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先生在《蘇東坡突圍》一文中引用了東坡《答李端叔書》中的一段文字：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餘秋雨先生對這段文字的發揮如下：“我初讀這段話時十分震動，因為誰都知道蘇東坡這個樂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復一日的應酬，連篇累牘的唱和，幾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內容，他一半是為朋友們活著。
但是，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蘇東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絕倫、光照中國書法史的筆墨寫成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卻換不回一丁點兒友誼的信息。
我相信這些朋友都不是壞人，但正因為不是壞人，更讓我深長地嘆息。 總而言之，原來的世界已在身邊轟然消失，於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跡於樵夫漁民間不被人認識。本來這很可能換來輕鬆，但他又覺得遠處仍有無數雙眼睛注視著自己，他暫時還感覺不到這個世界對自己的詩文仍有極溫暖的回應，只能在寂寞中惶恐。
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兩相比對，似覺原文的意思與餘先生的闡述有著較大的出入。如細心研讀，在餘先生本人這段文字中就可以發現矛盾之處。“即便這封無關宏旨的信，他也特別註明不要給別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來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覺，晚上一個人出去溜達，見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絕不喝多，怕醉後失言。”
蘇東坡本人對一封“無關宏旨的信”都特別要求李端叔不要給別人看，“淡淡的土酒”不敢多喝，“怕醉後失言”，那麼他為什麼還要親手把一封封的信“千辛萬苦地從黃州帶出去”？
蘇東坡為什麼對文字這麼敏感、懼怕？這就要提及“烏臺詩案”。注意是“詩案”。由於政見不合，加之蘇東坡絕倫的才氣，響亮的名聲，引起了一班群小惡意的攻擊和陷害。
這班小人挖空心思卻也搜尋不到關於蘇東坡犯法的確鑿的證據，竟然在他的詩文中斷章取義，硬是羅織罪名將蘇東坡關進御史臺（烏臺）的監獄，肆意凌虐，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
罪名雖是莫須有，但這次構陷對蘇東坡來講是相當兇險，命懸一線。東坡在獄中甚至都寫下了絕命詩，安排後事。這兩首詩是寫給弟弟子由的。其中一句是“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可見蘇東坡自己都認為難逃一劫。
幸運的是，在太后及一班元老重臣的營救下，他才劫後重生，被髮配黃州。禍由文字起，所以他對文字的驚懼之心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平息。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到黃州的東坡名義是“團練副使”，但不得簽署公文，近似流放。驚魂未定的他哪裡還敢去主動作文、寫信。
從餘先生節選的東坡原文中同樣能看出端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得罪”，自然是指烏臺詩案的發生。“深自閉塞”，讀起來的節奏應該是“深/自閉塞”，是自我封閉自己，而不是旁人躲避他。
“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與之”中“之”，是指代“平生親友”還是東坡本人？密碼在“自幸庶幾免矣”中。
這句話的意思是：希望能夠以此免禍。如何免禍？那就是遠離文字。這樣看來，“之”字當指代東坡本人。那事實上的情形是即便是平生親友中有人寫信給他，他也不予回覆。那麼，東坡不曾有將一封封書信千辛萬苦託人帶出這種事情了。
結合《答李端叔書》全文看，更能印證這一點。在第一節中他誠懇地向李端叔解釋並賠不是：“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獨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
大意是：過去沒有能通過書信問候，怠慢之罪，猶可寬恕。但當您家中有了喪事，竟然還沒有寫一個字表達慰問之情；我弟弟子由來到黃州，我收到了您的來信，又因懶惰沒能及時回覆，愚頑遲鈍荒廢禮節，竟然到了如此地步。
其實不問候，不回信，荒廢禮節，哪裡是他的懶惰和愚頑遲鈍造成的呢？那麼他為何又突然回信了呢？
“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李端叔不僅沒有怪罪，還是堅持寫信給他，他實在不好意思了，實在沒有辦法再裝聾作啞了。即便如此，在文章結尾鄭重叮囑：“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說得很清楚啊，是不敢再寫文字了，那些群小仍然虎視眈眈呢。一旦寫文字，誰知道那幫無中生有的小人從中能嗅出什麼呢！這一點，他都不敢明說，只是暗示：我的心意，您是懂的。
在《答秦太虛書》中有這樣的文字：“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大意是：自從我遭貶以來，不再寫什麼文字，對自己要求得很嚴，如果再寫，就是破壞了自己定下的規矩，今後又會沒完沒了地寫起來。至於蘇東坡在出獄後立下了什麼樣的規矩，不言而喻。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烏臺詩案發生，次年二月，東坡來到黃州。《答秦太虛書》寫於元豐三年（1080年）十一月，《答李端叔書》應是寫於次年的正月，這兩封書信時間接近，相關內容一致，可以互相印證。
那麼，他為什麼會回信給秦太虛呢？秦太虛即秦觀。“五月末，舍弟（指子由）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
原來，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非常關心東坡，老早就寫信問候，東坡久拖不回，秦觀又寫信來，東坡自覺實在不好意思了。對關係如此密切的秦觀都是如此，可知東坡執行規矩之嚴。
在東坡到黃州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至少有秦觀和李端叔（李之儀）兩位好友接連不斷地寫信給他，可見餘先生“一旦出事，朋友們不僅不來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們都知道蘇東坡是被冤屈的，現在事情大體已經過去，卻仍然不願意寫一兩句哪怕是問候起居的安慰話”的推論是站不住腳的。此外，從東坡這兩封回信中，不難看出秦、李二人對東坡的殷切問候。
也就是在此期間，東坡在給老朋友章惇（此人後來與東坡關係交惡，對東坡大行不仁之道，但在烏臺詩案中，他竭力參與營救東坡的活動）的信中有這樣的話：自餘杜門不出，閒居看書，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矣。語意甚明，不復贅言。
可以作為依據的仍有很多，不再一一例舉。即便是依據上述的一點內容，也可以斗膽說一句：餘秋雨先生對蘇文的發揮與原意大有背道而馳之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