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A點評三國風雲人物：袁紹（三十四）詔遣風雲
文：小A斯蒂芬
“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
這是記載於《三國志公孫瓚傳》中的一段史料，我們上一篇曾經引用過，大家應該並不陌生。
由於我們上一篇已經對公孫瓚殺死劉虞的時間做了相對完整的論述，所以這段記載中的“會卓死”時間點，是屬於錯誤的記載。公孫瓚殺劉虞絕對不可能是在董卓被殺時期的時間點上。這一點，在陳壽之後的許多史學家都進行了考證，並否定了這段記載。
但是在這裡，有一個疑問，就是以陳壽嚴謹的治學態度為什麼會把這麼明顯的一個錯誤記載下來呢？
我們在讀《三國志》的時候都會有所感覺，但凡被陳壽無法判斷的史料基本上都被他捨去不用，而被他保留下來的都是他認為絕對真實的史料。所以“會卓死”的時間表述，在陳壽的心裡應該是絕對正確的。
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呢？陳壽如此固執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如果你仔細品讀這段記載，就會發現陳壽插入“會卓死”的時間概念，並不是要說明劉虞被殺的時間點，而是要告訴讀者天子派遣段訓到幽州宣讀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這份詔書（我們姑且稱之為封賞詔書）的時間。也就是說陳壽可能是認為這份封賞詔書產生的時間乃是在“會卓死”的時候。
董卓被殺是在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的四月份。由於董卓的死是出於王允與呂布的合謀，所以在董卓死後，朝政應該是會落入到王允掌控大權的時代。從《後漢書獻帝紀》中“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的記載來看也的確如此。所以假如這份封賞詔書真的產生於董卓死去的時候，就應該是在王允的主持之下制定的。
那麼這樣一來這份封賞詔書的意義也就會變得與眾不同。
我們在上一篇中針對這份封賞詔書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在這份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詔書中，給劉虞增加封邑讓他都督六州，而只給公孫瓚封易侯遷前將軍的做法，是把已經淪落為公孫瓚階下囚的劉虞放在了一個高於公孫瓚的地位之上。這是激怒公孫瓚，促使其殺死劉虞的根本原因。也是制定這份詔書的人故意要用這種方法激怒公孫瓚害死劉虞的最終目的。
但是，如果這份封賞詔書真的如陳壽所說，是出現在“會卓死”的時間點，是由王允主持並制定的話，那麼他就會變成一份具有正面意義的封賞，而失去了“借刀殺人”的屬性。
王允是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出身，他與軍閥出身的董卓、李傕、郭汜甚至後來的曹操都不一樣。雖然在王允的心中不會同意袁紹擁護劉虞為天子的計劃，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會把宗室劉虞當做危險因子或者敵對勢力。甚至他會把劉虞當做盟友，乃至於朝廷的依仗之臣。所以由王允制定出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這份詔書是有可能的。
初平三年的時候，在剛剛經歷了關東義軍聯盟討伐董卓的戰亂，關東諸侯們又陷入到互相征戰互相搶奪地盤的戰亂。使得天下始終處在動盪之中。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源，被朝廷裡的重臣們理解為是董卓造成的後果。所以當董卓被殺之後，天下就應該重歸治世。而之所以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關東群雄們缺乏一個有足夠制御能力的領袖。
誠然，袁紹雖然一度作為關東義軍的盟主，但是畢竟從地位和名望上還趕不上他的父輩祖輩，很難對關東群雄形成威懾，關東義軍的瓦解很大程度上與這一點有關。所以王允，或者說是東漢朝廷，當時需要一個地位、威望都非常讓人信服的人來擔任關東群雄領袖的角色，來迅速的使天下重歸和平。
而劉虞恰恰就是最好的選擇。雖然他在軍事才能上有所欠缺，但是完全可以用公孫瓚來進行彌補。這就是為什麼在這份封賞詔書中，既封劉虞都督六州，又加封公孫瓚為前將軍的根本原因。
我們甚至可以試想一下，這份封賞詔書如果在董卓被殺後的初平三年被送到幽州，那麼恐怕也就不會出現後來的界橋之戰。而以劉虞至公孫瓚為首的關東新的聯盟形成，勢必將會順利的鋪展開來。最終實現撥亂反正的效果。
