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創/深圳商報首席記者 魏沛娜 2012年，劉劍梅離開馬里蘭大學，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裡，她和父親、著名學者劉再復創辦和主持一個創意寫作項目，邀請許多中國著名作家來港科大做駐校作家或開國際文學研討會，包括白先勇、韓少功、張煒、閻連科、餘華、蘇童、遲子建、李洱、駱以軍、梁鴻、伊格言、陳楸帆、彭小蓮等；她的同事和好友吳盛青則主持詩歌部分，請到舒婷、多多、臧棣、王小妮、黃燦然等著名詩人來參加詩歌活動。由此，劉劍梅有很多機會跟他們討論文學。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終身教授劉劍梅（圖片由受訪者提供，下同）讓她感到吃驚的是，這些作家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量遠遠超過自己，況且自己還是學院派出身的“文學博士”，“危機感”頓時油然而生，劉劍梅下決心一定要好好“補課”。她開始重新大量閱讀中外文學作品，尤其是閱讀當代外國小說。談及原因，她解釋說：“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我在海外接受的文學訓練，太重視文學理論，而不重視文學作品的閱讀，而且國外專科分得很細，一般東亞系的博士很少閱讀外國文學作品。雖然我在北大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自己閱讀過許多外國文學作品，比如狄更斯、福樓拜、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加繆、薩特、福克納、卡夫卡、普魯斯特、昆德拉、卡爾維諾等的小說名著，可是後來把重心都轉移到閱讀文學理論上了，反而有種‘斷片’的感覺，對當代外國小說越來越不熟悉。”在這個“補課”的過程中，閻連科是其中一位良師益友。自2016年起，閻連科每個春季都會到香港科技大學教一個學期的創意寫作課。在聊天中，在散步時，劉劍梅都會請他介紹一些當代外國小說。她還記得，閻連科介紹給她的第一本小說是法國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的《然而》，讀了以後，她很有感觸，就馬上寫了一篇隨筆。就這樣她常常找機會跟閻連科討論，交流彼此之間的閱讀感想。薩曼•魯西迪的《午夜之子》《摩爾人的最後嘆息》、格雷厄姆•格林的《權力與榮耀》、遠藤周作的《沉默》《深河》、赫拉巴爾的《過於喧囂的孤獨》、舒爾茨的《肉桂色鋪子及其他故事》《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奧維德的《變形記》、托馬斯•曼的《魔山》、索爾•貝婁的《晃來晃去的人》《奧吉•馬奇歷險記》《赫索格》《洪堡的禮物》《拉維爾斯坦》、庫切的《恥》《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隨後，劉劍梅讀的外國文學作品越來越多。她說，這三年來的“補課”的過程，讓她真正回到了從小就熱愛的文學園地。迴歸文學，其實劉劍梅早在多年前已經不斷強調這個理念。也許因為生在一個文學家庭，她從小就受到父親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的影響，把文學看成是人學，所以她在教學中很強調作家的主體性，以及文學的主體性。也許因為大學本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大學度過，在一個人人皆詩人的85文學班“青春”過，未名湖畔的朦朧月光依然照耀著她的內心，詩歌的美感、文字的神秘始終是她文學記憶裡的心跳……然而，當她在美國深造和畢業後走上大學講臺後，她有意識地反省自己在美國所接受的學院派的訓練——發現大部分時間用在研讀理論，而少部分時間用在讀文學作品。即使在進行本文批評時，也是常常用學到的理論，比如女性主義批評、新馬克思主義批評、新歷史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後殖民主義等去解析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好在我的導師王德威教授很重視史論結合，引導我回到文學史的框架之中去做學問，不然真是離文學越來越遠。”
