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中尉領航員、中共地下黨員張祖禮
張祖禮（1919.2.11-）廣西博白縣徑口鎮文水村人，1938年考入博白縣立初中受姑媽影響參加廣西學生軍，1940年夏學生軍整編後入桂林高中讀書。1943年秋高中畢業後考入空軍。1944年7月去美國德克薩斯州領航學院學習，歸國後調入國民黨空軍第8大隊任領航員參加起義
1948年12月17日飛抵石家莊後起義人員合影。左起陳九英、領航員張祖禮、郝桂橋、周作舟、俞渤
駕機起義成功後起義人員受到解放區人民歡迎。左一張祖禮、右一俞渤、後右一郝桂橋等五人換上解放軍軍服合影留念
張祖禮的起義人員證明書
我是廣西博白人。我上初中的時候，家裡就有三位共產黨員。一個是我的四姐張祖文，一位是我的堂哥張祖貴，一位是我的姑媽張博文。我18歲在博白中學上學時，受姑媽影響參加了學生軍（當時李、白主政廣西實行軍事化管理）。學生軍有3000多人，在行政上屬於國民黨，但是學生軍的政治部主任是地下黨，大隊、中隊指導員都是進步人士。
1941年，日本侵略者從廣西欽州防城登陸廣西佔領南寧，於是我們學生軍也開始配合國民黨第46軍打日本鬼子。
1943年我痛感時局考入國民黨昆明航校，經3個月培訓後，1944年2月，被派到印度拉哈爾學習航空理論。7月又被派往美國德克薩斯州愛倫敦領航學校學習領航技術，並取得甲種領航員證書。在美國學習期間，我不僅學會了為飛機引路，而且也為自己找到了人生方向。
當時我看到美國華僑日報上刊登的一些進步文章。在華僑日報上看到了毛澤東的一篇《論聯合政府》的文章，大家開始對共產黨的思想有了更多的瞭解，不少同學私下相約，回國後要設法到解放區去找共產黨。學成回國後我調入成為空軍8大隊35中隊，任轟炸機領航員。不久後我認識了101中隊的張雷。
張雷的表姐就是新四軍，我想通過這條線去解放區，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張雷後卻被拒絕了。張雷說：“國民黨的空軍是一個很難打進去的系統，希望你留在上海，為解放全中國工作。”
後來八路軍晉冀魯豫城市工作部派到上海的地下黨人員王月英與我聯繫，我們之間保持單線聯繫。當時時局混亂，國民黨在上海瘋狂逮捕地下黨員、鎮壓學生運動，我們每週六相約在上海虹橋公園見面。我所在的空軍有多少飛機，有哪些飛機，每架飛機可以載多少人，有多少炸彈等等情報，通過王月英都很快傳到了地下黨。
這位王月英是上海隱蔽戰線的重要人物。關於她的生平目前我查到是抗戰時就由八路軍晉冀魯豫城工部派遣到上海做地下鬥爭的，此後一直在上海潛伏。曾化名李敏，解放戰爭時期向民主人士積極宣傳共產黨政策，她的相關歷史資料我還會繼續整理
1948年國共大決戰開始，國民黨大廈將傾。淮海戰役爆發後國民黨軍前線作戰處處被圍，戰局形勢急轉直下。
我和國民黨空軍第八轟炸機大隊的飛行員俞渤、郝桂橋、陳九英、周作舟此時經常被安排飛往戰場進行轟炸任務。聽到飛機起飛，我心裡就疼，只要飛機起飛，就意味著，我們有很多解放軍戰士有可能被炸死。因為飛行員感冒是不能執行飛行任務的。連續幾次，上級命令我執行任務，我唯一拒絕的理由就是感冒頭暈。我對俞渤、郝桂橋、陳九英、周作舟說，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我們是被動的等待太陽，還是向太陽奔跑，去迎接太陽呢？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當然選擇迎接。
在起義前的2周，也就是1948年12月3日，郝桂橋所在機組的領航員離開，我接替領航員任務來到南京。到南京後地下黨組織告知3天后聯繫，並稱起義飛機可以在解放區任何一個管控區降落。