那麼，在王允主政時期到底有沒有產生過這份詔書呢？理論上應該是有。但是到目前為止，除了《三國志公孫瓚傳》中的這段記載，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的證據能夠證明這一點。不過，我在《後漢書獻帝紀》中，在王允參錄尚書事總朝政的後面有一條王允派遣使者撫慰山東的記載。原文是這樣：“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種撫慰山東。 ”
這裡的山東，又叫做關東，就是以崤山和函谷關為界將天下分成山東和山西兩個部分。通俗來講，山東或者關東又具有指代當時討伐董卓的關東諸侯們的屬性。個人猜測，假如《三國志公孫瓚傳》中所記載的這份封賞詔書真的存在的話，就應該是由張種攜帶並帶到山東的。只不過不知道什麼原因落到了段訓的手中。
張種這個人史書記載不多，除了《後漢書獻帝紀》中的這段記載以外，只在《後漢書周舉傳》中出現過一次。當時是漢順帝永和六年三月份的上巳節，時任大將軍的梁商在洛水舉辦了一場“大會賓客”的宴會，而張種則是以太僕的身份參加了這場宴會。
漢順帝永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41年，張種當時已經做到了太僕，那麼他的年齡至少也不會低於二十歲以上，甚至會更大。到公元192年董卓被殺的時候，張種的年齡至少也應該是在七十歲開外。以這樣的年齡，如果他依然在朝為官的話，應該算是到了德高望重的地位，出生於永和（漢順帝年號，從公元136年到公元141年）年間的王允都只能算是張種的晚輩。所以王允之所以派遣張種去出使撫慰山東主要應該是看中了張種在朝廷中的這種德高望重的地位。史書中並沒有記載跟隨張種一同出使的都有哪些人，但是想來他應該不會是自己一個人前往。至少也會有一些侍者跟隨，段訓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或者說段訓根本就是這次撫慰山東之行的副使者，與後來馬日磾和趙岐出使時候的關係一樣。當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那麼，當時張種的這次撫慰山東最終的結局是怎麼樣的呢？史書中沒有記載，個人猜測恐怕是不了了之了。因為王允執政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被李傕、郭汜殺死在長安城宣平城門門樓之下。即便是當時張種人已經到了山東，他的這種使命也將會變得進退兩難。更何況他以七十歲的高齡出使山東，隨時還有壽終正寢或者病故的可能。就更不用提當時天下大亂兵禍不斷的戰亂情況了。
我們現在姑且相信張種就是攜帶這份封賞詔書的使者。他雖然來到了山東，但是最終並沒有完成到達幽州宣讀詔書的任務。而是因為一些意外情況的發生，終止了這次的撫慰山東之行。可是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多年以後這份封賞詔書再一次出現在了世人的眼中。並且被一個叫做段訓的人帶到了幽州。按照各種史書所記載的時間點，這一次的時間是在初平四年（即即公元193年）的冬天，劉虞被公孫瓚抓獲之後與劉虞被殺之間。 主要是兩本史書記載了這件事。這兩本書就是《袁宏漢紀》和《後漢書劉虞傳》，原文記載如下：
《袁宏漢紀》“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為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
《後漢書劉虞傳》“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並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並、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
我們現在可以肯定一點，也就是無論是東晉時期的袁宏，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他們都肯定是看過《三國志公孫瓚傳》的。可是他們不約而同的都對“會卓死”的時間點進行了刪除，說明他們判斷劉虞被殺並不可能是發生在初平三年的事件，而應該是發生在初平四年冬天的時候。並且這種觀點在當時應該也是比較統一的。只不過這兩本史書的側重點稍微有所不同。《袁宏漢紀》中的表述是“
是時朝廷遣使者殷訓”，強調的是朝廷整體制定這份詔書的一致性，實際上就是在暗示是朝廷中的掌權者制定的這份詔書。初平四年冬天的時候長安朝廷裡的掌權者應該依然還是以李傕、郭汜為首的涼州軍閥，所以應該是他們制定的這份詔書。而《後漢書》中的記載則不同，《後漢書》中的表述是“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強調的是漢獻帝單方面的意志。也就是說范曄應該是品出了漢獻帝劉協對劉虞的這種顧慮，所以才使用了“會天子遣”的這種措辭，雖然這種表述也有可能是脫胎於《三國志》中“會卓死，天子遣”的記載 ，但是由於兩本史書所設定的背景時間不同，所以感覺上並不一致。《三國志公孫瓚傳》中的記載更像是朝廷真心封賞劉虞，畢竟王允從政治情感上來講是屬於袁紹的一方，他們之間還有過私信往來。可是《後漢書》中的這段表述則完全是出於漢獻帝利用封賞詔書施行了借刀殺人的計策，以達到除掉劉虞的目的。很明顯，無論是袁宏還是范曄都是注意到了這份封賞詔書在此時此刻出現，所具有的“謀殺”屬性。