從左至右：劉劍梅、王德威、王洞（夏志清太太）、李歐梵、季進著名學者李歐梵曾經在一個學術會議上作過一個比喻。他說，學者現在解讀文學文本就像是金庸武俠小說中的“華山論劍”，各門各派的武俠大師聚集華山，大家都使出不同的招數，令人目不暇己，有的使出“女性主義批評”的招數，有的使出“後殖民主義”的招數，有的使出“文化批評”的招數，勝負難分，讓人感到雲山霧罩，神乎其神，可是等到大家都離開華山後，我們會發現華山還屹立在那裡，什麼也沒有改變，那“華山”就是文學作品。聽完這個比喻，劉劍梅心有慼慼焉，這與她的思考不謀而合。“當時他是用這一比喻來諷刺追逐西方理論的學者，諷刺他們只看到時髦的西方理論，而沒有看到中國文學的實質。”迴歸文學，究竟意味著什麼？是拒絕理論闡釋嗎？不是。劉劍梅認同在教學中可以引導學生用各種理論招數來解析文學作品。她說，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講，一個文學文本也確實允許讀者從各種角度來闡釋，而且越是好的文學作品允許闡釋的空間就越大，於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女性主義者看到性別政治的一面，後殖民主義者看到霸權與反霸權的一面，新馬克思主義者看到意識形態的一面，這些都無可非議，但是她強調，也應該引導學生迴歸“文學的自主性”，培養他們的審美趣味，別把文學作品當作僅僅是闡釋政治歷史或者話語霸權的工具。所以，她主張迴歸文學經典，迴歸真實的文學歷史，迴歸作家的主體性，不管現在時髦的理論是什麼，都儘量引導學生回到文學本身，注意文學的審美價值，注意文學的生成條件與文學性，注意文學作品與時代之間複雜的關係，注意作家的內心世界，而“不能拿文學來做某種理論的註腳”。近期由天喜文化出品、天地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文學評論集《小說的越界》，是劉劍梅的閱讀筆記，也是她的“補課記錄”，見證了她返回“文學園地”邁出的第一步。
可以說，“迴歸文學”，不僅是劉劍梅對自己這麼多年來受到的西方學院派訓練的一種反省，也是對當下時興的“文化批評”潮流的一種抵抗和挑戰，當然從中也可以讀到她對國內文學批評界同行提出的委婉的批評。有數據顯示，時下國內每年僅長篇小說就出版近萬部，與大量文學作品生產相悖的現狀是，評論家的閱讀與批評寫作常被質疑，機械般地堆砌理論術語、走馬觀花地參加學術會議、對作家作品一味“送花籃”，等等，無不直指今天的文學批評困境。在劉劍梅眼中，真正“讀書破萬卷”的，並不是像她這樣的文學博士，而是周圍自學成才的有悟性的作家們。這些作家長年保持著一種文學的“飢渴感”，其現在的寫作高度與自身的中外文學作品閱讀量密切相關。但是，文學批評家又是否同樣閱讀了那麼多的中外文學作品呢？不得而知。《小說的越界》分為“女性的水上書寫”“文學的變幻之旅”“文學的各種維度”“文學隨筆”四輯，分別以女性意識的覺醒和成長、精神的自由和跨界、文學創作的多元化和靈魂的安放之所為關注點，討論文學作品中的相關議題。其中，有對布魯諾•舒爾茨、奧爾加•託卡爾丘克等近年來進入普通讀者視野的熱門作家的深入剖析和解讀；也有觸及當下最為鮮活的話題和標籤，如女權意識和女性主義等。在劉劍梅看來，文學首先需要具有飛翔的翅膀，具有絕對的精神自由。小說家的“越界”，不僅要有各式的飛行工具——不同的小說表現形式，而且要有巨大的勇氣。“12篇文章，談到了百來個作家和上百部的書，並不是每個作家和每本書都使我喜愛，那麼為什麼一本理論著作中的文章和通篇之析作，又篇篇會讓人感到不間斷的喜悅和親近？如同閱讀一部你並不完全喜歡、卻又讓你一字不落地去品味的作品一樣。”閻連科毫不掩飾地表達對《小說的越界》的喜愛。他認為，這本文學評論集是一個批評家的私人閱讀史，也是這個批評家與作家和讀者的共同閱讀史。而這其中談到的偉大作家和作品，是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幾乎都讀、卻又少有成文的理論去梳理和言說的。與劉劍梅同是1967年出生的駱以軍則從本書讀出了“同代人”閱讀的喜悅。他說：“逐篇細讀劉劍梅這本書，她對‘她挑選出來要談論的幾位小說家’（恰也是我最愛的幾位）的分析，對我來說，更像是‘棋痴遇到另一位棋痴’‘足球痴遇到另一位足球痴’‘收藏宋瓷痴遇上另一位收藏宋瓷痴’‘天文物理學痴遇上另一位天文物理學痴’，那種想聽對方怎麼談，怎麼翻轉拆解，怎麼演奏的激情顯現出來了。然後我為她那像鐘錶結構般精密嚴謹，卻又深遂充滿穿透性、時見靈悟的這幾篇文章深深折服，內心也像經歷了一次整廳管弦樂團的演奏，百感交集。”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本書的藏書票，選用了劉劍梅的兒子黃宗源創作的一幅題為《反省》的心理畫，意蘊巧特。該畫展示了一箇中年男人站在鏡子前的深層反省，讓人不禁想到《紅樓夢》中的“風月寶鑑”。劉劍梅說，畫中揭示了許多潛意識層面的內容，有以往故意遮蔽的見不得人的心理困惑，也有過去尚未成長就變得畸形的希望和寄託，還有飛不起來、被樹捆住的鷹——正如我們內心渴望的大自由處於凋零的狀態，而《小說的越界》渴望的正是迴歸文學的清純和美好，那種不被世俗世界捆綁的瀟灑和自由，還有觸動心靈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力。
《小說的越界》的藏書票選用劉劍梅兒子黃宗源創作的心理畫《反省》
近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終身教授劉劍梅接受了讀創/深圳商報專訪。
1 跟著名作家們的接觸，促使我又迴歸文學