為隱蔽我和郝桂橋有一個暗號，點頭表示立即起義，擺頭表示原地待命，郝桂橋告訴我俞渤其實是一名地下黨支部書記，這時我才知道八大隊內早就有人準備起義了！
1948年12月16日，在南京大校場機場空勤食堂的告示牌上，寫著一則通知：12月16日晚飯後，到新生社（原國民黨空軍俱樂部）開會，蔣總統要接見全體飛行人員。
之前準備起義的計劃可能洩露，國民黨對飛機管控非常嚴，這次機會太難得，大家決定利用這次召開大會的有利時機，提前實施起義計劃。
趁著蔣介石開會的當晚8點，我們5人駕駛B-24轟炸機，飛越南京上空，8點15分，5枚炸彈從南京上空投下。可惜，投彈系統早在頭一天晚上被潛入機場的另一批地下黨們破壞了，我們投下的炸彈，沒有炸中總統府。
正在給空軍訓話的蔣介石聽到轟炸聲後，從侍衛手中接過軍帽，沒有向任何人打招呼，就氣沖沖轉身走了。
我和俞渤等人投下炸彈後，把飛機航向對準正北，加大了油門，向解放區方向飛去。機械師陳九英檢查油箱的總量，發現油料只能飛5小時，燃油不夠飛不到東北（原定計劃飛往遼寧安東地區）怎麼辦？他把這一重大情況立即報告了俞渤，同時建議飛機改飛石家莊。
晚上12點左右，飛機飛到了石家莊上空，晚上的石家莊一片漆黑，沒有一點燈光。原來我們被誤會成前來偷襲的國民黨飛機，地面的燈光被緊急管制了。高射炮彈的道道火光不時在飛機的前後左右劃過。俞渤將航行燈打開了再關閉，半閉了再打開，反覆數次，但高射炮火仍在繼續發射。
我們以前都沒有飛過夜航，現在又遇到了如此複雜的特殊情況不知道怎麼處理，每個人都急得直冒冷汗。估計是解放軍發現我們沒有還擊，就沒有再向我們發射了。
1948年12月17日凌晨1時許，油量表的紅燈亮了，只有20分鐘的油量了。突然，地面燃起密密麻麻的火把，從空中望去構成一個長方形。這時我們5個人也幾乎同時喊道：“跑道！跑道！”原來地面的人終於明白了飛機的來意，點起火堆將跑道照亮，凌晨2點15分我們飛機終於安全降落地面。
後來我們才知道我們的駕機起義給敵人造成了多麼大的震動！1948年12月17日，美聯社播發了一則消息：“國民黨首府南京，昨晚發生炸彈爆炸事件。據權威人士說，炸彈是從執行任務的國民黨空軍飛機上不慎掉下來的。”
1949年5月5日，周恩來、朱德、聶榮臻等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我們起義人員。周恩來握著我的雙手親切地說道：“
張祖禮同志，你好！你們起義的同志是我們建設人民空軍基本力量之一，希望你們為建設強大的人民空軍而努力！”1949年8月，我受中央軍委航空局指令，奉命開闢中蘇第一條民航航線。當時我們人民空軍還沒有航空地圖，我在圖書館只找到了一張200萬分之一的地圖。C47運輸機出發了，一上天卻發現地圖誤差很大，從蘭州到徐州誤差竟超過100公里，只能靠地面目標尋找航路。從北京飛到太原後，又往蘭州飛，這時飛機的空速管出故障了，速度儀、導航儀全部失靈，飛行員只能盲飛。
我往機窗外尋找地面目標，忽然看到了黃河，我告訴飛機駕駛員，飛到黃河再轉90度角，順著黃河飛，就能到蘭州。當天晚上，飛機有驚無險地降落在蘭州，第二天繼續起飛，沿著河西走廊到酒泉，再從酒泉飛到哈密，我們就是這樣開闢了中蘇第一條民航航線。
新中國第一支人民空軍飛行隊成立於1949年的初秋時節。當時，北京已被定為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都，第一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在北京籌備，為了確保第一屆新政協會議的順利召開和開國大典的安全，周恩來受毛澤東主席的委託，接見了軍委航空局局長常乾坤和華北軍區航空處處長方華，指示我們儘快組建一支空中防空力量，來保衛北京的領空，並參加開國大典的閱兵儀式。