當時的天下已經大亂到一定的地步，雖然經過朝廷派遣馬日磾和趙岐撫慰天下和解關東的政治調解，可是隨著北方公孫瓚與袁紹矛盾的進一步升級，以及南方袁術不斷挑起的戰爭，朝廷裡漢獻帝對天下的制御能力已經喪失殆盡。但是相比較南方袁術的僭越行為來說，北方的宗室劉虞更具有威脅漢獻帝皇位的實力。這一點在趙岐和解關東的時候，應該就已經有了這方面的考慮。所以朝廷才會在劉虞與公孫瓚之間製造了封公孫瓚為薊侯的矛盾，最終公孫瓚也的確不辱使命擒獲了劉虞。
但是在這個時候如何處置劉虞卻同樣是個大問題。朝廷或者漢獻帝直接下詔殺死劉虞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因為劉虞的宗室身份太過敏感，很容易就會出現宗室內鬥的輿論風潮，對漢獻帝同樣會出現不利的情況。所以對於朝廷或者漢獻帝來說，以一份詔書的形式，名義上是封賞劉虞和公孫瓚，可實際上卻是要激怒公孫瓚，迫使其殺掉公孫瓚，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讓公孫瓚來揹負“害賢”的罪名，而漢獻帝朝廷則坐享其成達到了最終的結果。
但是袁宏和范曄的這種觀點，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裡又發生了本質的改變。
《資治通鑑漢紀五十二》：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並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
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司馬光既沒有采用“天子遣”，也沒有使用“朝廷遣 ”，而是採用了另一種說法：
“會詔遣使者段訓”
也就是說司馬光強調的是以詔書的形式派遣段訓的做法。
實際上無論是“天子遣”還是“
朝廷遣”，都肯定是有詔書的。但是如果單純的以詔書的形式來派遣使者的話，就說明有可能這個被派遣的使者本人並不在朝廷中，並不在漢獻帝的身邊。而且朝廷中有權力發佈詔書的除了天子之外還有許多人，比如說太后，比如說權臣，更何況還有偽造詔書的矯詔形式。所以司馬光使用“會詔遣”的措辭，非常的意味深長。個人猜測，司馬光可能是對這一段記載拿捏不定才做出的這種記載。“會”這個字，在《新華詞典》裡有許多種解釋，但基本都是根源於《說文解字》中“會，合也”的含義，也即是相會，相聚，遇到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說司馬光判斷劉虞被公孫瓚抓獲的時候，段訓正好也來到了幽州。這種非常巧合的狀態讓司馬光產生了懷疑，他認為段訓不是從長安城來到幽州的，而是被一封詔書派遣而來的。司馬光對這封詔書的制定者的身份表述懷疑，但是又苦於找不到證據，於是就拒絕使用“天子遣”和“朝廷遣”，而使用了“詔遣 ”的措辭。
那麼在司馬光的懷疑中，這份詔書最有可能是誰制定的呢？個人猜測，司馬光最有可能懷疑到的人應該就是袁紹。
袁紹和他的團隊極有可能為了營救劉虞而制定這樣一份“矯詔”，派遣段訓以朝廷的名義前去封賞劉虞和公孫瓚，以此向公孫瓚施加壓力，希望公孫瓚能夠迫於“朝廷”的壓力而釋放劉虞。
這種可能性的確是有，但是卻並不符合實際，因詔書無論如何做到以假亂真，矯詔就是矯詔，以公孫瓚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拆穿不了。更何況段訓手持著矯詔前往幽州，不露任何馬腳的幾率非常的低。而且這份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詔書，對公孫瓚如此的不公平很可能會激怒公孫瓚，後來的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一點縱然袁紹自身發現不了，他的團隊也總還是會察覺得到，尤其是當時劉虞的兒子劉和就在袁紹的身邊。他們應該還是會阻止袁紹的這種行為的。
另外假如段訓真是袁紹所派遣，他只是袁紹的一個屬下，即便是當時公孫瓚沒能發現這一點，在之後也總有想明白的時候，到那時段訓能夠活下去的可能性基本沒有。可是在史書記載中，公孫瓚後來不但沒有殺死段訓，還表他做了幽州刺史。這一點足以說明公孫瓚對段訓的重用，以及他對段訓身份的肯定與認同。
公孫瓚年輕時曾經跟隨盧植學習，又因為“太守劉君”犯過錯的事情而到過洛陽。尤其是這個“太守劉君”的身份，極有可能就是兩拜太尉，為三公之首的宗室劉寬。所以公孫瓚很有可能是認識段訓的，這才對這份封賞詔書以及段訓的身份沒有表示出任何的懷疑。
那麼，我這樣講是不是反對司馬光對“詔遣”使用措辭上的懷疑呢？並不是！因為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地點上，段訓能夠恰到好處的來到幽州都非常的奇怪。要麼是史書記載在時間上搞錯了，這一點我們上一篇已經有所考證。但是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是不是還會另有原因呢？