讀創/深圳商報： 《小說的越界》是您的一次文學“補課”，為何當中您討論的主要是當代外國文學作品，而少有當代中國文學？這些年來，您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又有哪些“補課”感受？劉劍梅：這本書是我最近三年的文學閱讀筆記，也是我補課的真實記錄。二十多年前，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讀文學博士時，正好趕上西方文學理論在大學校園裡普遍流行，同學們課上討論的都是德里達、拉康、福科等理論，或是女性主義理論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王德威老師當時在研究晚清文學，正在寫《被壓抑的現代性》，我跟著他讀了很多晚清小說，後來在文學課上，他又讓我們讀了許多中國現當代小說。雖然他很重視培養我們的文學理論修養和批評的質疑精神，但仍然督促我們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可是，當我去哥大的其他系選修文學課的時候，無論是英國文學課還是比較文學課，大家都在千篇一律地講理論，老師並沒有真正要求我去讀小說，所以我那時對當代外國文學不太瞭解。回想當時，其實我跟著王德威老師讀中國現當代小說，還是讀了不少的。我們在課上讀的中國當代小說的先鋒派、尋根派作品，以及港臺地區的一些小說，我到現在還很喜歡，教課時也常常選用。因為我在校園裡主要教授中國現當代小說，所以一直都在追蹤和閱讀國內新出現的優秀作品。2012年，我從馬里蘭大學轉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後，我和父親劉再復創辦和主持一個創意寫作項目，請到很多著名作家來駐校訪問，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這些著名作家對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量遠遠超過我這位學院派出身的“文學博士”，我頓時有了危機感，下決心一定要好好“補課”。非常幸運的是，自2016年起，閻連科每個春季都會來香港科大教一個學期的創意寫作課，成了我的同事。每次他來科大，我都會請他介紹一些當代外國小說給我，閱讀之後，我常常找機會跟他討論，交流我們的閱讀感想。他的閱讀感想對我很有啟發，因為我發現他更重視的不是小說中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是這些小說的細節、敘述手段、敘述語言、風格、結構和思想，而這些跟文學創作有關的環節，卻正是一些過於重視文學的政治性的批評家所忽略的。說實話，我的這本小書真是得益於他真誠和耐心的指導。後來駱以軍也來港科大教一門寫作課，他的外國文學作品的閱讀量也特別大，而且他的一些文學感悟對我也很有啟發。跟這些著名作家們的接觸，促使我又迴歸文學，更加重視作品的美學特徵了。可以說，我在哥大讀博士時比較缺的就是這一領域，所以這本書主要討論的是一些觸動我思考的當代外國文學作品。
讀創/深圳商報：1985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您形容那是“第一次可以專心地學習自己熱愛的文學了”，而以1985年作為支點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正是一個文學大放異彩的時代，一方面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被譯介到國內，另一方面國內一批重要的文學作品噴薄而出，產生了許多至今仍在反覆研討的文學現象。閱讀這本《小說的越界》中，我們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八十年代那種理想化、浪漫化的文學激情在您身上仍然清晰存在，尤其對歐美文學有一種特別的欣賞。劉劍梅：確實是這樣，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還辦過文學節，請一些著名作家來北大演講。那時正好趕上“文化熱”，文化氣氛特別好，愛讀書的人特別多，來北大演講的作家和詩人也特別多，他們根本不收任何演講費，商業社會離我們還很遙遠。那時我們真的能感受到本雅明說的“靈光”，不僅如飢似渴地閱讀中外文學作品，而且狂熱地閱讀黑格爾、康德、叔本華、尼采、薩特等哲學書籍。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85文學班個個都是詩人，好像只有我一個人不寫詩，而是搞文學評論的。其實，我一直想寫小說，但北大中文系培養的方向，不是作家，而是文學批評家。即使這樣，我們班也出了很多詩人，有西渡、戈麥等。關於八十年代的理想氣質和浪漫氣氛，我以前就專門寫過一篇隨筆《搭上了理想主義的末班車》，其中有一句是：“當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詩歌的戀人，文學的戀人，和思想的戀人，雖然當時我們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網絡，可是我們卻共同擁有對文學的熱愛與激情，我們人人都會寫作，個個都有文才，都有浪漫的文人情懷，都能體會到藝術的‘本真’。”反而到了國外讀博士以後，我就真的懵了，沒想到周圍的同學都在讀枯燥的西方文學理論，完全被學院派的理論概念和話語所包圍，處於跟文學作品的美學特徵脫離的另一套政治話語之中，課堂上大家都在切磋福柯、拉康等人的理論，我基本上得重頭學習。
