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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龜蛇意象訛變帶來的副產品之一：“龜”由靈物淪為詈語
作為圖騰，龜蛇都曾是帶有性崇拜色彩的靈物，元代以降，龜的地位快速下滑，最後竟一落千丈，變成了涉性詈語——元末明初《水滸傳》第24回寫道，王婆對西門慶講，男性只有在“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時才有可能獲得婦人青睞後，西門慶回道：“……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金瓶梅詞話》中也有“今老爹……一表人物，也曾吃藥養龜”的說法，可見當時龜已毫無尊貴可言，以致被人們用來作為陽物的褻稱了，明朝謝肇淛的《五雜俎·人部·四》更是明確寫道：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為‘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清翟灝《通俗編·直語補正·綠頭巾》因襲謝說，一字不漏地照抄了這段話。在明清白話小說中，“烏龜王八”已經成了市井中最常見的詈語了，如《醒世姻緣》中，什麼“忘八淫婦”、“臭忘八、臭龜子”、“賊老忘八羔子”、“見世報忘八羔子”、“汙膿頭忘八羔子”、“蹄子忘八”的詈語隨處可見。清代小說《儒林外史》在第22回中，描寫兩個窮秀才訛了開妓院的“烏龜”王義安的銀兩：兩個秀才中穿繭綢的道：“這不是我們這裡豐家巷婊子家掌櫃的烏龜王義安！”那穿元色的道 ：“怎麼不是他？ 他怎麼敢戴了方巾在這裡胡鬧！”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威風。牛玉圃走上去扯勸，被兩個秀才啐了一口，說道：“你一個衣冠中人，同這烏龜坐著一桌子吃飯！你不知道罷了，既知道還要來替他權鬧，連你也該死了！還不快走，在這裡討沒臉。”兩個秀才把烏龜打了個臭死。店裡人做好做歹叫他認不是，兩個秀才總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後打的烏龜急了，在腰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才罷了（明清律例，娼、優、隸、卒、奴僕及其子孫不準應試做官，不準穿戴讀書人衣巾。王義安戴方巾屬於違例，故為二秀才所訛）。宋元明清以來，不僅男子使用的褻物夜壺被稱為“尿鱉子”，而且湧現了一大批牽扯“烏龜王八”的歇後語，像什麼王八敬神——假充正經、王八拉碌碡——滾的滾爬的爬、屬王八的——一會不打就伸頭、王八吃甲魚——六親不認，烏龜請客——盡是王八、烏龜吃蕎麥——糟蹋五穀，甲魚翻筋斗——四腳朝天、武大郎販甲魚——什麼人賣什麼貨……五花八門，全無絲毫敬意。
比較起來，蛇的運氣就好多了。雖說蛇有時也會以“美女蛇”之類的女性面目為禍作祟，但這只是它的一種偽裝，其男（雄）性實質並未改變。比如《白蛇傳》某版本中，小青本為一雄蛇，為追求白蛇而賭法失敗，這才受罰化成了白蛇的婢女。
說起來，性崇拜對象高大上走向反面，變為男性性器官的俗稱，這幾乎是種具有普遍性的演化趨勢。比如商的圖騰“玄鳥”，後演化作“鳥”（其語音為“diao”或“liao”）,而鳥又被稱作“雀”（其語音為“qiao”）——這些稱呼的語音，與男性性器官的俗語“屌”、“屪（子)”、“雀（兒）”幾乎相同；周的圖騰“熊”（傳說中周之始妣“履大人跡”而受孕的“大人跡”，就是指熊腳印),後分化出“㞞”字及“song”的語音，至今仍被用為精液的俗稱；夏的性崇拜對象“玄冥”，下圖所示金文徽號“弟黿”應該由此而來，《山海經》中“狀如龜而鳥首虺尾”的“旋龜”（按：可讀為“蛇龜”。旋、蛇音近。二者邪床準旁紐、元歌對轉），及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說的“吊，別名‘吉吊’”，其“原型”也應由玄冥演化而來。男性性器官的俗稱“雞雞”、“屌”，也很有可能是由“吉吊”演化而來的。
（金文徽號：弟龜）
至於烏龜王八的詈語化，其原因應當要複雜得多。
夏朝滅亡後，龜蛇意象作為形而下的東西仍大量存在併為人們所習見，但其形而上的內涵卻沿世俗化的道路，或紛紛變形，或湮滅不彰，以至於在歷經千百年時光的漂洗後，除在上古神話和民間還有些零星傳說外，龜蛇意象曾經的意涵，已不為人們所熟知。大量龜蛇形而下的遺存在民間廣為流傳，激發著人們對這些遺存進行解釋的興趣。有研究者指出，《天問》就是屈原面對古時遺留的壁畫而展開遐想的詩作；《山海圖經》乃是一部人們對古時遺存下來的各種徽號進行蒐集整理和解釋的作品。先秦兩漢和其後的一些典籍，也散亂錯雜地記錄了許多有關龜、蛇、玄冥等神話傳說。元朝道教的勃興後，大量道觀、偶像和經典湧現，玄武（真武）形象獲得了規模空前的普及。這一切，都促使人們產生了對這些東西進行自洽性整合的願望。
當然，對這些資源進行整合，並不必然導致“龜”的汙名化。作為龜蛇意象世俗化中興的副產品，龜由至貴淪為至賤，並在它作為涉性詈語出現後，迅速得到人們認同，還有以下原因。
元朝時宋代理學遭到了沉重打擊，客觀上打破了新興市民階層承受的壓抑，人們對日常生活中“偷香竊玉”之類的事件，採取了更為寬容的嘲弄態度。這種環境下市民精神上對儒學特別是理學的逆反式取向，加上尚武輕文的社會氛圍的引導，“腐儒”成了酸文假醋的代名詞，精神和肉體層面上的“無能丈夫”成為被無情挖苦的對象。
道教勃興使龜蛇一體的形象得到普及，人們對它形而下樣貌的熟知，和對其形而上意義的生疏構成的矛盾，內在地要求人們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於是陋儒們尋出龜“以‘它’為雄”的故訓，加以發揮，以喪失性能力的雄龜——烏龜王八，指稱“無能丈夫”，這一含蓄又合用的新奇表達，一旦出現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元朝初期，蒙古族統治者輕視漢人和理學文化，大量苦悶於無用武之地的文人，在這一背景下，躋身並放浪於勾欄瓦舍，將面向市民階層的雜劇創作，當作安身立命和排遣胸中塊壘的手段，大批新興市民也將勾欄瓦舍作為自己的遊樂寄身之地。迎合市民趣味、以市民為基本受眾的“市井話本文學”得到發展（其實，淫穢小說在明朝就開始氾濫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嘉靖間“陶仲文以進紅鉛而得幸於世宗……瞬間顯榮，世俗所企羨……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闈幃方藥之事為恥……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其代表作包括馮夢龍在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為基礎，加工編寫成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凌濛初編寫的“二拍”即《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以及晚明長篇白話小說《醒世姻緣》等等），這一切，都使“烏龜王八”新意涵的確立和快速傳播成為了可能。其間雖有少量文人試圖對這種新意涵進行“雅化”（如對“王八”的解釋便有多種：五代前蜀主王建行八，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里人謂之“賊王八”；清•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八•雜種畜生•王八：王八，明人小說又謂之“忘八”，謂忘“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八字也，等等），但終因無世風可因，而烏龜王八的新意涵也已經得到確立，所以未能被人們所採信。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