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三十四）诏遣风云
文：小A斯蒂芬
“瓒攻拔居庸，生获虞，执虞还蓟。会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邑，督六州；瓒迁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斩虞。”
这是记载于《三国志公孙瓒传》中的一段史料，我们上一篇曾经引用过，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由于我们上一篇已经对公孙瓒杀死刘虞的时间做了相对完整的论述，所以这段记载中的“会卓死”时间点，是属于错误的记载。公孙瓒杀刘虞绝对不可能是在董卓被杀时期的时间点上。这一点，在陈寿之后的许多史学家都进行了考证，并否定了这段记载。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以陈寿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什么会把这么明显的一个错误记载下来呢？
我们在读《三国志》的时候都会有所感觉，但凡被陈寿无法判断的史料基本上都被他舍去不用，而被他保留下来的都是他认为绝对真实的史料。所以“会卓死”的时间表述，在陈寿的心里应该是绝对正确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陈寿如此固执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仔细品读这段记载，就会发现陈寿插入“会卓死”的时间概念，并不是要说明刘虞被杀的时间点，而是要告诉读者天子派遣段训到幽州宣读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这份诏书（我们姑且称之为封赏诏书）的时间。也就是说陈寿可能是认为这份封赏诏书产生的时间乃是在“会卓死”的时候。
董卓被杀是在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的四月份。由于董卓的死是出于王允与吕布的合谋，所以在董卓死后，朝政应该是会落入到王允掌控大权的时代。从《后汉书献帝纪》中“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的记载来看也的确如此。所以假如这份封赏诏书真的产生于董卓死去的时候，就应该是在王允的主持之下制定的。
那么这样一来这份封赏诏书的意义也就会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在上一篇中针对这份封赏诏书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份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诏书中，给刘虞增加封邑让他都督六州，而只给公孙瓒封易侯迁前将军的做法，是把已经沦落为公孙瓒阶下囚的刘虞放在了一个高于公孙瓒的地位之上。这是激怒公孙瓒，促使其杀死刘虞的根本原因。也是制定这份诏书的人故意要用这种方法激怒公孙瓒害死刘虞的最终目的。
但是，如果这份封赏诏书真的如陈寿所说，是出现在“会卓死”的时间点，是由王允主持并制定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份具有正面意义的封赏，而失去了“借刀杀人”的属性。
王允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出身，他与军阀出身的董卓、李傕、郭汜甚至后来的曹操都不一样。虽然在王允的心中不会同意袁绍拥护刘虞为天子的计划，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也不会把宗室刘虞当做危险因子或者敌对势力。甚至他会把刘虞当做盟友，乃至于朝廷的依仗之臣。所以由王允制定出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这份诏书是有可能的。
初平三年的时候，在刚刚经历了关东义军联盟讨伐董卓的战乱，关东诸侯们又陷入到互相征战互相抢夺地盘的战乱。使得天下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被朝廷里的重臣们理解为是董卓造成的后果。所以当董卓被杀之后，天下就应该重归治世。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关东群雄们缺乏一个有足够制御能力的领袖。
诚然，袁绍虽然一度作为关东义军的盟主，但是毕竟从地位和名望上还赶不上他的父辈祖辈，很难对关东群雄形成威慑，关东义军的瓦解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点有关。所以王允，或者说是东汉朝廷，当时需要一个地位、威望都非常让人信服的人来担任关东群雄领袖的角色，来迅速的使天下重归和平。
而刘虞恰恰就是最好的选择。虽然他在军事才能上有所欠缺，但是完全可以用公孙瓒来进行弥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份封赏诏书中，既封刘虞都督六州，又加封公孙瓒为前将军的根本原因。
我们甚至可以试想一下，这份封赏诏书如果在董卓被杀后的初平三年被送到幽州，那么恐怕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界桥之战。而以刘虞至公孙瓒为首的关东新的联盟形成，势必将会顺利的铺展开来。最终实现拨乱反正的效果。
