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记载，在晋武帝时期，有一个文人名叫左思，他出身卑微，是一个小吏的儿子。左思虽然相貌丑陋，不善言辞，但他的文采很高，辞藻壮丽，年纪轻轻就写了一篇水平很高的《三都赋》，但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为此，他便向贵族皇甫谧呈书，请他帮自己做个序。正是靠着这篇序，左思的作品才逐渐为世人所知晓，一时间“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经过这件事后，左思意识到了门第和阀阅的重要性。如果出身于贵族，那么即使是涂抹乱画的作品都会有人争相传阅；而自己虽然才比班张，然而若无皇甫谧写的那篇序，《三都赋》恐怕就要烂在故纸堆里了。
因此，左思在《咏史》中感叹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反映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左思在诗中控诉魏晋的门阀政治
什么是“九品中正制”？
在两汉时期，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为察举制。规定每乡、每县的地方官要推荐当地品行极佳的士人给官府，供朝廷任用，成为了平民入仕的重要渠道。被选拔的人虽然不需要参加严格的科举考试，但察举制的门槛相对来说还是过高了。所谓人无完人，那种品行绝佳的人更是百里挑一。因此到了汉末，在乱世时期，正当用人之际，如果还拘泥于对道德的评价的话，那么就无人可用了。
所以魏武帝曹操在起兵之初，就积极举贤任能，他打破了察举制的常规，认为只要是有才干的人，就不能拘于道德清议，也不必在乎出身高低，一律任用而不疑。曹操在用人上不拘一格，而且认为才能比德性更重要。而到了鼎足之势已成之后，他又改变了之前用人做法，采纳何夔的建议，对各乡镇的人才进行核查，“使长幼顺序无相逾越”；又在州郡设置四科，根据文、行、忠、信来评定人才，然后再进行察举，试辟公府。这是基于丧乱之后，人员迁徙不定的考虑。为了将人员稳定的下来，便将考核之权赋予乡评，又采用四科来给人才划分等级，粗具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在这种人才制度下，地方官的权限被削弱，而乡里的舆论得到了增强，并且把人才划分为了各个等级。
到了魏文帝时期，“乡评”被进一步推广，在陈群的主导下，于全国各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规定先由小中正品第、评定人才，然后再推荐给大中正；大中正进一步考核，再继续推荐给司徒；经过司徒的复核之后，便交付给尚书选用。这便是九品中正制的内容。
因为评定人才的机构为“中正”，而人才级别又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九个品级，故而这种用人制度被称为“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时期将武帝的“乡评”发展为“中正”，“四科”变为“九品”。最初中正的评定尚以清议、舆论为据，不拘于爵位，尚存乡评的余风；然而，到了后来，九品中正制越来越走了样，逐渐变成“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的现象。九品之间也相互絮乱，弊端丛生。
把人才划分为九品，由中正来评定
九品中正制重视社会舆论的评判
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把推荐之权赋予了乡邑的中正，根据乡里的评价来推举人才；这与察举制中，直接由地方官来推举不同，前者更重视舆论、清议。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评论说：
“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
这可以从具体历史事例中看出来。《陈寿传》说陈寿在父丧其间生了病，便命婢女向自己进丸药，恰好被客人看到了，认为这是在父丧期间还近女色的行为，故而舆论都谴责陈寿，使他多年不能为官，幸亏张华来申理，才获得了出仕的机会；《卞壶传》说卞粹因自己的弟弟品行不佳，而受到清议的差评，认为他教导无方，不能约束自己的弟弟，因而无法做官。《阮简传》说阮简在父丧期间外出，遭遇了大雪，于是他只得前往浚仪令的家中请求避雪，县令为他宾设黍臛，阮简没有意识到守丧期间不能吃肉羹，故而遭到清议的抨击，为此废顿几三十年。
在西晋时，舆论除了影响入仕之外，还能左右官员的仕途。例如《张辅传》说长史韩预娶了杨欣的女儿为妻，当时杨欣的姐姐刚离世还不到十天，张辅便以此为由贬杨欣的官，以便安抚清议；《卞壶传》又说，当时淮南有一个小中正，名叫王式，他的父亲过世了，继母在守完丧后，又回去跟前夫所生的儿子一起住，并且在死后与前夫合葬在了一起。卞壶认为这种事犯礼害义，为舆论所不容，于是弹劾司徒、扬州大中正和淮南小中正等一系列官员，最终导致王含被废弃终身。
九品中正制度下，地方的舆论、清议深刻地影响了官员的命运，规范他们的道德操守。所以，后赵皇帝石虎就曾赞许说：“魏立九品中正之制，三年一清定之，亦人伦之明镜也。”认为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有益于提高官员们的品行，要求他们服从社会的伦理规范。但是，到了刘宋时期，宋武帝经常下诏说：“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削弱了清议的作用，使得评判的标准逐渐扭曲。
