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天,1861年6月30日,上午八点半,当一轮红日挂在我的窗扉时,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当维克多·雨果写下这段话时,离他正式提笔创作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8年。
18年里,雨果被卷入政斗、被流放大西洋,如同《悲惨世界》男主角冉·阿让,吃尽了苦头。
书中,冉·阿让的铁汉柔情,芳汀的悲惨命运,珂赛特的单纯可爱,以及整部作品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让几代人感动流泪。
然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
是谁让几代中国人流泪?
是书中人物颠沛流离的命运?是战争中每个人的身不由己?还是雨果本人的遭遇?
都不是。真正感动作者的,是书中无比流畅、起伏跌宕的译文。这些精心玉砌的方块字,让我们与另一个国度的起了灵魂共振的神奇效应。
鲜为人知的是,《悲惨世界》第一版中文译本的诞生,前前后后经历了50年。
翻译这套书的人,是一对夫妻,他们从结婚那年,就开始着手翻译。
他们没有预料到,他们翻译这部作品的历史,演变成了另一部“悲惨世界”。
2
1921年,中国准备送第一批中国学生去法国留学。
那批年轻人中,有个刚满18岁的小女生,特别抢眼。
她叫方于,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方毅是上海商务印书馆词典编辑部的部长。
良好的家庭背景,自小的书香熏陶,塑造了她出众的女性气质。
在去往法国的船上,不少男同学都想跟她搭讪,她置之罔闻——她一直在注意一个站在船头的男同学。
那男生高瘦俊秀,正望着大海前方,眼神精光闪烁,颇具临岸当风的古人风度。
方于走了过去,一脸天真烂漫地跟那男同学打招呼:“我叫方于,你叫什么名字?”
男同学这才晃过神,慌张地说:“我叫李丹,今年20岁,准备去法国学习小提琴。”
方于忍不住笑道:“李丹……好女性化的名字……”
她见李丹怔怔望着她,脸颊微微一红,正色道:“我去学法国文学,以后,请多多指教!”
3
到了法国,方于和李丹分手了。方于去了里昂大学,李丹去了里昂音乐学院。
目的地的不同,决定了两人向左走和向右走;然而命运的奇妙,却让分向左右两头的直线开始弯曲、交叉,再度重叠。
学习文学的方于,突然对音乐有了兴趣,她跑到里昂音乐学院报了个声乐班。
学习音乐的李丹,突然对文学有了兴趣,他经常跑到里昂大学听学术讲座。
他们一次次重遇,一次次一起学音乐、听讲座、讨论法国文学,不管在本校还是在对方的学校,都绕不过彼此。
最开始的萍水相逢,逐渐演变成了两个人的甜梦。
很快,六年过去了。
1927年,方于毕业了,李丹还要学习一年。
李丹把方于送上回国的船,方于回过头,笑着说:“我要回国了,以后,我等你回来!”
那画面,像极了他们的初见。
4
回国后,方于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当法语老师。
她的学生里,有个男生,叫冼星海——就是后来写出《黄河大合唱》那名音乐家。
冼星海出生贫户人家,但天资聪颖,更难得的是,他有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
方于对这名学生喜爱有加,经常在课余时间,给他传授音乐知识。
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师资力量贫乏,很多课程都成了空缺,被音乐老师占用。
对此,冼星海很是不满,他带领其他同学一起,冲进校领导办公室讨说法。
校领导大为火光,对方于一顿训斥:“你是怎么管教自己学生的?”
方于却占到学生一方:“他们没错,学校本就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校方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该反省的是你们!”
方于及其学生被轰出办公室。
没几天,学习通知:冼星海带头闹事,予以开除学籍;老师方于思想有问题,现立即解聘。
当时已是1928年,全国战乱不断,人民失业流离。
被解雇的方于走在街上,看着曾经繁华的街道已经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