那么，在王允主政时期到底有没有产生过这份诏书呢？理论上应该是有。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三国志公孙瓒传》中的这段记载，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我在《后汉书献帝纪》中，在王允参录尚书事总朝政的后面有一条王允派遣使者抚慰山东的记载。原文是这样：“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 ”
这里的山东，又叫做关东，就是以崤山和函谷关为界将天下分成山东和山西两个部分。通俗来讲，山东或者关东又具有指代当时讨伐董卓的关东诸侯们的属性。个人猜测，假如《三国志公孙瓒传》中所记载的这份封赏诏书真的存在的话，就应该是由张种携带并带到山东的。只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到了段训的手中。
张种这个人史书记载不多，除了《后汉书献帝纪》中的这段记载以外，只在《后汉书周举传》中出现过一次。当时是汉顺帝永和六年三月份的上巳节，时任大将军的梁商在洛水举办了一场“大会宾客”的宴会，而张种则是以太仆的身份参加了这场宴会。
汉顺帝永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41年，张种当时已经做到了太仆，那么他的年龄至少也不会低于二十岁以上，甚至会更大。到公元192年董卓被杀的时候，张种的年龄至少也应该是在七十岁开外。以这样的年龄，如果他依然在朝为官的话，应该算是到了德高望重的地位，出生于永和（汉顺帝年号，从公元136年到公元141年）年间的王允都只能算是张种的晚辈。所以王允之所以派遣张种去出使抚慰山东主要应该是看中了张种在朝廷中的这种德高望重的地位。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跟随张种一同出使的都有哪些人，但是想来他应该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前往。至少也会有一些侍者跟随，段训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或者说段训根本就是这次抚慰山东之行的副使者，与后来马日磾和赵岐出使时候的关系一样。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那么，当时张种的这次抚慰山东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史书中没有记载，个人猜测恐怕是不了了之了。因为王允执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李傕、郭汜杀死在长安城宣平城门门楼之下。即便是当时张种人已经到了山东，他的这种使命也将会变得进退两难。更何况他以七十岁的高龄出使山东，随时还有寿终正寝或者病故的可能。就更不用提当时天下大乱兵祸不断的战乱情况了。
我们现在姑且相信张种就是携带这份封赏诏书的使者。他虽然来到了山东，但是最终并没有完成到达幽州宣读诏书的任务。而是因为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终止了这次的抚慰山东之行。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多年以后这份封赏诏书再一次出现在了世人的眼中。并且被一个叫做段训的人带到了幽州。按照各种史书所记载的时间点，这一次的时间是在初平四年（即即公元193年）的冬天，刘虞被公孙瓒抓获之后与刘虞被杀之间。 主要是两本史书记载了这件事。这两本书就是《袁宏汉纪》和《后汉书刘虞传》，原文记载如下：
《袁宏汉纪》“瓒引兵围之，生执虞而归。是时朝廷遣使者殷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瓒为前将军，封易侯。瓒诬虞欲称尊号，胁训诛之。”
《后汉书刘虞传》“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青、冀。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一点，也就是无论是东晋时期的袁宏，还是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他们都肯定是看过《三国志公孙瓒传》的。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对“会卓死”的时间点进行了删除，说明他们判断刘虞被杀并不可能是发生在初平三年的事件，而应该是发生在初平四年冬天的时候。并且这种观点在当时应该也是比较统一的。只不过这两本史书的侧重点稍微有所不同。《袁宏汉纪》中的表述是“
是时朝廷遣使者殷训”，强调的是朝廷整体制定这份诏书的一致性，实际上就是在暗示是朝廷中的掌权者制定的这份诏书。初平四年冬天的时候长安朝廷里的掌权者应该依然还是以李傕、郭汜为首的凉州军阀，所以应该是他们制定的这份诏书。而《后汉书》中的记载则不同，《后汉书》中的表述是“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强调的是汉献帝单方面的意志。也就是说范晔应该是品出了汉献帝刘协对刘虞的这种顾虑，所以才使用了“会天子遣”的这种措辞，虽然这种表述也有可能是脱胎于《三国志》中“会卓死，天子遣”的记载 ，但是由于两本史书所设定的背景时间不同，所以感觉上并不一致。《三国志公孙瓒传》中的记载更像是朝廷真心封赏刘虞，毕竟王允从政治情感上来讲是属于袁绍的一方，他们之间还有过私信往来。可是《后汉书》中的这段表述则完全是出于汉献帝利用封赏诏书施行了借刀杀人的计策，以达到除掉刘虞的目的。很明显，无论是袁宏还是范晔都是注意到了这份封赏诏书在此时此刻出现，所具有的“谋杀”属性。
