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比較研究導論》（下稱《導論》）是德國洪堡大學社會史教授哈特穆特·凱博的作品，德文原著名為《歷史比較——19至20世紀曆史比較研究導論》，中文版譯者是趙進中。在這本書中，哈特穆特·凱博通過大量比較研究案例展示了19和20世紀曆史比較研究在歐洲和美國取得的進展，帶領讀者從概念開始重新審視了比較歷史研究的意義和方法。其內容雖然立足於歷史學領域，但對其他學科的研究、尤其是地區研究也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為什麼要比較？
比較是人認識世界、認識自我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諸多學科研究的基本方法。美國高等教育學界著名學者伯頓·R·克拉克指出，“比較是科學方法、甚至是常識的一部分”[1]。美國人類學家斯旺森(G. E. Swanson)甚至認為，“沒有比較的思維是不可思議的。如果不進行對比，一切科學思想和所有科學研究也都是不可思議的。”[2]
在《導論》中，凱博將歷史比較定義為“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社會進行精確的和系統的相互對比，目的是對其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以及趨同性和趨異性的發展進程進行考察”[3]，由此指出了歷史比較研究的重點，即比較對象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他接著提出，考察的目的或者是對這些特徵進行解釋，或者是將它們類型化，即分類。事實上，這兩個目的並不為歷史比較研究所特有：美國政治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對各國、各地區進行對比的基礎上完成了《想象的共同體》一書，提出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英國學者尼夫和荷蘭學者範福格特在對亞非拉12個國家的政府與高等教育關係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範福格特組織的對全球11個工業化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比較研究，歸納出了政府控制模式與政府監督模式這兩種主要的政府與高等教育關係模式[4]。所以，對比較對象的異同進行解釋，或根據這些異同對比較對象進行分類可以說是比較研究的共同目的。
怎麼比較？
凱博提出的歷史比較研究方法和學術研究的一般順序基本符合，都包括瞭解研究狀況、提出研究問題、尋找（比較）研究對象、篩選（比較）研究資料等幾個步驟。值得注意的是他關於研究對象可比性的闡述。
在凱博看來，對比較對象可比性的研究是選擇比較對象時最重要的問題，而對比較對象可比性的考察則應當包括其內在邏輯、目的和形式。[5]無獨有偶，在原著出版的同一時期，我國學者楊銳也強調了“比較”和“比附”的區別，強調“考慮‘可比性’，就是大體估計比較有沒有價值，比較的客體有沒有同一性，是不是處在相當的類別和層次上；考慮‘不可比性’，其實就是考察比較對象之間，特別是比較的主體與比較的客體之間的差異性，以便調整視差，調整焦距，調整參照系”[6]。這在某種程度上對研究者的語言水平和語言國情學知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因為翻譯過程往往伴隨著信息丟失，許多同外國曆史和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文化信息在這一過程中被隱藏，導致翻譯後的詞彙看似一樣，但其概念實際上千差萬別，這也是許多學者在“可比性”上犯錯的重要原因。凱博在《導論》中用19世紀德國Universitaet和法國Universités為例解釋了這一點[7]，而俄羅斯學者韋列夏金和科斯托馬羅夫提出的詞彙背景理論則能更好地解釋這一語言國情學現象。[8]
比較方法和地區研究
區域與國別研究（即地區研究）是對包括本國在內的世界人文、社會知識及經濟、科學技術發展所做的綜合性研究。比較方法是區域與國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比較政治學、比較教育學等學科也同地區研究高度相關。中國學者任曉曾指出：“地區國別研究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比較研究，兩者常常是一體兩面。國別研究是比較研究的基礎，比較研究可以促進國別研究。”[9]掌握正確的比較研究方法對區域與國別研究的推進具有重要意義。
凱博在《導論》中將歷史比較研究和社會學、人類學研究進行了對比，指出歷史比較研究的觀點大多存在空間限度，而社會學和人類學則致力於發現人們共同生活的總規則[10]，這同時也點出了諸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追求，即為“本土知識”賦予“全球意義”。應當思考：既然社會學和人類學是和區域與國別研究高度相關的學科，那麼區域與國別研究是否也該尋求得出某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結論？
任曉曾發文對這種思想傾向提出了警告。他指出，“建立普遍適用的模型是不現實的並將產生誤導。這不是否認普遍性的存在和理論的可能性，而是指出在這種持久的誘惑裡可能存在的誤區和陷阱”[11]。在他看來，地區研究的價值首先在於發現和認識某個社會的獨特性，並通過對這一獨特性的研究促進價值多元觀念的形成以及對本國社會的理解，最後才是歸納概括或進一步發展現有理論。在這一點上，地區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又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似，即對研究對象的理解是第一位的，對普遍理論的追求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說，地區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都不排斥理論的提出，也不排除未來提出普遍理論的可能性，但這不是研究本身所追逐的目標，而應當是已有成果下的水到渠成。
（作者：王陳昊志，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燕南66優創團隊出品）
參考文獻
[1] Burton R. Clark.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Comparative[J].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1980,4(1):1-12.
[2] 轉引自蔣凱. 比較教育研究方法的相關問題分析[J]. 教育研究,2007(4):35-40. [3] 哈特穆特·凱博. 歷史比較研究導論[M]. 趙進中,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5.
[4] 參見朱彥臻,蔣凱. 政府如何管理高等教育?——控制模式與監督模式的比較研究[J]. 現代大學教育,2019(1):81-89.
[5] 同[3]:105.
[6] 楊銳. 關於當前比較高等教育研究與實踐的幾個問題[J]. 高教探索,1991(3):28-31.
[7] 19世紀德國的Universitaet指的是大學，而法國的Universités更確切地說是考試機構，兩者詞形相近、翻譯幾乎相同，但不具備可比性。
[8] 參見劉宏. 俄語語言文化與跨文化交際[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
[9] 任曉. 再論區域國別研究[J]. 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1): 59-77.
[10] 參見[3]:78.
[11] 任曉. 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論地區研究與2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的追求[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5):8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