從左至右：張煒、閻連科
讀創/深圳商報：如果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自身的生活史、生命史，一個人的生活、生命狀態會在其閱讀記錄裡留下痕跡的話，那麼八十年代的文學經歷對您往後的閱讀選擇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劉劍梅：這個問題很好，真正的文學經典會浸透我們的精神血脈，構成我們的文化底蘊，一直伴隨著我們成長。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度過的，那時讀的基本上都是現實主義作品，也就是說，八十年代以前我心中的經典是巴爾扎克、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作家的作品，以十九世紀的文學經典居多。八十年代開始接觸一些現代小說後，比如貝克特、薩特、加繆、卡夫卡的作品，我才知道文學可以如此多樣化，如果沒有馬爾克斯，我們想象不到拉美文學的魔幻。我出國留學，其實是想接觸到更多的世界文學作品，開闊自己的視野，但後來受到的學院派訓練，談得都是政治話語和身份認同。說實在的，用西方的文學理論來分析中國當代小說，我總感覺跟文學作品本身很隔閡，就像拿著一把手術刀生硬和粗暴地解剖作品，沒有美感可言。《小說的越界》則回到了我熱愛文學的初衷。港科大英文至上，對我用英文寫的著作比較重視，我的中文寫作並不算我的“業績”，可是我寫得很愉快，既輕鬆又隨意，帶有點隨筆性質。因為完全出於自己的文學興趣在寫作，所以反而很純粹。另外，閱讀本身確實是有生命的。法國作家福雷斯特在他的小說《然而》中所講述的那些故事，對於熱愛閱讀的我來說，驚喜地發現，閱讀本身是有生命的，那些跳動在紙上的文字原來就是一個個精靈，只要我們用心去感知，我們自己生命中的記憶就會被開啟，幽暗的夜空中就會有另一個靈魂對你輕輕細語。所以，雖然我讀了許多作品，但是如果我的心靈如果沒有被觸動的話，就不想寫評論文章，只是單純地閱讀，靜靜地欣賞別人的文字就可以了。這本書所寫的，是我閱讀後有所感觸的作品，所以我願意記錄下來，深入思考。
2 有的學院派的文學研究已經跟文學作品完全脫離關係
讀創/深圳商報：您到香港科技大學後，經常跟到學校講課的作家交流討論文學。就您的親身體會來講，這些作家的閱讀角度跟評論家的有何差異？劉劍梅：小說家的閱讀角度非常有意思，他們比較關注小說的審美形式，比如小說的風格、語言、結構、敘事、技巧，比喻、意象、細節等。我特別喜歡讀作家寫的閱讀感悟，這種既有創造能力又有文學批評能力的作家寫的文章，對我特別有啟發，太值得讀了。比如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的藝術》、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和《堂吉訶德講稿》、卡爾維諾的《美國講稿》、庫切的《內心活動》、《異鄉人的國度》、詹姆斯.伍德的《小說機杼》、希尼的《希尼三十年文選》、餘華的《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閻連科的《閻連科的文學課堂》（十九世紀卷，二十世紀卷）、《發現小說》、格非的《塞壬的歌聲》、《博爾赫斯的面孔》、馬原的《閱讀大師》、王安憶的《小說家的十三堂課》、殘雪的《永生的操練——但丁解析》、《地獄中的獨行者——解析莎士比亞悲劇與歌德的》、《建構新型宇宙——博爾赫斯短篇解析》、《輝煌的裂變――卡爾維諾的藝術生存》、《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畢飛宇的《小說課》、駱以軍的《胡人說書》等，我都非常欣賞。我覺得作家的閱讀角度跟評論家不大一樣，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文學創作實踐，所以在閱讀中他們的眼力非常特別，能看得很精準、很細緻，而且有能力帶領讀者體驗文學經典的“創作過程”，揭露作品中的難點和亮點，還有隱蔽的細節。相比之下，批評家則更著重對作品的精神內涵的闡釋，比如文學的政治和社會內涵、心理內涵、文化氛圍、人性和情感內涵、思想和哲學內涵、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文學傳統的精神血脈的繼承和超越等，當然也有批評家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形式和內在的藝術品質也非常重視。可惜，當下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家比較愛用各種文學理論去“過度闡釋”文學作品，喜歡談小說背後的政治性和社會性，而不去談小說自身的文學性。