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曹操“奸臣”形象的集大成之作，而这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毛氏父子。《三国演义》一书的广泛传播使曹操“奸雄”的形象被广大世人所熟知，“白脸”的曹操深入人心，这在帝王时代，是统治者所乐见其成的。然事实上曹操的形象并非如此，曹操历史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背后飘荡着统治者统治意志和意识形态的幽灵。整体上曹操历史形象以两宋为分界点为两个阶段。
历史画像里曹操形象
一、两宋之前“正面”形象为主
（一）西晋时期曹操“正面”形象的树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十月，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代汉而立，建立大魏政权。蜀汉政权、东吴政权面对曹丕取天子而代之的变化，虽然他们都会暗自窃喜，不再受汉家天子道义上的束缚，可以没负担的称帝。这不刘备也没闲着，也在公元221年，于成都继承汉统自称汉帝，史称蜀汉。孙权于公元222年自立年号，称吴王，直至公元229年才称帝。刘备与孙权，称帝的称帝，称王的称王，但各自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曹氏父子进行形象的贬低。蜀汉政权把曹氏父子定性为篡夺，骂曹操是国贼，讥讽曹丕“淫逸，继之一篡”，“盗国神器”。孙吴政权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曹丕在世时虚与委蛇，在曹丕死后，也开始了对曹氏父子的诋毁谩骂“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孽臣曹丕遂夺神器，丕之睿继世作慝，淫民乱制”。更是编撰《曹瞒传》进行反曹。无论是蜀汉政权对曹氏父子的攻讦还是东吴政权的攻击，都是敌对双方政治斗争的需要，并不能作为对曹操评价的客观依据。
司马氏依照汉魏故事再次实现了政权的更迭。司马氏承续了曹家江山，以魏为正统，陈寿修《三国志》，称赞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一些大臣对曹操父子多有赞誉。孙楚曰:“太祖(曹操)承运，神武应期，征讨暴乱，克宁区夏;协建灵符，天命既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晋书·孙楚传》)曹操的诗歌在晋时也被传诵，《晋书·王敦传》载，王敦每每酒后，则咏唱曹操的乐府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边唱，一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陆机《吊魏武帝文》对曹操有颇高的赞誉，“推群雄而电击，举劲敌其如遗”“威先天而盖世，力荡海而拔山”。
西晋“八王治乱”导致国家势力下降，内乱不止，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北方胡族政权更迭，好不热闹，只是苦了中原地区的百姓，东晋政权偏安一隅。形成南北政权对立的格局。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多以曹魏政权为尊崇，以自比魏武为荣耀。对曹操的评价多为正面。北魏政权更是对曹氏礼敬有加，从国号的定名就可见一斑。
对于偏居一隅的东晋政权而言，因为一直没有得到传国玉玺，而被北方政权称为“白板天子”非正统所在。所以在北方尊曹之时，东晋人把曹操作为异类加以贬低。习凿齿《汉晋春秋》道:“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逆”；又曰:“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道不足则不可谓制当年，当年不制于魏，则魏未曾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则曹未始为一日之主矣。”(《晋书・习凿齿传》)他不仅以蜀为正统，还提出要将曹魏清除出中华帝统承续之列。南朝时期，除刘宋时期出现反曹之外，其他时期对曹操一家多为推崇。为什么刘宋会反曹，因为刘裕自认为“汉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孙”，曹氏夺走了他们刘氏手中的江山，怎么能指望他能对曹操有好印象呢。
鲍国安老师的经典曹操形象
（二）隋唐时期曹操风评甚高
隋唐政权是在西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是西魏北周政权的延续，其统治思想也继承了北朝以来的传统。唐承隋制，以武功立国，“关陇士族尚武功，山东士族尚婚娅，江左士族尚人物”，对于开拓型唐朝政权而言，“逶迤颓靡，风雅不作”的南朝之风显然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符合唐王朝的主流价值观和昂扬向上，刚健慷慨的时代精神。曹氏父子为代表的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正契合了唐王朝的时代要求。
李世民对曹操评价较高，称他“若无多疑猜人之性，几为完人也”。公元645年，在征讨高丽的途中还专程拜谒了曹操的西陵，在《祭魏太祖文》中道:“昔汉室豆分，群雄岳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臣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爱在于斯。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徇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肯定曹操之事功，又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对其予以挞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玄宗，禁中尝称阿瞒，亦称鸦”，玄宗在宫中自诩为“阿瞒”，就可看出他对曹操的钦佩。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写到：“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杜甫以曹操后人来赞美曹霸，可见曹操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