首先，我們現在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份封賞詔書絕對是真的，並非矯詔，同時使者段訓也應該真的是來自於朝廷。至少公孫瓚是認同這一點的。
但是段訓和這份封賞詔書究竟是發生於哪一個時期的朝廷呢？是“會卓死”王允主政的時期，還是初平四年冬天李傕、郭汜主政時期，還是像我們上一篇中所推斷的那樣發生於興平二年的夏天呢？
誠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那樣，之所以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追尋，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朝廷來執行，是會產生不同的前因和後果。可以說是誰派遣的段訓，誰就要為劉虞的死負責，他才是真正害死劉虞的兇手。
只不過我們現在由於史料的缺乏無法準確的判斷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也就只能憑藉著猜想給出一個相對合理的解釋。
實際上我在對整件事進行追查的時候，在腦海裡已經產生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案件經過，甚至可以串聯與之相關所有的史料，解決所有的疑點。雖然曾經有網友認為我這個只是腦洞大開下近乎於小說情節的想象，是極不嚴謹的研究史學的態度。但是小A也不是什麼史學家，況且我相信有果必有因，一切都是需要追根溯源的。下面就把你的想象交給我，讓我們一起去還原那一段塵封已久的故事……
初平三年四月的一天，王允主政下的朝廷制定了派遣張種撫慰天下的計劃。沒過多久，張種就在朝廷的寄託下乘坐車子踏上了行程。與張種一同隨行的除了一些侍者之外，還有一個叫做段訓的年輕人。
他們一路向東順著官道進發，出了函谷關，經過洛陽，來到虎牢關，也就是成皋。這條路當年曹操出逃的時候走過，後來趙岐和解關東的時候也走過。
到了成皋，張種需要進行選擇。正常情況下他要想盡快到達幽州，就要在這裡向北通過朝歌進入冀州。可是盤踞在朝歌地區的黑山軍讓他望而卻步，不得不改變路線。於是張種選擇了繼續向東借道兗州，從東郡北上進入冀州的路線。
據史書記載，曹操在初平二年被袁紹表為東郡太守，在初平三年董卓死後，接替被青州黃巾軍殺死的劉岱成為兗州牧。並在這一年的冬天收降了三十餘萬的黃巾軍，組建了名震當時的青州兵。自此曹操第一次實現了聲威大震。
所以從時間順序上來看，張種一定會是在這一時期來到兗州，曹操也一定會是張種這場撫慰山東之行所接見的第一個山東諸侯。
但是，在這個時候張種的撫慰之行恐怕是會到達了終點。因為曹操對待劉虞的態度與袁紹不同。當袁紹和韓馥邀請曹操一同密謀擁立劉虞為天子的時候，曹操還曾經正氣凜然的反唇相譏說出過“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話。所以，掌握在張種手上的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詔書一定會被曹操視作潛在的威脅，並且曹操恐怕是會因此做出像袁術對馬日磾那樣軟禁的舉動。
不過，與袁術對馬日磾的操作方式不同，由於張種的這次撫慰山東之行沒有出現像馬日磾和趙岐那樣的分頭行動的情況，所以更具有便於隱藏的可能性。再加上長安城被李傕、郭汜等人的聯軍所攻破，王允被殺，呂布出逃等一系列的噩耗，藉由曹操的嘴傳到張種這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的耳中，可能是導致了張種在倍受打擊之下的一病不起，並在之後病故去世。
自此而後，由張種所攜帶的這份封賞詔書落入到了曹操的手中。曹操知道事情關係重大，於是就悄悄的除掉了知道內情的與之相關的所有人，只留下一個與之有過相識的叫做段訓的人。
時光荏苒，轉眼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有一天，曹操招來了段訓，並交給他一份朝廷發來的新的詔書。
曹操告訴段訓自己將要去迎接漢獻帝東歸，朝廷現在希望段訓能夠代替張種去完成他們當年沒有完成的任務。也就是讓段訓前往幽州去宣讀朝廷當年封賞劉虞和公孫瓚的詔書。
段訓本就是個耿直單純的人。對於當年自己沒能夠照顧好張種而懷著深深的自責，於是就相信了曹操的話，接受了任務，並在曹操派人護送之下輾轉來到了幽州。
段訓並不知道這一年多的時間天下都發生了什麼事情。本就無心政治的他在曹操的保護之下更是所知甚少，於是就按照正常的程序宣讀了封賞詔書。結果他就這樣激怒了公孫瓚，被公孫瓚所脅迫一起殺死了劉虞。
曹操就這樣舉重若輕的除掉了劉虞，除掉了在自己掌控朝政之後的最大隱患。不久之後的建安元年春天正月，曹操正式入主洛陽朝廷，成就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番霸業！
小A斯蒂芬發表於202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