更可怕的是，有的學院派的文學研究已經跟文學作品完全脫離關係，自說自話，重視理論超過文學作品，常常把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套進某個時髦的理論或概念中，削足適履，並不關心文學真正何為，不關心文學作品真正的價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國內還是有一批優秀的文學評論家，只要一出現好的小說，就會及時去評論，跟東亞學界的情況完全不一樣。這個現象蠻好的，對文學有直接的關注。評論家一定要有文學的直覺和敏感度，如果缺乏這些，就沒法做一個好的評論家。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經寫過一篇散文，題為《集體“遺忘症”的故事》，當時感慨道：“我突然發現我自己和我的同一專業的朋友同事們也發生了一個集體遺忘症，就是忘了自己的角色——文學研究者、文學評論者及文學課教師。”
從左至右：劉劍梅、劉再復、餘華
讀創/深圳商報：您覺得您的寫作跟餘華、王安憶、畢飛宇等作家的文學批評隨筆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什麼？劉劍梅：我會覺得他們比我更重視小說創作的細節，對細節的感悟會比我更貼近寫作本身。我缺乏他們的小說創作實踐，所以對如何解釋和拆解那些巧妙的講故事的技術，也就是詹姆斯.伍德所說的“小說機杼”,一定遠遠不如他們。在我的新書《小說的越界》中，我可能比他們更宏觀一些，對小說的整體性的把握比他們更清晰一點。比如對於波拉尼奧的《2666》的分析，作家去讀它的時候，可能會傾向於看到它的局部，如人物之間的關聯，因果或非因果的聯繫，敘述的方式和角度，而我則會更傾向去把握這部小說整體性的精神和氣質，會論證為何這部小說是全景式的寫作，並更著力於精神內涵上的分析，指出波多尼奧的寫作態度和立場——他不僅對現實的黑暗敢於直視，有魯迅的“精神界的戰士”的勇氣，而且他對全球文化界的人文精神的丟失有深刻的反省。
讀創/深圳商報：對作品進行闡釋是評論家的重要任務，那麼您的闡釋原則是遵循桑塔格的“反對闡釋”嗎？劉劍梅：作為批評家，我們的重要任務是對作品進行分析和闡釋，但我反對過度的政治化闡釋，就像蘇桑.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所批判的，強烈反對用某種既定的意義系統來闡釋和圖解文學作品，因為那樣是對藝術的冒犯。寫《西方正典》的布魯姆也特別反對當今各種流行的學院派的文學批評時尚，反對用各種意識形態、主義、概念來肢解文學作品。我非常同意他們的批評，文學評論家對文學作品進行分析和闡述時，一定要尊重藝術作品本身的審美價值，對作品要有敏銳的藝術感知力。文學一定是發射性的、多義性的，最怕的就是以一種意識形態或固定的意義體系來闡釋作品。我父親劉再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寫的一篇文章《中國現代文學的整體維度及其侷限》就特別貼近文學，而且切中要害，指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侷限，即只有國家、社會、歷史的維度，但缺少三個維度：第一是缺乏叩問存在意義的本體維度；第二是缺乏超驗世界的本真維度，就是和神對話的維度；第三是缺乏自然的維度，即人性內自然和物性外自然的維度，亦即叩問生命野性的本然維度。他特別重視文學的超越性，重視文學對人性深度和美學維度的探尋，主張迴歸文學的“自性”，強調文學批評應該做審美判斷，而不做政治判斷和道德判斷。3 生活在信息氾濫的時代，反而思想更是非常珍貴
讀創/深圳商報：不太細究作家的創作意圖、作家跟時代的關係，似乎也是您在本書分析小說的一個特點？劉劍梅：是的，我是故意不寫的，因為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要想了解作家的時代背景、生平故事，只要在網上搜索他的名字馬上就知道了。如果會英文的話，那這樣的信息網上多得是，我如果再羅列一通，似乎有些重複和雷同，沒有太大的必要。如果當時寫《小說的越界》的時候，我打算面對更廣泛的讀者，我可能就會把作家的時代背景和生平故事都寫進來，用更傳統的方式去寫。但是，現在我們生活在互聯網時代，我記得當時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面對自己教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發現他們的信息量實在太大了，無論我在課堂上講哪一位作家，他們馬上就從網上搜尋出來，所以在互聯網時代，文學批評家一定得有豐厚的文化底蘊，有思想有見識，不然就容易被信息所淹沒。不過，正因為我們生活在信息氾濫的時代，我反而覺得思想是非常珍貴的，讓思想浮出信息表層，做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反而是文學批評家的強項。