1949年8月底，我們接到軍委航空局局長常乾坤的命令，我國第一支空軍飛行隊正式組建而且我已經被有關部門選中，並在開國大典中將要與邢海帆等飛行員駕機表演，接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的檢閱。
當時，我們要面對三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一是距開國大典僅一個月，時間緊，任務重。二是南苑機場的飛機不僅舊而且雜，維修任務重，安全壓力大。三是飛行和機務人員來自五湖四海，既有在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學習飛行的長征幹部，又有國民黨起義人員，還有東北老航校培養的第一代飛行員。由於飛行經歷、技術水平和所飛機型的差異，這樣一支臨時湊起來的隊伍要在短時間內形成戰鬥力，困難重重。
為了天安門上的一飛，我們一共訓練了兩個月。那時我駕駛的接受檢閱飛機是加拿大生產的蚊式轟炸機，除了發動機以外，螺旋槳、機身等很多東西都是木頭的。其他的就是P－51野馬式戰鬥機、C－46運輸機，一共17架。
那是一段緊張忙碌的日子，每天破曉我們就開始做準備。飛行、開會、討論、解決技術難題，有時甚至通宵達旦。儘管這樣，但10多天下來，我們對能否完成這次受閱飛行任務仍然沒底。我們向飛行隊主管邢海帆建議，能否向軍委請示，先在受閱飛行航線上，搞幾次受閱演練。經請示，中央很快同意了。
在邢海帆的帶領下，我們完成了航行計算和圖上作業，並擬定了將17架飛機分成6個小隊通過天安門的飛行預案。同時，考慮到此次受閱是人民空軍首次亮相，為了讓編隊飛行井然有序，還要對不同飛機的航速作了計算、提出明確要求。人民空軍當時飛機數量太少，有人提出9架P-51戰鬥機飛過天安門後，接在6分隊後面，再飛一次的建議，經反覆修改、完善後，最終形成了演練和受閱實施方案。
當時，我是在長機——蚊式轟炸機的領航員位置上接受檢閱的。
我們按照受閱飛行預訂的起飛時間起飛後，先在東郊雙橋上空盤旋編隊，並從這裡由東向西飛行。進入航線飛行後，3個P-51戰鬥機分隊在前，4分隊兩架蚊式轟炸機隨後，接著是5分隊的3架C-46飛機和6分隊的1架L-5通訊機、兩架PT-19教練機。在6個編隊中，除兩架蚊式飛機是“一”字排列外，其他各分隊都是“品”字編隊。按預訂方案，9架P-51戰鬥機通過天安門，先直飛再右轉，沿北京外圍飛行，與6分隊接上，第二次飛越天安門。這樣，給人的感覺是前後都有9架P-51型戰鬥機，而受閱飛機也就由17架變為26架。
我們從北京南苑機場起飛，由東橫貫北京全城，在天安門上空飛行只有1分鐘左右，我們看到整個天安門密密麻麻的群眾。我想，毛主席就在其中，他一定看到我駕駛的蚊式飛機了。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閱兵，新中國空軍全部家底只有蚊式戰鬥機、p51戰鬥機、c47運輸機共17架。開國大典閱兵，張祖禮擔任長機領航員的機隊飛越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檢閱。
完成受閱飛行，返回南苑機場後，我和邢海帆等9人又接到參加國慶宴會的通知，大家還沉浸在受閱飛行的喜悅與自豪中以至於赴國宴時，竟然連飛行服也沒有換下，大家就匆匆忙忙地出發了。
席間，周恩來總理和朱德總司令還專門來向我們敬酒。總理和總司令高興地說：“你們飛得好，飛得好啊！”他們還勉勵我們繼續努力。總理和總司令的話，讓我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大家下定決心，一定要為祖國的航空事業努力奮鬥。
1949年8月，我是首航北京到酒泉的第一人，1952年我參加了抗美援朝戰鬥，後在中國民航飛行學校任教，1983年7月加入了共產黨，現已離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