的洗牌。
規模化養殖越來越強
中國生豬產業規模養殖比不斷提升。官方數據顯示，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戶從2007年的31.7％上升到2018年的49.1％。近期提出的一個目標是：到2022年，養殖規模化率要達到58％。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秘書長、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王楚端指出，過去10年裡，每年平均有500萬中小散戶退出，非洲豬瘟使他們退出的進程進一步加快，產業的集中度明顯提升。未來，中國集團化、規模化養豬的步伐會越來越快。
散戶退出後空出來的產能，迅速由規模化大場填補上來。 與此同時，頭部效應和兩極分化開始凸顯。截至今年9月底，溫氏集團等10家中國養豬巨頭的生豬產能合計接近400萬頭。也就是說，在全國所有可以誕下後代的能繁母豬中，頭部企業就佔了五分之一。預計到2019年底，佔比將達到四分之一。
而且，頭部企業在市場上搶灘佔地的速度也越來越快。2018年位列前10的養豬頭部企業共出欄5900萬頭豬，佔全國的8.6％。而僅在2019年前9個月，前10名企業的佔比就升至10. 8％，超過了2018年全年。不過，農業農村部生豬產業監測預警首席專家王祖力認為，大型養殖企業集團正在加大擴張步伐，但本次疫情促成的產業升級，對整個市場帶來的洗牌效應，在短期內還是比較難以實現的。
在國家層面，產業轉型的思路也開始清晰。
2019年9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意見》（簡稱《意見》），提出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以來，生豬產業的短板和問題進一步暴露，為穩定生豬生產，要大力促進轉型升級。
轉型升級的路徑是，一方面支持各地新建、改擴建規模化豬場，另一方面鼓勵中小豬場與龍頭企業合作，通過統一生產、統一營銷、技術共享、品牌共創等方式，結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國家雖然沒有明確說不再支持中小散戶，但至少不支持他們單打獨鬥，而要抱團取暖。
2018年下半年至今，生豬禁調政策輪番出臺，11月底中南六省禁調令將要生效了，這將給行業帶來怎樣的變化呢。2019年2月，農業農村部辦公廳發佈《全國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一定區域化防控方案（徵求意見稿）》，將全國分為北部、西北、東部、中南和西南五大防疫區。
中國地域廣闊，區域間差異較大，實施分區管理，加強分類指導，可以有效防控動物疫病。這一點已被過去多年的防控實踐反覆證明，也是成熟的際經驗和通行的做法。除了防疫以外，分區防控帶來的一個更重大改變是：
原有的“南豬北養”格局被徹底打破。此前國家正在通過優化區域佈局，積極引導生豬產能向東北等環境容量大的地區轉移。在2018年12月的“全國加強非洲豬瘟防控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的講話體現出中央在頂層設計上思路的調整。他說，“過去我們的想法是想充分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哪個地方適合養豬，有飼料，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大力發展養豬，哪個地方沒有這個優勢，我們就不養豬了。現在看來這個辦法從經濟效益上來講，是合適的。但是從防疫上來講，是絕對有問題的。”生豬的生產佈局要做一定的調整。胡春華表示，這不是一個權宜之計，是長期措施。這也意味著，“南豬北養”格局徹底被打破，並且會一直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