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

我的書房雖有名號,

最初卻沒有一間真正獨立的書齋,

寫寫畫畫一直與吃飯睡覺混同斗室一間,

亦睡房,亦飯堂,亦畫室,亦書齋。

那時我雖然給這屋子取了“齋號”,

卻是假的,故作風雅,不提也罷。

馮驥才 | 心居

心居

文人的書房大都有個名字,一稱齋號,我亦然。

古來一些文人作品結集時,常以自己書齋的名字為書名。如蒲松齡的聊齋、劉禹錫的陋室、紀昀的閱微草堂、陸游的老學庵、梁啟超的飲冰室,等等,這例子多了。由於他們作品卓絕,書房之名隨之遠播,世人皆知。張大千總把大風堂寫在畫上,這堂號便威風天下。我去臺北大千故居看了看這大風堂,不過一間普通畫室,並無異象,遠不如他的後花園面山臨溪,怪石奇木,意趣盎然。顯然由於他的畫非凡,才使得他這間普普通通的大風堂,似亦神奇。

我的書房雖有名號,最初卻沒有一間真正獨立的書齋,寫寫畫畫一直與吃飯睡覺混同斗室一間,亦睡房,亦飯堂,亦畫室,亦書齋。那時我雖然給這屋子取了“齋號”,卻是假的,故作風雅,不提也罷。

後來自己有了真正的書房,漸漸還有了單獨的畫室,這便有了堂堂正正的齋號。然而,書房的名字與人名不同。人的名字一生很少去變,書房的名字卻往往由於人生的閱歷而更改。我書房的名字直到本世紀初才被自己真正認定。畫室名為醒夜軒,書齋名為心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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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房一角

由於此時的我,已開始文化搶救,鎮日離家在外,各地奔波,身在田野,似與寫寫畫畫絕緣。然而,每每回到家中,進入畫室,便如野鳥回巢,無限溫馨。偶有情致難捺,揮毫畫畫。然此時此刻,多在夜間,故稱自己的畫室為“醒夜軒”。

至於去到書房寫作,都是因為心言難抑,非寫不可。那時我面對的搶救工作十分浩繁與艱辛,壓力山大,個人身孤力薄,力從何來?惟有自己。

我相信,人的力量最終還要從自己的身上和心裡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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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居

故而,我要鑽進書房,用一支筆在心中苦苦探尋,去撥開迷霧,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動搖的動力和思想支撐。

書房乃我心居之處,因稱心居。

丁香尺

我書桌上有一對鎮尺,長八寸,原木本色,不著漆,亦無任何雕飾,這是好友張宗澤先生送給我的。他偶得一塊丁香木,質好色正,徑粗且直,這麼好的材料很少遇到,便特意為我做了一對鎮尺。

他知道我性喜自然,不愛刻意雕琢,故只把木頭裁成兩根尺餘木條,沒有任何雕工,線條卻極規整。此木有香氣,香味殊異,清新沁人,故不上漆,以使香氣散發。每每拿它壓在箋紙上,伏案寫字,香氣悠然入鼻,感覺有點神奇,似有仙人飄然而至。

因寫了兩句話,請宗澤分別刻在這一雙鎮尺上。曰:水墨畫案丁香尺,茅草書齋月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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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這裡寫作,都是因為心言難抑,非寫不可

宗澤為津東蘆臺鎮人。蘆臺自古為畫鄉,人穎悟,多才藝。宗澤是當地工藝公司一員小幹部。“文革”後期,我工作的書畫社恢復了仿古繪畫,一時找不到手藝好的裝裱師傅。後來打聽到蘆臺有一位裱畫高手,曾在北京榮寶齋幹活,便跑到蘆臺,結識到這位管理手工藝行業的張宗澤。他人樸實厚道,靦腆緘口,喜歡書畫,尤好木雕。常在一塊木疙瘩上隨形雕出許多奇山秀水、怪石異卉、鬼魅神靈,形象靈動又浪漫。我問他出於何種構思,他說信手拈來,一切聽憑自然。

他還擅長木雕書法,能將書法筆畫的神韻刻出來。我喜歡這位天生有稟賦的鄉間才士,因與他交往數十年,其中自有許多真情實意的小故事。比方我當時出差到蘆臺,夜宿一家小店,他來看我,閒話間忽跑去給我打來一盆熱乎乎的洗腳水,給我解乏。這叫我至今想起心中還會再生感動。

於是,這對鎮尺一直放在書桌上。更多的不是應用,乃是個中的情味。

應用的東西,沒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邊附著了一些故舊的情意,雖然普通,卻不會丟掉。

楹聯

我書房中,第一眼看去,三樣東西同時進入眼簾:一是書,二是書桌,三就是這對木製楹聯。兩塊老木板上各寫了一句話:

司馬文章輞川畫,右軍書法少陵詩。

這副聯是名聯,被人常用,並不新鮮,但它以司馬遷、王維、王羲之、杜甫這四位曠古絕今的大家,把詩文書畫全放進去,也將書齋裡文人的全部事情明明白白全說出來,構思夠巧,也大氣。尤其這四樣——詩文書畫我全做,於我再合適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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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桌一隅

