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身披多重光环的王明无疑是最有力的争夺者，“给山沟沟送来马列主义”，延安大多数重要人物都围绕在王明周围（包括周），毛泽东感到很孤独。王明绝非泛泛之辈，他口才十分了得；一年之前，他总结完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转变了党的方针，进一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轨迹。
这时毛泽东的威望刚刚起来，远远不是后来那样一言九鼎。有的史书喜欢说遵义会议树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十分不准确。毛泽东的地位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是一次次从怀疑到肯定的过程中树立的。遵义会议后，“负总责”的是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只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周恩来的“帮助者”。第一仗土城战役就失利了，北渡泸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放弃。土城失利后，马上面临一个新的战斗：打鼓新场。在打不打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议和分歧，毛泽东一个人坚持不能打，其余二十多人都认为应该打。毛泽东一气之下说，你们要打我就不干了。马上有人说你不干就辞职吧，毛泽东前敌总指挥才当一个星期就被免，会议不欢而散。当晚毛泽东忧心如焚，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再三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周的认同。第二天重新开会，由周恩来说服了大家，放弃了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事后得知，是情报错误，打鼓新场敌人众多，打的话又是一场败仗。之后“兵临贵阳逼昆明”，每天绕来绕去地行军，领导危机再一次暗流涌动。到达云南会理附近，实在忍不住了的林彪向毛泽东写信，说你这样指挥不行，不如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吧。毛责怪这是出于彭德怀的指使，彭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申辩。这事儿几十年后还发酵：1959年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与毛主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又提起写信的事。这时林彪坦承，写信是他一个人的主意，政委聂荣臻还拒绝在信上署名。这才还了彭帅一个清白……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召开洛川会议研究抗战策略，毛泽东又是少数派，只有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这些重要成员都不同意。毛泽东又拿出他开会的“绝招”，逐个做工作，终于达成了决议。但决议只在纸上，大家不去执行。直到林彪率115师打了平型关战斗，全党才认识到“山地游击战”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才心服口服。王明在武汉长江局期间，拒绝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周恩来在重庆只发表《论持久战》的上半部分……
时间线回到遵义会议前。长征初期突破三道封锁线的战斗确实不激烈，主要是部分军阀并不想与红军硬碰，乐于“借道”。蒋介石明确红军是想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的二、六军团会合后，驱动中央军和桂湘粤滇30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布下了一个“口袋”，对8万多红军实现合围。
好在，红军破获了敌人的电报，得知前方有这么大一个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