当时的天下已经大乱到一定的地步，虽然经过朝廷派遣马日磾和赵岐抚慰天下和解关东的政治调解，可是随着北方公孙瓒与袁绍矛盾的进一步升级，以及南方袁术不断挑起的战争，朝廷里汉献帝对天下的制御能力已经丧失殆尽。但是相比较南方袁术的僭越行为来说，北方的宗室刘虞更具有威胁汉献帝皇位的实力。这一点在赵岐和解关东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朝廷才会在刘虞与公孙瓒之间制造了封公孙瓒为蓟侯的矛盾，最终公孙瓒也的确不辱使命擒获了刘虞。
但是在这个时候如何处置刘虞却同样是个大问题。朝廷或者汉献帝直接下诏杀死刘虞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刘虞的宗室身份太过敏感，很容易就会出现宗室内斗的舆论风潮，对汉献帝同样会出现不利的情况。所以对于朝廷或者汉献帝来说，以一份诏书的形式，名义上是封赏刘虞和公孙瓒，可实际上却是要激怒公孙瓒，迫使其杀掉公孙瓒，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让公孙瓒来背负“害贤”的罪名，而汉献帝朝廷则坐享其成达到了最终的结果。
但是袁宏和范晔的这种观点，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又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二》：虞与官属北奔居庸，瓒追攻之，三日，城陷，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诏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瓒前将军，封易侯。瓒乃诬虞前与袁绍等谋称尊号，胁训斩虞及妻子于蓟市。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司马光既没有采用“天子遣”，也没有使用“朝廷遣 ”，而是采用了另一种说法：
“会诏遣使者段训”
也就是说司马光强调的是以诏书的形式派遣段训的做法。
实际上无论是“天子遣”还是“
朝廷遣”，都肯定是有诏书的。但是如果单纯的以诏书的形式来派遣使者的话，就说明有可能这个被派遣的使者本人并不在朝廷中，并不在汉献帝的身边。而且朝廷中有权力发布诏书的除了天子之外还有许多人，比如说太后，比如说权臣，更何况还有伪造诏书的矫诏形式。所以司马光使用“会诏遣”的措辞，非常的意味深长。个人猜测，司马光可能是对这一段记载拿捏不定才做出的这种记载。“会”这个字，在《新华词典》里有许多种解释，但基本都是根源于《说文解字》中“会，合也”的含义，也即是相会，相聚，遇到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说司马光判断刘虞被公孙瓒抓获的时候，段训正好也来到了幽州。这种非常巧合的状态让司马光产生了怀疑，他认为段训不是从长安城来到幽州的，而是被一封诏书派遣而来的。司马光对这封诏书的制定者的身份表述怀疑，但是又苦于找不到证据，于是就拒绝使用“天子遣”和“朝廷遣”，而使用了“诏遣 ”的措辞。
那么在司马光的怀疑中，这份诏书最有可能是谁制定的呢？个人猜测，司马光最有可能怀疑到的人应该就是袁绍。
袁绍和他的团队极有可能为了营救刘虞而制定这样一份“矫诏”，派遣段训以朝廷的名义前去封赏刘虞和公孙瓒，以此向公孙瓒施加压力，希望公孙瓒能够迫于“朝廷”的压力而释放刘虞。
这种可能性的确是有，但是却并不符合实际，因诏书无论如何做到以假乱真，矫诏就是矫诏，以公孙瓒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拆穿不了。更何况段训手持着矫诏前往幽州，不露任何马脚的几率非常的低。而且这份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诏书，对公孙瓒如此的不公平很可能会激怒公孙瓒，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一点纵然袁绍自身发现不了，他的团队也总还是会察觉得到，尤其是当时刘虞的儿子刘和就在袁绍的身边。他们应该还是会阻止袁绍的这种行为的。
另外假如段训真是袁绍所派遣，他只是袁绍的一个属下，即便是当时公孙瓒没能发现这一点，在之后也总有想明白的时候，到那时段训能够活下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可是在史书记载中，公孙瓒后来不但没有杀死段训，还表他做了幽州刺史。这一点足以说明公孙瓒对段训的重用，以及他对段训身份的肯定与认同。
公孙瓒年轻时曾经跟随卢植学习，又因为“太守刘君”犯过错的事情而到过洛阳。尤其是这个“太守刘君”的身份，极有可能就是两拜太尉，为三公之首的宗室刘宽。所以公孙瓒很有可能是认识段训的，这才对这份封赏诏书以及段训的身份没有表示出任何的怀疑。
那么，我这样讲是不是反对司马光对“诏遣”使用措辞上的怀疑呢？并不是！因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地点上，段训能够恰到好处的来到幽州都非常的奇怪。要么是史书记载在时间上搞错了，这一点我们上一篇已经有所考证。但是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是不是还会另有原因呢？
首先，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份封赏诏书绝对是真的，并非矫诏，同时使者段训也应该真的是来自于朝廷。至少公孙瓒是认同这一点的。