可是,我這楹聯並不講究,不過兩片松木板,淺刻塗漆,朱底墨字,既無名款,也無年號;由於歷經久遠,漆皮皆已無光,還大多脫落,許多地方盡顯木頭本色。掛楹聯的鐵環,式樣古樸,卻缺失左邊一隻,勉強用一團鐵絲替代。顯然它絕非出自高貴門庭,乃來自一位鄉野寒士之茅草書齋是也。

我卻喜歡它字寫得圓厚飽滿,有大明氣象,故一切遵從老楹聯的原本模樣,連代替掛環的爛鐵絲也照舊未動。於是,一種草莽間悠遠的歷史氣息就來到我的書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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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的書

我要我的書房“四壁皆書”。故而房中除去門窗,凡牆壁處,皆造架放書。書架由地面直通屋頂。我喜歡被書埋起來的感覺。

書是我的另一個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書裡,世界沒有的一切也在書裡。

過往的幾十年裡,圖書與我,攪在一起。讀書寫書,買書存書,愛書惜書,貫穿了我的一生。我與書緣分太深,雖多經磨難,焚書毀書,最終還是積書成山。

我把絕大部分圖書搬到學院,建一個圖書館,給學生們看,叫作大樹書屋;還有一部分捐到寧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館。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書了。留在家裡和書房裡的只是極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數千冊。應該說,能被我“留下”的書,總有道理。比如常用的書、工具書、怕丟的書,還有一組組不能失群的書,比如敦煌圖書、地方史籍,還有“劫後餘書”和自己喜歡的中文名篇的選本和外文名著的譯本。

其中一架子書,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種版本。背靠南牆的書架格距較大,用來放開型較大的圖典、畫集和線裝古本。

文人的書架與圖書館不同,大多分類不清,五花八門,相互參錯。我對自己不同種類的書,只是大致有個“區劃”而已。寫作的人都隨性,各類圖書信手堆放,還有大量的資料、報刊和有用沒用的稿子混雜其間。

然而書房不怕亂,只要自己心裡清楚,找什麼不大費勁就好。

書房正是這樣亂糟糟,才覺豐盈。像一個世界那樣駁雜、深厚,乃至神秘。

書房裡的快樂,除去寫作,就是翻書了。只有在翻書時才會有一種富有感。書架上的書並非全看過,有的只有略略翻一下,有的得到之後,順手放在架上,過後就忘了,有的即便翻過也記不起來。惟其這樣,每每翻書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感受,甚至新的驚喜。哎喲,我還有這麼一本好書呢!這便從書架抽出來看。

老書如老友,重新邂逅,會有新得。經多世事,再看唐詩,總會從原先忽略的詩句中找到一些動心的感受或觸動時弊的啟示。

我的書不只在書房。任何房間,到處皆書,圖書在我家紛紛揚揚,通行無阻。它們愛在哪兒,就在哪兒;我隨手放在哪兒,它們就在哪兒。但只要被我喜歡上的書,最終一定被我收藏到書房裡,並安放在一個妥當的地方。如果不喜歡了,便會在哪一天清理出去。逢到此時,便要暗暗囑告自己:寫作不可輕率,小心被後人從書房裡清理出來。

我的書架上有一類書很特殊,它們在我心中地位特殊。它們屬我個人藏書史的第一代,與我相伴至少五十年。

書有兩種年齡,一種是它的出版時間,還有一種從它進入我的書房算起,這種書應是我青少年的朋友;凡我經過的,它們也全經過。從“文革”毀書到地震埋書,它們和我一起從中倖存下來,也稱得上是一種奇蹟。

然而如今書房中,這兩種年齡的書早已混雜一起了。惟有一種書可以從書架一眼看到。大多十分老舊,自制的封皮,有的用各色的紙,有的用的是藍布。這些書在“文革”時,怕被焚燒掉,故意撕毀封皮或拆散,扔在地上,好似廢書,過後急忙撿拾起來,重新裝訂。比方查良錚所譯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被我自己扯去了封皮,過後則用一個結實的紙夾板,特製一個“精裝”,還自繪了封皮,蠻漂亮。

至於巴爾扎克的一些小說,採用穿壞的衣服褲子,裁下一些布塊,製成看似挺講究、深藍色、布面的“馮氏版本”。這些書一直立在我的書架上。由於當年書荒,分外愛惜,這些書都是讀又再讀,以至書中一些好的句子與段落都會背了。它們在我心裡的分量遠遠超過了書的本身。

這類“劫後餘生”者,還有兩本尤為我珍重。此乃我青年時與妻子同昭交友時相互第一本贈書。那時我們一起學畫。我送她一本書是朱鑄禹編著的《唐前畫家人名辭典》,扉頁上至今還保留當時寫的幾個字:“昭,熟讀它!”這行字留下當時我們對繪畫的熱愛與勤奮之心。

她送我的則是葉爾米洛夫的《契訶夫傳》。那時我迷契訶夫,沒錢買下這本書,她悄悄買了。她來我家時,趁我沒注意,悄悄放在我的桌上,她走後我才發現。她喜歡做一件使你高興事時,卻不聲張,而是放在那裡,讓你自己發現和驚喜。這本書還留下了她的性格。

有了這些書,我的書房自然與他人不同。

來源 |《書房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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