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一文中引用了东坡《答李端叔书》中的一段文字：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余秋雨先生对这段文字的发挥如下：“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
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
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两相比对，似觉原文的意思与余先生的阐述有着较大的出入。如细心研读，在余先生本人这段文字中就可以发现矛盾之处。“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苏东坡本人对一封“无关宏旨的信”都特别要求李端叔不要给别人看，“淡淡的土酒”不敢多喝，“怕醉后失言”，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亲手把一封封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
苏东坡为什么对文字这么敏感、惧怕？这就要提及“乌台诗案”。注意是“诗案”。由于政见不合，加之苏东坡绝伦的才气，响亮的名声，引起了一班群小恶意的攻击和陷害。
这班小人挖空心思却也搜寻不到关于苏东坡犯法的确凿的证据，竟然在他的诗文中断章取义，硬是罗织罪名将苏东坡关进御史台（乌台）的监狱，肆意凌虐，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罪名虽是莫须有，但这次构陷对苏东坡来讲是相当凶险，命悬一线。东坡在狱中甚至都写下了绝命诗，安排后事。这两首诗是写给弟弟子由的。其中一句是“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可见苏东坡自己都认为难逃一劫。
幸运的是，在太后及一班元老重臣的营救下，他才劫后重生，被发配黄州。祸由文字起，所以他对文字的惊惧之心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平息。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到黄州的东坡名义是“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文，近似流放。惊魂未定的他哪里还敢去主动作文、写信。
从余先生节选的东坡原文中同样能看出端倪。“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得罪”，自然是指乌台诗案的发生。“深自闭塞”，读起来的节奏应该是“深/自闭塞”，是自我封闭自己，而不是旁人躲避他。
“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与之”中“之”，是指代“平生亲友”还是东坡本人？密码在“自幸庶几免矣”中。
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以此免祸。如何免祸？那就是远离文字。这样看来，“之”字当指代东坡本人。那事实上的情形是即便是平生亲友中有人写信给他，他也不予回复。那么，东坡不曾有将一封封书信千辛万苦托人带出这种事情了。
结合《答李端叔书》全文看，更能印证这一点。在第一节中他诚恳地向李端叔解释并赔不是：“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
大意是：过去没有能通过书信问候，怠慢之罪，犹可宽恕。但当您家中有了丧事，竟然还没有写一个字表达慰问之情；我弟弟子由来到黄州，我收到了您的来信，又因懒惰没能及时回复，愚顽迟钝荒废礼节，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其实不问候，不回信，荒废礼节，哪里是他的懒惰和愚顽迟钝造成的呢？那么他为何又突然回信了呢？
“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李端叔不仅没有怪罪，还是坚持写信给他，他实在不好意思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装聋作哑了。即便如此，在文章结尾郑重叮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说得很清楚啊，是不敢再写文字了，那些群小仍然虎视眈眈呢。一旦写文字，谁知道那帮无中生有的小人从中能嗅出什么呢！这一点，他都不敢明说，只是暗示：我的心意，您是懂的。
在《答秦太虚书》中有这样的文字：“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大意是：自从我遭贬以来，不再写什么文字，对自己要求得很严，如果再写，就是破坏了自己定下的规矩，今后又会没完没了地写起来。至于苏东坡在出狱后立下了什么样的规矩，不言而喻。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乌台诗案发生，次年二月，东坡来到黄州。《答秦太虚书》写于元丰三年（1080年）十一月，《答李端叔书》应是写于次年的正月，这两封书信时间接近，相关内容一致，可以互相印证。
那么，他为什么会回信给秦太虚呢？秦太虚即秦观。“五月末，舍弟（指子由）来，得手书，劳问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
原来，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非常关心东坡，老早就写信问候，东坡久拖不回，秦观又写信来，东坡自觉实在不好意思了。对关系如此密切的秦观都是如此，可知东坡执行规矩之严。
在东坡到黄州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秦观和李端叔（李之仪）两位好友接连不断地写信给他，可见余先生“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此外，从东坡这两封回信中，不难看出秦、李二人对东坡的殷切问候。
也就是在此期间，东坡在给老朋友章惇（此人后来与东坡关系交恶，对东坡大行不仁之道，但在乌台诗案中，他竭力参与营救东坡的活动）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自余杜门不出，闲居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语意甚明，不复赘言。
可以作为依据的仍有很多，不再一一例举。即便是依据上述的一点内容，也可以斗胆说一句：余秋雨先生对苏文的发挥与原意大有背道而驰之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