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新势必得谈旧，新旧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乃至于批判和构建的过程。绝不单单仅是照搬以前的药方来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而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对五四事件的本质和内涵进行重构，从而对五四这一旧的历史事件，阐发出适应当代的新的理解。
个人与群体
自五四以来，现代性的个人观念与与群体的国民观念构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在冲决王权与摇摇欲坠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以后，国家的传统社会秩序与人的心灵秩序危机同时爆发，五四向来被打上“爱国”、“新文化”、“新青年”的标签，反对旧时的伦理纲常，希望实现人性解放，建立个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这本没有错，但因其过分激烈的批判，导致在旧制度坍塌之后，没有一种完善的新制度填补上去。西方“天赋人权”的思想观念虽然早在1900年就传入中国，当这些外来的观念冲击并未崩盘的儒家义理时，似乎并未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换言之，即不符合我国国情。这一时期活跃的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深知西方的东西在中国传播，如果没有中国本土之义理根据作为根基，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虽可流行一时，但无法长久。他们就开始实行“中西融合”的方式，尝试用外来的名词与中国的概念匹配起来，譬如中国传统的人格主义受康德、约翰密尔的刺激而发酵成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传统的个人主义即宋明理学当中的个人观念，但有实而无名，梁启超就在《欧游心影录》中将这种个人主义表述为“尽性主义”:
“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唯天下至诚唯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
中庸
梁启超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充满了阳明心学的色彩。与传统的个人主义相比，五四时期的“个性发展”已经不限于“为己之学”与道德自主，更重要的是意志自主。统一的天理已不复存在，公共善也已瓦解，善是由“个性”出发的，再经过发展，就成为了世俗的幸福欲望，这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即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快乐，不应贪图物质上之享受，而应该追求社会的公益。毛泽东在读了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著作《伦理学原理》之后，热情激动地写下了万言批注：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易白沙在《新青年》发表《我》一文，高呼“救国必先有我”，我与世界不可两分，但“我”是本位。“由先后之说，必有我而后有世界”；“我为先，世界次之，国家为后”。
新青年
个人与群体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个人离不开群体。这种群己观念造就了中国作为新民族国家的家国观念。
五四时期塑造的人生观，遵循中国传统思想的脉络，发展到今天依然是新青年普遍具有的人生观。“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群”已然成为新时代青年未来人生发展的内核。
学生与政治、社会
这个小题与上一题似乎重复了，实则不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正常的社会当中，学生与政治不应该产生关联，学校、老师、学生应当是被独立出来的群体，不受政治影响。蔡元培也力主学校应当去官僚化。但五四事件的主要群体就是学生，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中产生了像罗家伦、傅斯年等一帮具有超凡才能的学生。那学生是否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我个人的观点是，学生该关心政治，而不该参与政治。在五四过去后的多年，曾经的参与者们对当时产生的大规模学生群体运动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各地学生救国会的组建、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的成立，充当着爱国运动的前驱，这本就是不正常的。学生该待在学校里做学问，多读一天书便多做一分学问，多罢一天课便少获取一点知识。但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学生学潮的爆发实属无奈之举，他们的社会认同和组织能力都无法被关注。因此当时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手拿白旗齐集，天安门旗上写着“不复青岛宁死”、“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几千面上竟没有同的，还有用英文法文书写的，有的在上面画了很有刺激力量的图画。队伍游行从东交民巷口到赵家楼、曹宅，浩浩汤汤，直到赵家楼和曹宅被烧毁后，才暂时消了他们心中一口气。甚至有北京学生在上徐总统书中和致各界文中，将自己描绘成国家、民族公义的前驱及秩序遵守者，这实已超出了学生所该做事情的范畴，充满了虚荣与浮躁。
理想国
学生在国家危难之时，当尽己之力，但方式各有不同，无论参军打仗也好，读书做学问也好，都是为了保存国家的薪火。
日军侵华时，国家当局号召学生去孝陵卫营房参加义勇军，上海有五千余名学生请愿参加，当局给学生建议“要么参军，要么读书”，去孝陵卫当义勇军也是要以读书为先的。回上海读书，也可以参加本校的“学生义勇军”组织。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发展，打仗本是军人的事情，学生若还想保留学生的身份，那就继续读书，给中国留下一颗文化的种子。如果执意参军，就舍去学生的身份，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学生该做学生该做之事，而不应该做超出学生本职之事。
在百年后的今日，如今之情形与往昔大为不同，今天中国之国力足以让学生安心读书、安心学习知识，当今中国之强盛，足以让中国的学生出入于世界顶级学府当中，学习到世界最顶尖的技术，成为世界各领域最一流的人才。这才是身为学生的使命。五四时期很多学人身上不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才是五四百年沧桑过后，向我们传递的青年的历史担当。大学的人文精神与精英群体
中国的北大以前叫京师大学堂，后改名国立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一所现代性大学。在五四学生运动时，北大是实力最强的一股生力军。蔡元培曾几次自己罢免自己，为了使学生不再罢课，清楚了解自己在大学里的使命。关于大学这一本性的现代性反思不断强调的关键词有渊源于柏拉图的idea（理念）、精神（德文：Geist）、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围绕着这些观念，诞生了像纽曼《大学理念》等一系列指导性的书籍。蔡元培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1925)、《大学教育》(1930)中所阐发的“大学理念”及其北京大学范型，即使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依然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大学思考中享有经典原型地位。 “理念”(idea)，这个希腊理性哲学所信仰坚执的真善美的故乡观念，在启蒙之后已转化为人文精神的“理想”观念。大学人文精神的人文价值的整合统一性是大学完整统一性的内在保证。而这种完整统一性的外在表现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大学所培养的本源意义的知识分子，以人文关怀为理念的人文知识分子。
蔡元培
人文知识分子就其系统而言，应具有专业知识与超专业知识基础、追根究源的精神品格、对真善美究极价值的执着向往 。在古代中国，学校作为养士的专业机构，成为社会的心脏而存在。近代以来，蔡元培先生提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直到现在，这句话依旧是北京大学最核心的理念。大学是远离世俗的一片净土，历史赋予大学包容并超出经济、技术之上的信仰教化使命。如艾伦布鲁姆描述他的母校芝加哥芝加哥大学一般，他说：“大学的每一条路都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中国有行知楼、逸夫楼、相辉堂，以伟人的名字命名，俱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别与其他居所。除了教学楼外，还有邵逸夫先生捐赠的图书馆，被命名为逸夫图书馆，光南京就有不下十所逸夫图书馆。这些地方的许多功能与普通形式建筑都并无不同，唯其信仰之故，它们是圣殿——知识的圣殿。一旦信仰消逝，先哲与圣人传播的经典成为无稽之谈之时，虽仍在屋舍中走动，圣殿将不再称其为殿堂了，顶多被称为纪念碑，供游客观赏，它的内在精神由此被推向死亡。难以想像在数十年前，童第周带着一帮学生在河边、溪边采捞青蛙卵、到野外获取天然冰，完成了若干篇关于金鱼卵子发育能力和蛙胚纤毛运动机理分析的论文，取得多项世界级的研究成果。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赴华访学时看到这一幕，颇为感触，中国之教育与大学休戚相关，大学之外，信仰与学问存在的地方，亦是大学，需要一代代的学生怀着共同的理想去维系。
李约瑟
一个新的时代，身为一位新的青年，在21世纪，应当是永葆大学的神圣气质，心存敬仰与想象，知道在别于社会之外，还有一处理想源泉。也该心怀群己之观念，国家图存，自己便是燎原薪火，奉己之力，愿今日与未来之中国，一片海晏河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