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國之初，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就非常嚴重，宋仁宗時期尤其明顯，已經到了不得不進行新政改革的時候。慶曆三年，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均在朝中居要職，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整頓吏治，歐陽修等人紛紛應和，宋仁宗採納了他們大部分意見，實行新政。然而，新政的實施畢竟威脅到守舊派的權益，守舊派隨時都在找改革派的漏洞和錯誤，以阻擊新政的施行。
慶曆四年，新政進行到關鍵時期，然而一個“政變”的出現，導致了原本就被守舊勢力不停攻擊的新政，走上了徹底失敗的道路，而這個政變和仁宗一朝老臣夏竦有著極大的關係。
夏竦和范仲淹、韓琦原本沒有什麼矛盾，甚至三人曾同時在陝西抵禦西夏軍隊入侵，相處也算融洽，有矛盾的反而是范仲淹和韓琦兩人，然而，這一切被宋仁宗的一道詔令打破。宋仁宗決定召知夏竦回京任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朝堂上的言官（以歐陽修等人為首，大多數都是支持新政）紛紛進諫，稱夏竦為人有失，戍邊時在軍中養侍婢，差點導致兵變，更何況夏竦為人奸詐，實在不值得委以重任，連老臣呂夷簡對他忌憚。
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
宋仁宗不得已改任他人為樞密使，當時夏竦已經到了京城外，聽說到這個消息之後如被雷劈，他歷來是一個極其看重官職的，對於夏竦而言，這就是致命打擊。夏竦上書進行自辯，這更讓歐陽修等言官認為夏竦就是一個急於進取的人，夏竦恨得咬牙切齒，遂拉幫結派，說改革派就是朋黨，借改革把持朝廷。
石介（北宋學者，思想家，理學先驅，曾創建泰山書院、徂徠書院）的《慶曆聖德詩》直接將改革派與夏竦“鬥爭”推至高潮，贊革新派，貶保守派，詩中將范仲淹等人捧得極高，而夏竦則被認為是大奸之人，夏竦對石介和改革派更加恨之入骨，於是培養女奴，讓女奴模仿石介等人的字，希望能夠找到機會進行反擊。
機會很快就到了，石介給富弼寫信，希望他們行“伊周之事（伊尹、周公旦兩位扶持皇帝）”，結果這封信落在了夏竦手中，夏竦讓女奴模仿石介的字，將信中的“伊周”改成“伊霍”，霍光是西漢外戚，長期把持朝政。或許覺得一個字分量不夠，夏竦又讓女奴模擬石介的筆記，起草廢皇帝的詔書，“改伊、周曰伊、霍， 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一頂政變的帽子就給改革派戴上了。
宋仁宗清楚改革派為人中正，不會做這樣的事，但是之前夏竦等人將改革派說成“朋黨”比較奏效，皇帝已經對新政不看好，而改革派范仲淹等人得知石介等相關事件之後，心中也是非常的恐慌，畢竟伴君如伴虎，不知道皇帝什麼時候翻臉，於是為求自保，紛紛要求外放地方做官，宋仁宗並沒有答應，結果不久西北就有戰事，范仲淹再次請求去地方，宋仁宗這才讓范仲淹邠州任知州，同時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隨著范仲淹的外放，其他改革派也紛紛離開京城，一場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有人曾經這樣評價“夏竦告變”一事：夏竦將個人與石介的恩怨加入到對范仲淹等一眾人的鬥爭中，讓范仲淹大力推行的慶曆新政陷入孤立，最終只能以失敗收場。
參考資料：《宋史》、《夏竦與北宋仁宗朝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