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曾在《变迁中的古代中国》这样说。
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4年这段时间区间里面，没有战争的年头有38年；公元前463年到公元前222年这段时间区间里面，没有战争的年份却不少于89年。
这两个时间区间，前者是东周前半期，也就是春秋时期，后者是东周后半期，即战国时期。
但如果这么看的话，明显春秋时期的战争频率要比战国时期还要频繁，那么按照常理来讲，这两个时期的名字应该换过来才对呀，也就是应该叫“战国春秋”，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春秋战国”不是吗？
然而事实上，这两个时期的名字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春秋”没问题，战国时期也是名副其实。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时期的战争性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
先说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战争本质上来讲还是属于“周天子”影响力之下的“诸侯内战”，礼崩乐坏的局面还未正式形成。
也就是说周天子的影响力依旧存在，那么春秋时期实则仍旧是一副“天下共主”的模样，乃是由东周来作为规则的制定者。
这些诸侯又都属于周天子之下的一个阶级，所以必然还是要顾及“周礼”以及“分封制”对其所能形成的约束。否则就是公然对周天子进行挑衅了。那后果谁能承担得起？
而“周礼”又明确记载“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不能再次伤害已经受过伤的士兵，也不能抓捕那些年纪大的老人，还不能凭借地形阻击敌人。
也就是点到为之，只要战争的目的实现，也就是兼并土地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否则周天子就要调动其他诸侯来帮忙了。
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
但战国时期不一样啊，齐桓公、秦穆公等“春秋五霸”的雄起让“周天子”的影响力在春秋末期之时就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正式形成。
而战争的性质也自然而然的从“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兼并土地的“兼并战争”变成了追求统一的“统一战争”。“周礼”所能起到的约束作用也逐渐式微。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战国时期的儒法之争，“儒家思想”本就是“周礼”的直系继承者，受“周礼”的影响颇深，而儒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困境大家应该都明白，显然是被那些推崇“法家思想”的战国诸侯给排除在外了，只是在民间还有点影响力。
从而也就导致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实则已经不再是“诸侯内战”，而是“政权割据”，各个诸侯也相继开始自立为王，正式行使“王权”，成了独立于“周天子”以及其他诸侯之外的“个体”。
春秋、战国战争性质不同的结果
如此一来，没有了“周礼”的道德约束，那战国时期的战争自然就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只要能打赢就行。
连带着也就导致战国时期战争的伤亡数据直线飙升。咱们就以秦国为例，秦国从公元前364年到公元前234年总共参与了大约15场的大规模战役。
同时给敌对政权造成了将近150万的伤亡数据，如果平均下来的话，一场大规模战役所造成的伤亡人数就已然是达到了10万之多。
而这么大的伤亡数据，在春秋时期根本就不存在。
就这还只是秦国这一个割据政权，同为战国七雄的其他六个诸侯政权又有哪个是省油的灯呢？更别提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还不是战国时期最强的。
诸如根据《春秋》所统计出来的战役数据，春秋时期战争大大小小爆发了448次左右，而战国时期虽然总数量没有春秋那么频繁，但光是大规模战争的次数就达到了222次左右。
胜在了战争规模上面，自然也就更为惨烈。
结束语
显而易见，战国之名，名副其实，礼乐未崩的春秋终究还有那么一点点“仁义道德思想”在约束。
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真就变成了“兵者，凶器也”的“杀伐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