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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在我們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絕大部分朝代處於君主專制制度。整個國家的興亡與官場的廉潔程度都依賴於皇帝的個人能力與個人素質。如果當政的皇帝英明神武，一般情況下吏治會比較清明。一旦帝王個人素質出現問題，那會累及整個國家處於混亂與腐敗的局面。
回顧歷史，有這麼一個朝代非常奇葩。整個朝野不僅官吏無休止的搜刮民脂民膏，皇帝竟然也默許官員貪汙腐敗。更有甚者，帝王還會將官吏貪汙的贓款想法設法的據為己有。這樣就形成了官員壓榨百姓，皇帝壓榨官吏的局面，造成整個社會處於無休止的腐敗氛圍，底層的百姓就成為了最苦難的人群。
本篇文章我們通過具體的例子來了解這個特殊的時期——兩晉南北朝。
東晉及南朝的官員輪換制度
東晉時期，國家規定地方的官員每六年輪換一次。不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有時候官員的輪換也不全是按照六年，具體是否輪換，除了看國家的需求之外，也要看地方官貪汙的程度。如果一個地方官認為自己撈的差不多了，就算是沒有滿六年，也會申請調崗。如果滿了六年，地方官覺得還沒撈夠，那也會申請多留幾年。
到了劉宋與南齊之後，六年一輪換的制度改為了三年一輪換。不過是否需要輪換，主要還是看地方官是否已經滿足。《南齊書·卷四十六》中就記載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當時的晉平（今福建福州一帶）太守王秀之說了一句非常誠實的話：
“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大致意思就是，王秀之只做了一年的晉平太守，按照制度來說還沒到三年輪換的時候。不過秀之同志很知足，也很誠實，他說：“晉平這個地方非常富足，我在這裡撈夠了，不能阻擋下一任發財致富。”所以王秀之就申請了調崗。
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就可以大致瞭解，東晉及南朝雖然有地方官吏的輪換制度，不過實際上並不是根據政績來考核，而是根據官員貪汙的金額是否滿足了自己的需求來決定的。這樣就形成每一任的地方官都是以搜刮為目的，百姓被輪流壓榨剝削。
官吏明目張膽的搜刮剝削百姓
按照正常的思維，官吏貪汙都是見不得光的行為，需要偷偷摸摸的進行。但是在南北朝的時候卻不是這樣。有些世家大族，一旦生活入不敷出，首先考慮的就是申請外出做地方官，最為典型的就是劉宋的王僧達。王僧達是中華第一世家“琅琊王氏”的後代，屬於當時頂級的世家豪門。《宋書·列傳·卷七十五》中就有他求官的記載。
"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
這句話意思就是，王僧達上奏宋武帝劉裕，說自己家裡太窮了，希望能到一郡之地做一個太守，這樣方便撈一筆，補貼下家用。劉裕也很通情達理，就準備讓他去秦郡（今江蘇六合縣）做太守。無獨有偶，還有一位南齊的謝胐(fei)，《南史·列傳第十》中記載了謝胐求官的原因：
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
這句話解釋為，謝胐以家裡貧窮為理由，希望到地方去做官。但是因為當時謝胐得罪了剛登基的蕭道成，所以不僅沒有綬官，反而被免官了。謝胐也是豪門之家，他是東晉名臣謝安的後代。除了很多世家大族恬不知恥的以家貧的理由來求官之外，那些已經在都城任職的高官也會採用這招。《宋書·列傳卷八十一》記載了駙馬都尉劉秀之求官的情景：
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 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
大意就是，公元424年，已經是高居駙馬都尉的劉秀之，竟然也以“家貧”為理由，請求去廣陵(今揚州)做地方官。
這三個例子足以證明，當時的官吏都希望去地方任職，而且選擇的理由都是“家貧”，其根本原因在於地方官便於貪汙納賄。而皇帝竟然認為這種行為很正常。這足以說明，當時的地方官可以明目張膽的搜刮百姓，皇帝也是支持的。
奇葩的搜刮方式與誇張的受賄額度
- 以蛋換雞的奇葩之舉
古代的官吏不同於現在，當時並沒有太多的尋租權利。所以古代官吏的貪腐手段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他們更多的是從稅收、田地收入等方便入手。其中最奇葩的一位是還是南齊時的謝朏。《南史·列傳第十》中記載了當時吳興（今湖州）太守謝朏的一段故事：
孝武初，朏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
這句話比較好理解，意思就是南齊孝武帝初年，謝朏是吳興的太守，他把雞蛋給農民，然後讓農民定期交給他一隻雞，一共收了好幾千只雞。這樣斂財的方式，極具創新，不知道是不是前無古人，但是肯定是後無來者。
- 錢多到壓垮牆壁
接著我們再看一位南梁的鉅貪——江祿。江祿此人在做武寧(今江西九江)太守的時候，瘋狂的斂財與搜刮。根據《南史·列傳第二十六》記載：
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
江祿是南梁蕭衍時期的人物，他在做武寧太守的這段時間，斂財無數，並把貪汙的錢財都堆放在牆壁旁邊，後來竟然把牆壁都壓塌了，可見貪汙數量之巨。
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比如南齊的曹虎在任職雍州刺史的時候，搜刮了五千萬的錢財。劉宋的張興世也做過雍州刺史，他從雍州返回都城建康時攜帶了三千萬的錢財。這些事例數不勝數，各地方官吏無所不用其極的大肆搜刮百姓。
哪些地區被搜刮的最為嚴重
儘管各地方官都以斂財自肥為目的，不過不同地區的地方官，因各地區有貧富差距，情況不同，所以搜刮的數量也有差異。在南北朝時期，搜刮最為嚴重的地區要數廣州，其次就是梁州與益州。
根據《南齊書·王琨傳》記載：
