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北行省全稱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是元朝最北方的行省。治和寧（和林），北至北海之地，西南至也兒的石河（額爾齊斯河古稱），西接欽察汗國和察合臺汗國；東南至哈剌溫山（今大興安嶺），以勒拿河東接遼陽行省；凡屬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和諸王地等均歸統轄。統轄漠北、漠西諸地，南隔大漠與中書省和甘肅行省轄地接。本為中國北方民族蒙古族等族領地。元朝皇慶元年（1312）始稱此名，但早在13世紀60年代 中國皇帝忽必烈改國號蒙古為大元時就已經是拖雷汗國領土。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蒙古大汗王廷和林為中心,東道諸王(又稱左手萬戶)封地東到大興安嶺東西地區;西道諸王(又稱右手萬戶)封地西達阿爾泰山一帶地區。
嶺北行省由賑濟、軍需支出等原因。日常開支頗大。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全國“常賦歲鈔四百萬錠，各省備用之外，入京師者二百八十萬錠”，也就是說各省為年度開支的“備用”鈔是120萬錠。延枯四年(1317）六月，政府“給嶺北行省經費鈔九十萬錠、雜彩五萬匹”可見，延佑四年嶺北一省的經費鈔就佔十年前全國各省經費總備用鈔的四分之三。但是嶺北本省的收入極為有限。以全國財政收入記載最為明確的天曆元年(1328)為例，在全部貨幣收入中，鹽課所佔比例最大，為80.4%，其次是商稅，約佔10%，再次是酒醋課，佔面，全國商稅總額為939,682錠4兩8錢。嶺北行省商稅額數為448錠45兩6錢，僅約佔全國稅額的千分之零點四八，基本可以忽略不計。嶺北行省並無酒醋課徵收。由此可見，嶺北行省的支出遠遠大於收入。
嶺北在元世祖以後雖然失去作為國都所在地的中心地位，但它任然是元政府最為重視的一個區域。大德十一年（1307）初設和林行省時，以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為行省右丞相，中書右丞相哈刺哈孫為行省左丞相，後來的行省丞相也多是“勳舊重臣”，說明了朝廷對嶺北行省的重視。嶺北行省還有宗王出鎮，屯有大量戍兵。嶺北行省的政治、軍事地位為其他行省所不及。《元史·地理志》將嶺北列為第一行省，不無道理。行省的經濟職能也是為其政治、軍事需要服務的。嶺北行省對全國的經濟作用毫不顯著，卻要消耗大量的國家資源（嶺北因地理位置便利在各省中國際貿易最發達，有大量的西域回回商人在此處從事商業活動。但是整個行省的諸王貴族不但擁有稅銀少到幾乎沒有的免稅政策反而通過京杭運河等方式調大量江南物資去塞北享受）。元政府每年對漠北諸王給予數額巨大的歲賜，所謂“貧極江南，富誇塞北”，這是一因。
嶺北行省
虞集(1272--1348)說：“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布幣餱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為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為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撫經理之，安庶比于都會。仕有不次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但是，元政府耗費大量財力經營的嶺北並未能成為其穩固的後方。“邇者一旦邊警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黯這種情況到元末亦復如此。順帝末期(1333--1367)，元政府起用不少漢人充當原來漢人極少染指的嶺北省臣就透露了箇中消息。農民軍起義後，“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但是，漠北諸王、窩闊臺後裔阿魯輝帖木兒(?一1361)非但不應詔，反而擁眾數萬，“脅宗王以叛”，加速了元朝的滅亡。這也說明了元朝對嶺北地區政策的失敗。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遊牧部落統一。今人看嶺北歷史的問題是把歷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個統一的實體，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來想象15、16世紀的歷史。然而正如雍正皇帝所說:“中國（漢族）之一統,始於秦;塞外（蒙古）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如果按30年為一代人近百年那麼才三代人諸部落磨合自然不那麼牢靠，元朝統治者只能靠不斷和親財帛贖買各部和雲南行省一樣實施的都是諸王分封制與內地的直接統治不同，元朝丟失嶺北的最大錯誤是和清朝對外東北一樣作為中原統治不下去的老家，失去共同威脅又遷都內地沒有了首都功能的威懾如何鎮得住諸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