讀創/深圳商報：您在課堂上是按照本書這樣的講解方式授課嗎？劉劍梅：我一直都是採用對話式的教課方式。由於在美國教了多年的書，我已經習慣這種對話式的教學方式了，到後來很難改成純粹講座式的課堂。我本科在北大讀書時，老師都是以講座的形式來教學，好處是信息量和知識量很大，但是有時遇到不夠優秀的老師，就成了“填鴨式”的教育了，學生只好很被動地學習，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到美國讀碩士和博士後，我遇到的老師基本上都採用對話式的教學方式，每個星期先佈置一連串書單，規定我們在上課之前必須讀完，到課堂上就是一個互相切磋交流的過程，教學相長。我覺得文學課用這樣的教學方法比較好，讀了書後帶著問題來，你有你的闡釋，我有我的闡釋，我們就好像在過招一樣，學有所問，學有所思。所以，我的授課方式和我的寫作還是不大相同的。
4 把眼光投向那些敢於跨越“太古的邊界”的實驗性小說
讀創/深圳商報：夢、河流、飛毯、小桶、翅膀……這些充滿靈性詩意的意象，幾乎充斥於您本書的每一篇評論中，它們是自由的象徵，幫助作家“一定程度的‘越界式’的飛翔”。劉劍梅：小說的空間比現實的空間大多了，在小說中，作家可以自由地表達任何思想，塑造任何人物，並且主宰人物的命運。我很喜歡的英國作家、評論家詹姆斯•伍德說過，即使小說有如此自由的空間，“但是我們中很多人並不會運用這種自由；我們緊張地行至准許的思想的邊緣，然後喚醒審查的超我來監督自己”。我也很喜歡我父親在《什麼是文學》中歸納的文學三大要素：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他說：“文學是自由心靈的審美存在形式。”所以，如果小說是這麼自由的審美形式的話，那麼我們為何總要嚴格地遵守生活的紀律呢？為什麼我們只能採用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呢？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並不自由，已經有諸多約束，我們被家庭約束，被道德倫理約束，被社會法規約束，被商品社會約束，而文學正好賦予了我們自由的精神世界，莊子《逍遙遊》講的個體絕對的自由精神，只有在文學中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既然如此，那我們為何不充分享受文學賦予我們的自由空間而進行創作呢？我父親總愛說，“悟即佛，迷即眾”，自由就在我們心中，就看我們是否能夠感悟到。
讀創/深圳商報：所以您欣賞的小說都存在帶有一定的“先鋒性”的“越界”行為，這種“越界”表現在小說敘事形式、人物或思想方面逃離、跨越、打破、衝出各種現實倫理的疆域和邊界，等等。改用您評價博爾赫斯的一句話來形容您覺得也是對的，自由既是您對文學的定義，也是您對於在現實與理想中穿梭的自我的極致尋找。除了受父親和家庭的影響，是什麼還使您如此強調自由？劉劍梅：我從小就生長在一個文學之家，深知文學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我取了《小說的越界》這個書名，就是因為我喜歡把閱讀的眼光投向那些敢於跨越“太古的邊界”的實驗性小說，我在書中所分析的小說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實現了某種“越界”。我從小就愛幻想，不願意看到文學只是規規矩矩地反映現實。雖然文學必須有生活作為基點，但文學不光是對現實的反映，不光是“鏡子”，還可以像“燈”一樣，照亮我們的內心，所以我選擇的很多小說家，不僅天馬行空地想象，而且也知道如何展示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例如舒爾茨就是一個充滿奇思妙想的天才型作家，有極其鮮明的個人風格。他看到庸常世界的難以忍受，對世界充滿不安、質疑和反抗，所以他在小說世界中，充分挖掘自然精神，並且自我建構原始神話，以此來反抗平庸的日常生活。博爾赫斯給我的啟發很大，他的“特隆”就是文學世界的極好的隱喻，在特隆世界裡，沒有單一的因果關係、善惡關係，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和靈性的。他用各種隱喻手法擴展我們的現實空間，用鏡子、圖書館、夢、迷宮等意象，把我們的世界變成多維的，不僅超越歷史時間，而且超越生活空間，讓我們懂得世界是神秘的，充滿了偶然性，不是單線發展和進步的。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有一門課是講“文化與價值觀”，我覺得這門課，哲學教授一定比文學教授講得好，因為哲學老師講到道德倫理和世界的規則時，總是概述得清清楚楚。然而，文學重視的是我們內心那些不為人知的角落，重視人性的複雜和矛盾，對內心深處進行更多的探尋，而不是固定在既定的規則或價值觀裡。
從左至右：劉劍梅母親陳菲亞、白先勇、父親劉再復、劉劍梅