陈建斌新版《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
二、两宋以降曹操形象的“翻转”
（一）两宋时期“尊刘贬曹”之风的兴起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前代尊崇曹操的风气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从民间贩夫走卒到文人士大夫，开始对刘、关、张逐渐被推崇，曹操开始受到贬低。在北宋，当时勾栏林立，说书盛行，话本三国故事是说书人常说段子，大文豪苏轼的《东坡志林》中就记载的当时人听三国的场景：“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尊刘贬曹”思想在当时百姓中的流行。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到南宋时期，出现了“尊刘贬曹”的小高潮，曹操的“奸臣”形象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其中朱熹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言论具有引导性作用，他讥讽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又如陆游诗中“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再如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称“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
于和伟《军师联盟》中曹操形象
两宋时期之所以盛行“尊刘贬曹”的现象，主要有还是统治者统治的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北宋是赵匡胤发动兵变后建立的，为了杜绝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再现，统治者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来维护朝廷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其中意识形态的改造和建立就显得十分重要，以此来加强对被统治者的管理。其中对三国人物的改造，特别是曹操形象的颠覆就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在统治者看来，与汉室权臣曹操进行不懈斗争的汉室后裔刘备，以光复汉室为己任，维护中央权威应受到推崇，因此刘备的形象被北宋政府竖立了起来，以便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维护中央集权、正统不可逾越的封建壁垒，来加强中央的统治，而曹操这个“挟天子，令诸侯”的“乱臣贼子”自然成内了被贬斥的对象。另一方面南宋时期理学开始兴起，朱熹构建了“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为夫妇、为兄弟、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亦莫不各有理焉。”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体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同时在对金的政治格局中，中央政权偏居一隅，在地理位置和形式上南宋、金与当年的蜀、魏极其相似。军事上，南宋不敌金国，收复失地遥遥无期，只得在思想文化上贬斥金人，古今呼应，曹操这一当时“金人”的化身顺理成章的被进一步丑化。南宋诗人俞应符在《漳河疑塚》中写道，“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家。”自那时起，曹操的奸诈已被人口口相传。
（二）元明清三代艺术化创作“尊刘贬曹”深入人心
到了元代，戏曲盛行，根据前代流传的各种三国话本，“尊刘贬曹”的主旨继续被戏曲家们艺术化，各种丑化曹操的戏曲被搬上了舞台。元戏曲家们以人从晚唐到元末这段时间内民间流传的丰富的三国故事为蓝本创作出了大量的戏曲。到了明、清时期，曹操的奸臣形象成立定论。明邵宝《汉愍帝碑》云:“古今窃之雄首称曹魏，其恶有不特论者。”周婴《魏论)云:“至曹氏又不然，宦腾蟊宫禁，嗣嵩乞丐携养，孟德穷兵不已，岂有德泽及人之恩?子恒小道可观，安有累叶相承之绩、徒以权奸世济，鼎祚坐移。”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拟选录宋人穆修所撰的《毫州魏武帝帐庙记)，乾降见此文大怒，认为修“奖算助逆““大形于名教”，因令刊除此文，以章衮钺”，此后，曹操的“篡逆”之名遂成官方定论。加之，《三国演义》以刘关张为主角，为叙事主线，树立刘关张的忠孝仁义的英雄形象，宣传正统思想。《三国演义》推波助澜，广泛流布，曹操父子的历史形象渐渐被好臣化的艺术形象所取代，使“尊刘贬曹”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戏曲中脸谱化的曹操形象
总结一句话，曹操历史形象的演变其背后体现着统治者统治意志，是统治者思想统治的要求，深深烙上了时代思想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