但是段训和这份封赏诏书究竟是发生于哪一个时期的朝廷呢？是“会卓死”王允主政的时期，还是初平四年冬天李傕、郭汜主政时期，还是像我们上一篇中所推断的那样发生于兴平二年的夏天呢？
诚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追寻，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朝廷来执行，是会产生不同的前因和后果。可以说是谁派遣的段训，谁就要为刘虞的死负责，他才是真正害死刘虞的凶手。
只不过我们现在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准确的判断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也就只能凭借着猜想给出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我在对整件事进行追查的时候，在脑海里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案件经过，甚至可以串联与之相关所有的史料，解决所有的疑点。虽然曾经有网友认为我这个只是脑洞大开下近乎于小说情节的想象，是极不严谨的研究史学的态度。但是小A也不是什么史学家，况且我相信有果必有因，一切都是需要追根溯源的。下面就把你的想象交给我，让我们一起去还原那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
初平三年四月的一天，王允主政下的朝廷制定了派遣张种抚慰天下的计划。没过多久，张种就在朝廷的寄托下乘坐车子踏上了行程。与张种一同随行的除了一些侍者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段训的年轻人。
他们一路向东顺着官道进发，出了函谷关，经过洛阳，来到虎牢关，也就是成皋。这条路当年曹操出逃的时候走过，后来赵岐和解关东的时候也走过。
到了成皋，张种需要进行选择。正常情况下他要想尽快到达幽州，就要在这里向北通过朝歌进入冀州。可是盘踞在朝歌地区的黑山军让他望而却步，不得不改变路线。于是张种选择了继续向东借道兖州，从东郡北上进入冀州的路线。
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初平二年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在初平三年董卓死后，接替被青州黄巾军杀死的刘岱成为兖州牧。并在这一年的冬天收降了三十余万的黄巾军，组建了名震当时的青州兵。自此曹操第一次实现了声威大震。
所以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张种一定会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兖州，曹操也一定会是张种这场抚慰山东之行所接见的第一个山东诸侯。
但是，在这个时候张种的抚慰之行恐怕是会到达了终点。因为曹操对待刘虞的态度与袁绍不同。当袁绍和韩馥邀请曹操一同密谋拥立刘虞为天子的时候，曹操还曾经正气凛然的反唇相讥说出过“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话。所以，掌握在张种手上的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诏书一定会被曹操视作潜在的威胁，并且曹操恐怕是会因此做出像袁术对马日磾那样软禁的举动。
不过，与袁术对马日磾的操作方式不同，由于张种的这次抚慰山东之行没有出现像马日磾和赵岐那样的分头行动的情况，所以更具有便于隐藏的可能性。再加上长安城被李傕、郭汜等人的联军所攻破，王允被杀，吕布出逃等一系列的噩耗，借由曹操的嘴传到张种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的耳中，可能是导致了张种在倍受打击之下的一病不起，并在之后病故去世。
自此而后，由张种所携带的这份封赏诏书落入到了曹操的手中。曹操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于是就悄悄的除掉了知道内情的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只留下一个与之有过相识的叫做段训的人。
时光荏苒，转眼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有一天，曹操招来了段训，并交给他一份朝廷发来的新的诏书。
曹操告诉段训自己将要去迎接汉献帝东归，朝廷现在希望段训能够代替张种去完成他们当年没有完成的任务。也就是让段训前往幽州去宣读朝廷当年封赏刘虞和公孙瓒的诏书。
段训本就是个耿直单纯的人。对于当年自己没能够照顾好张种而怀着深深的自责，于是就相信了曹操的话，接受了任务，并在曹操派人护送之下辗转来到了幽州。
段训并不知道这一年多的时间天下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本就无心政治的他在曹操的保护之下更是所知甚少，于是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宣读了封赏诏书。结果他就这样激怒了公孙瓒，被公孙瓒所胁迫一起杀死了刘虞。
曹操就这样举重若轻的除掉了刘虞，除掉了在自己掌控朝政之后的最大隐患。不久之后的建安元年春天正月，曹操正式入主洛阳朝廷，成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番霸业！
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