清议不可犯
九品中正制在早期尚保有公正性
除了重视社会舆论之外，在设立的早期，参与评议的中正官员中有许多刚正不阿的良心之士，他们秉持着公正的原则来评定人才，评论大多得当，少有贪赃枉法者。
史书中记载下了许多中正秉公守事的形象，例如华恒在当州中正时，乡里有个叫任让的人轻薄无行，华恒便不计门第，坚决贬黜他，不令其入仕为官；陈庆之是南梁名将，但他的儿子陈暄落魄嗜酒，故而不被中正认可，久久不得调任；王济在当太原大中正的时候，积极访问各邑人才状况，某天他得知乡里有一个叫做孙楚的人，便对同事们说：“此人非卿等所能目，吾自为之”，成功将其推举给朝廷，颇有伯乐之风。
《三国志》记载，魏朝时期，太傅司马懿曾访问夏侯玄时事，夏侯玄建议不给给予中正过大的权力，说：“中正则唯考起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生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在有司。”认为选拔人才要分为“上之分”与“下之叙”两方面，将任用与考核分开 ，作为上级机构的台阁具有任免权，作为下级机构的中正则具有考核权，二者形成一定的制衡。然而到了后世，中正之权逐渐增大，出现“九品访人，惟问中正”的现象。
西晋之后，九品中正制逐渐腐化
九品中正制使选拔人才的权力实现了下移，不再通过高居庙堂之上的官府、台阁来钦定人选，而是先通过中正的筛选，再报给官府批准。这样，那些在乡里拥有势力的豪门望族常常会垄断掉中正的职位，按自己的意志来推举人才。
早在晋武帝时期，刘毅就曾上疏抨击九品中正制，认为中正的权力太大，已经窃取了朝廷的选拔人才之权，说：“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下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公正性，而且自魏朝以来，九品中正制也并未选拔出杰出的人才，反而出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问题，所以刘毅说：“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武帝读完奏疏后，便命百官共同商议。
卫瓘等人认为魏朝设立九品中正制只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应当恢复两汉的乡举里选。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可见在西晋初年，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就已经显露出来了，人们也大多认为这种制度不适合延续，只是权宜之计。然而晋武帝在读过这篇奏疏后，虽然称善，却无实际行动。
晋武帝缺乏进取之心
之后的历朝历代皆不能割除这一制度，宋齐梁陈互相传递而不移；北魏时，拓跋珪下令宗室设置宗师，八国置大师、小师，州郡亦置师，以辨宗党、举才行，形成北朝特色的九品中正制；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曾与全程论及九品中正制的价值。他说：“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
李冲反问说：“未审上古已来，张官列位，为膏粱子弟乎？为致治乎？”
孝文帝回答说：“欲为治耳。”
李冲便向他陈述了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指出“陛下今日何为专取门品，不拔才能”的问题。秘书令李彪和著作郎韩显宗都附议说：“陛下岂可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然而，一向以改革魄力而著称的孝文帝却也不敢触动九品中正制，反而颇为守旧地说：“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也。”
结语：为什么九品中正制能延续这么长时间？
九品中正制是魏文帝时期由陈群制定出来的选官之制，其初衷是为了在乱世里最大限度的挑选人才，所以把选拔的权力下移给了州郡的中正。但是，在豪门望着垄断中正的职位之后，这种选举之法便产生了“
先门地而后贤才”的弊端。故而，南朝的史学家沈约评论说：“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为什么魏晋之后到隋唐之前，六朝时期都施行九品中正制而无法变革呢？
这与大分裂的历史背景有关，整个六朝只有在西晋的时候实现过短暂的统一，而且只有在晋武帝统治的那十几年才出现天下太平无事的局面。自从三国丧乱以后，随着人口的兑减，魏蜀吴三国都对人口的迁徙进行了严格地限制，以防止劳动力流失，而九品中正制也本于此初衷而设立的。在晋武帝时期，天下再次统一，所以废除这种制度的日程被提了上来，李重就曾建议先“开迁徙，听相并就”，让人口自由流动，为改革提供经济基础。但晋武帝缺乏魄力，明知该改而不能改，错过了时机。所以在往后的南北大分裂之中，作为防止人口迁徙的九品中正制又获得了生命力，并且代代相传，直至隋朝时，门阀衰落之后，才最终被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