讀創/深圳商報：關於文學的自由，還不得不提到科幻小說，它在想象力的釋放方面不遜色於其它類型的小說，甚至要求更高。不知您怎樣看待科幻小說？劉劍梅：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師弟宋明煒教授在科幻小說研究方面已經寫了不少文章，最近還出了一本新書，題為《中國科幻新浪潮》。我覺得科幻小說是未來的維度，很值得研究。但科幻小說我還是讀得比較少，我讀過《三體》，很欣賞這部小說的想象力，只是裡面的一些價值觀不太贊同。地球最後葬在一位女性的手裡，而且女性內心的那種柔軟和慈悲，導致了最後的猶豫，反而造成地球的死亡。從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就有點難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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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創作能夠超越的空間在哪裡？託卡爾丘克已經告訴我們很多了
讀創/深圳商報：說到女性主義，《小說的越界》的第一輯就探討了幾位女性作家，其中，美國女作家瑪麗蓮·羅賓遜、印度女作家阿蘭達蒂·洛伊和韓國女作家韓江的女性書寫，都觸及家對女性的傷害、或女性對“家”的越界的主題，您認為外國作家的女性書寫跟您讀到的中國作家的女性書寫有何區別？劉劍梅：西方的女權主義已經崛起了一個多世紀，比較成熟。我們去看小說或是電影、電視劇的時候，會發現女性受到很多尊重，女性的主體性、情感在那種語境下的表現都很自然的。女性主義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表現。比如，韓國是男權主義比較重的社會，在韓江的《素食主義者》這部小說裡，女主人公如果想衝出家的四面圍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要作出很大的犧牲，她的自毀行為，就像飛蛾撲火。瑪麗蓮·羅賓遜的小說《管家》的結尾有一個象徵性動作，把“房子”燒燬然後去流浪，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但是這個舉動是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一個象徵，作者受到愛默生和梭羅的影響，有超驗主義的精神，在大自然中尋找力量，不被世俗的枷鎖束縛，為自己的靈魂找到精神歸宿。中國的語境會更復雜一點。上世紀，革命給婦女帶來了解放，最近閻連科的新作《她們》對此有了新的思考。他在書中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既區別于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的著名論點——“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形成的”，也區別於安託瓦內克•福克的“人生而有兩性”的重視女性心理和生理的觀點，以及西蘇和依麗格瑞等女性批評家基於女性身體而衍生出抵禦男性邏各斯中心話語的女性寫作。閻連科的“第三性”特別針對農村女性——這些被國外的女性批評家遺忘的人群，農村婦女表面上似乎得到了“婦女解放”，跟男性完全平等，但是作為“社會勞動者”，她們不僅需要像男性那樣辛苦地勞作，而且同時還不得不做瑣碎的家務事，這種表面上光鮮的關於自由平等的女權主義理想，反而最後對女性身體施加了更多隱密的剝削和壓迫，甚至連“女性化”的權利都在無形中被剝奪了。閻連科寫了這麼多關於鄉村文化的小說，但這本《她們》，頭一次有了“女性主義意識”，真正瞭解和關懷了他在鄉村的姐妹們，寫得特別好，特別真切。我想說的是，女性主義話語隨著時代在發展，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接受水平，有不同的針對性。我一直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很大，但是許多中國男性作家在寫女性時，還是缺乏足夠的“女性意識”，也就是缺乏對女性平等的關懷和理解。其實很多中國男性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很同情女性，但是寫到某個地方就沒有深入下去，這不知是男性和女性的區別，還是他們沒有這個意識？甚至一些女性作家也沒有這種意識。她們經常刻意強調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那麼如果說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又代表著什麼呢？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溫和的女性主義者，不講男女對立，而是講男性和女性互相尊重、理解、協商。
劉劍梅著作《狂歡的女神》《革命與情愛》《彷徨的娜拉》