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鉅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
這句話很好理解，意思是廣州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大家都說，廣州刺史只要一上任，就能有三千萬入賬。雖然說的有一些誇張，不過也能表現出廣州被搜刮的殘酷程度。《南齊·志第六》中也有記載廣州的情況：
廣州，鎮南海......卷握之資，富兼十世
這句更直接，意思是說，在廣州任職，貪汙所得的財產，夠十輩子花了。曾經任職廣州刺史的褚叔度，在任四年間，“廣營賄貨，家財豐積”，褚先生真是生財有道～
除了廣州之外，當時的梁州與益州就是第二選擇了。在《宋書·列傳卷八十一》也有關於梁州與益州的記載：
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
這句話說的很明確。梁州與益州也是物產豐富，只要是在梁益二州任職的刺史，都會斂財貪腐，多的可以得到“萬金”。同時，這些刺史帶過去的幕僚也在州下面的郡縣任職，一併的貪贓枉法。也就說，一個官員到地方任職，不僅此人貪汙受賄，他的隨從也是在當地大肆斂財。
關於官吏在梁州與益州斂財的情況歷史記載的很多，沒有記載的更是數不勝數。下面就簡單舉幾個例子。
南齊的劉悛曾經替代蕭鑑為益州刺史，也是瘋狂剝削百姓。劉悛在成都的時候，專門用黃金做了一個洗澡盆，奢侈至極。下一位鉅貪也是出自南朝，他就是南梁蕭衍的表哥蕭懿。蕭懿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梁州刺史，據史書記載，他聚斂了無數財寶，並分別把搜刮的財寶分為兩類，一類是金石玉器，單獨放一個房間。一類是綾羅綢緞與貂皮大衣（綺縠錦罽）單獨放一個房間。
以上是比較典型的梁州與益州的貪汙受賄的情況，可見當時官場風氣的敗壞。至於其他地區也是類似情形，只是受賄數量多寡的區別。
看到這裡，可能有讀者會有疑問，既然貪汙受賄的情況這麼嚴重，難道皇帝就不管麼？實際上皇帝也會處罰地方官，只不過處理的方式讓人大跌眼鏡，下面我們就看下南朝的皇帝是如何對待這些貪官的。
皇帝也視財如命
南朝的皇帝對於任職已滿，回到都城覆命的地方官基本都會進行盤剝壓榨。這些地方管理必須要把搜刮來的財物上交給皇帝。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的強制性上交，另一種是採用樗蒲(chu pu)之戲（類似現在扔骰子的跳棋）。如果是強制性上交，一定要上交到皇帝滿意的數字為止，上交數量多的反而會收到皇帝的表揚。如果是賭博的話，皇帝要把大臣的家產贏光為止。下面我們就通過實際例子看下。《南史·列傳卷二十五》中記載：
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貨，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詔獄 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
這裡面記載了劉宋時期，官員垣閎的事蹟。宋孝武帝時，垣閎在交州任刺史。交州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廣州等地區，搜刮最為嚴重的地方。垣閎從交州回來之後，斂財鉅萬。當時孝武帝對於還都的地方官吏會勒令他們獻上錢財，或者就用樗蒲遊戲贏光他們。到了宋明帝時，垣閎再次出任職益州刺史。同樣，在益州，垣閎仍然聚斂了眾多財物，宋明帝與孝武帝一樣，也勒令刺史上交。垣閎把益州貪汙的一半財產都上交了，但是宋明帝還是嫌少，就把垣閎收押，最後垣閎實在沒有辦法，就把所有財產都上交了，才被釋放出來。
這是一個典型的地方官搜刮百姓，皇帝壓榨地方官的案例。週而復始，最終受害的永遠是底層的庶民。這種情況在南齊也屢見不鮮。南齊的名將崔慧景，在職之間多次到地方任職，每次還都之後都會給齊武帝蕭賾獻上百萬以上的財產，所以得到齊武帝的大加讚賞。
到了南梁這一代，這種盤剝的現象更為嚴重。梁武帝蕭衍為了營造寺廟，侍奉神佛，更是瘋狂的斂財。《魏書·島夷蕭衍傳》記載：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責其上禮獻物，多者便雲稱職，所貢微少，言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競事聚斂，劫剝細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綺。百姓怨苦，鹹不聊生。”
大意就是，蕭衍下令，所有刺史或郡守，都需要給皇帝獻禮物，獻的多的就是稱職的官吏，獻的少的就是失職的官吏。所以，這些地方官員只要一上任，就開始瘋狂的壓榨剝削百姓，聚斂錢財，然後上繳給蕭衍，贏的誇讚。
結語
綜合來看，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歷史上最為黑暗混亂的時期之一。南朝的戰事雖然相比北朝少一些，不過百姓的生活環境仍然異常艱苦。南朝這種求官、貪腐的情況，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作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 第一是東晉門閥政治的後遺症。雖然東晉滅亡之後，門閥政治已經逐漸消亡，而且劉宋、南齊、梁朝、陳朝的開國之君都是寒門出身，但是世家大族的影響力仍有遺留，各代帝王還是比較忌憚的，所以豪門後代求官的要求，皇帝一般都會應允，而且對這部分人也比較寬容。所以才有了上文中王僧達、謝胐以“家貧”作為理由來求官的事件發生。
- 第二就是南朝君主以穩固政權為重，輕於吏治的改革。自東晉至陳朝，一共五朝。每個朝代的君主為了穩固自己的江山，都會盡量滿足世家大族以及地方官的利益，防止他們出現不滿後，傭兵造反。這種情況下，底層百姓的死活反而是次要的。所以皇帝自然會縱容地方官吏貪贓納財。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股惡習，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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