讀創/深圳商報：那麼您期待未來出現怎樣新的女性主義寫作？劉劍梅：我更期待的是中國女性作家在寫作中有更大的超越，不僅有區別於男性的視角和語言，還有屬於女性的隱喻和寓言。中國女性作家特別擅於寫細節和現實生活，但是很少人能在隱喻和寓言方面有更大的突破。女性創作能夠超越的空間在哪裡呢？託卡爾丘克已經告訴我們很多了。她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辭裡，這樣寫道：“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許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敘述這個世界，就有巨大的意義……今天，我們的問題在於——似乎在於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僅沒有準備好講述未來，甚至講述具體的當下、講述當今世界的超高速轉變也沒準備好。我們缺乏語言、缺乏視角、缺乏隱喻、缺乏神話和新的寓言。”閱讀託卡爾丘克的小說時，我被她富有創見的片段性的散文體寫作所深深吸引，因為她不停地在轉動著敘述的視角，打破我們傳統固有的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在散漫的跳躍性的敘述中，輕而易舉地開拓了每一個角色的視野。無論是歷史的時間，還是個體的時間，還是物體的時間，都成了星叢般的存在，那之間神秘的聯繫就是她所重新構築的神話和寓言。最有意思的是，她的這種敘述手法，給予讀者一定的空間，在閱讀和遐思裡，去自由地重組那些感性和理性的碎片，去感受她的內心世界，感受她用詞語賦予的鮮活的生命，以及她想展示的“屬於人類和超越人類的一切”。我想，她的寫作方式非常適合敘述我們當下的目不暇接的生活。
6 文學愈在失落和壓抑的情況下，愈有治癒的力量
讀創/深圳商報：《書寫疾病和歷史》成為《小說的越界》的壓軸篇，這篇曾經收錄在您上一本書《彷徨的娜拉》中的隨筆，置於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語境下重讀，另有一番感受。不知您現在對“疾病和歷史”這個主題有沒新的思考？劉劍梅：文學如何書寫疾病，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題目。當然，關於疾病的中外經典名著有很多，比如薄伽丘《十日談》、笛福的《瘟疫年紀事》、傑克•倫敦的《猩紅疫》、加繆的《鼠疫》、薩拉馬戈的《失明症漫記》、菲利普•羅斯的《復仇女神》、普雷斯頓的《血疫》、魯迅的《藥》、餘華的《一九八六年》、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畢淑敏的《花冠病毒》等。對疾病的書寫，無論是極其現實的紀錄，還是把疾病當作一種隱喻，都有深刻的意義。讀創/深圳商報：突如其來的疫情，成為2020年人類共同面對的最大難題。許多人霎時間手足無措，例如梁鴻在接受採訪時談她自己的經歷，“每天看各種新聞，都是淚流滿面的，不知道怎麼辦，又很心痛”，這時看到賈樟柯的朋友圈，“他每天上午三小時寫作、下午三小時剪片，晚上跑步。一開始看到覺得只是特別羨慕，緊接著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突然產生特別穩定的感覺”，由此梁鴻覺得“在這樣大的災難下保持人類的日常性是特別重要的”。疫情期間，您是如何處理日常生活的？面對世界與生活的無常、不穩定性，文學又給予了您怎樣的力量？
劉劍梅：作為學者，我的生活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天天在家看書寫作就是我的常態，只是在疫情期間就更專心地讀書寫作，減少了社交活動，行政工作也在網上處理。其實這兩年來，有一連串變化，我突然感到人好像被置放於電爐裡面炙烤，就看自己能不能挺過去，挺過去就有一種再生的感覺，就能從被壓抑的氛圍裡面解脫出來。作為閱讀者和寫作者，面對這些變化，我始終通過閱讀，跟文學書籍裡偉大的心靈在交流，提升自我和豐富自我。我覺得壓抑的時候，就會把自己埋藏在閱讀中，或是寫作中。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這樣，但文學對我非常有幫助。文學愈在失落和壓抑的情況下，愈有治癒的力量。【人物簡介】劉劍梅，出生於1967年，祖籍福建南安，北京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系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博士。現為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終身教授，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亞洲與東歐語言文學系副教授。出版中文專著《狂歡的女神》、《共悟紅樓》（與劉再複合著）、《革命與情愛》、《兩地書寫》（與劉再複合著）、《彷徨的娜拉》、《莊子的現代命運》、《小說的越界》，英文專著《革命與情愛：文學史女性身體和主題重複》、《莊子與中國現代文學》、《金庸現象：中國武俠小說與現代中國文學史》（與何素楠合編）。在文學批評領域有極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