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是一個窮困潦倒、只能靠朋友接濟維持生計的清苦文人嗎？
很久以來，「偉大導師馬克思窮困潦倒」的敘事深入人心。
許多人腦海裡都浮現過這樣一個場景：一位窮苦的德意志知識分子，帶著一家老小在寒冷悽苦的倫敦貧民窟裡，靠有錢的朋友接濟苟延殘喘，在廉價紙張上用鵝毛筆奮筆疾書。
這個場景極具代表性，可以看作當代小市民對19世紀幻想的典範。
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的三個女兒（1864年5月）
馬克思真的處在他那個時代的社會底層嗎？恩格斯對他的接濟是地位較高者的施捨嗎？
俾斯麥的校友
關於馬克思的社會地位，有兩個地位需要弄清楚：
一、在19世紀的社會金字塔裡，馬克思究竟處在一個什麼位置上？這個位置意味著什麼？
二、基於馬克思的身份和地位，他和恩格斯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
要弄清楚這兩個問題，首先要了解19世紀的社會金字塔，因為一個人的身份，首先取決於他所處的時代。
馬克思出生於1818年，1848年革命爆發的時候整30歲。
不妨比較1848年歐洲歷史舞臺上的其他巨星：法國的社會王子路易-拿破崙那一年40歲；普魯士的霰彈王子威廉51歲；刺刀反革命俾斯麥33歲；奧地利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18歲。
革命者中，職業革命家米哈伊爾·巴枯寧34歲，薩克森王國歌劇院的指揮瓦格納先生35歲，瓦格納的同事、負責舞臺佈景的戈特弗裡德·森帕爾那年45歲。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群人中間，霰彈王子（也就是未來的威廉一世皇帝）無疑是太老了，而瓦格納、俾斯麥、巴枯寧、馬克思和28歲的恩格斯，則均屬同一代人，他們都是1848年那一代人的代表。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社會地位的起點。
威廉一世皇帝比奧匈帝國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他爸的歲數還大，但是繼位卻比弗朗茨·約瑟夫還晚，他這個人一如他在歷史上留給我們的印象一樣是一個老人
另外，馬克思出生的時候，維也納最後議定書尚未簽署，德意志邦聯議會則已於1816年召開。他的整個青年時代都將在復辟時期度過，對德意志來說，這是梅特涅時期，也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二元制的時期。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的人們在精神上渴望高歌猛進，但由於政治發展裹足不前，大家也就只能在一些出版審查官無法理解的領域裡高歌猛進了。
此外，馬克思來自普魯士王國所屬的萊茵省，位於德意志的最西端，歷來是法國軍事或者文化入侵德意志的必經之路。
所以，萊茵地區的人先是受法國啟蒙運動影響，後來又受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影響，雖然根據1815年維也納合約被劃歸普魯士王國，但是從文化到社會結構，萊茵地區都和農業王國普魯士格格不入。
萊茵省在普魯士王國的位置（紅色部分）
馬克思的出身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他出生在一個猶太人家庭。
在德意志西部，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是被進軍德意志的法國人廢除的，法國大革命本身也廢除了對猶太人的歧視政策。所以，拿破崙時代的另一個猶太少年海因裡希·海涅，一生都無法忘記騎在父親背上觀看拿破崙騎馬入城的場面。
因此，作為德意志猶太人，馬克思的父親沒有從事傳統的工商業，反而選擇了做律師，在拿破崙戰爭以前是難以想象的。此外，他還皈依了基督教。
在復辟時期，一個猶太人作出這樣的職業和信仰選擇，說明他正打算為自己的政治生涯鋪平道路。
畫家大衛·李維·埃爾坎於1836年時為馬克思做的石版畫肖像
綜合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馬克思的社會形象：他屬於1848年的德意志市民階級。
當時的市民階級，跟21世紀的市民階級毫無可比性，因為1840年代前工業化的柏林還只有30多萬人口，當時市民階級實際上並不比貴族多出多少，與今天毫無特權階級色彩的市民階級大不相同，不太會被地位下滑的焦慮所折磨。
在工業凋敝的德意志，市民階級實際上是特權階層，其上層更是平民和貴族的交匯點。他們如果成為軍官、法官或者行政官員，最終結果就是受封為貴族，與貴族階級通婚更是尋常事。
馬克思的父親皈依基督教，事實上已經邁開了受封貴族的第一步。卡爾·馬克思出身於這樣的家庭，與一位官僚貴族家庭的女兒結婚，也完全符合他作為上層市民的身份。
馬克思的妻子燕妮的畫像
馬克思的早年生涯，也是沿著這條社會地位升級的必由之路前進的。
他被父親送進波恩大學學法律，成為了俾斯麥和日後威廉二世皇帝的校友，過的是典型復辟時期大學生的生活，主要精力用來打架、決鬥順便學習，最後也和俾斯麥一樣，沒能在波恩大學拿到文憑。
波恩大學
復辟時期的大學生也是一個充滿使命感的階層，由於各國君主無限期地擱置了憲法和統一的許諾，所以這些青年學生便通過大學生團體、遍及德意志的大學生聯合會聯合了起來。
這一時期，德意志學生的體操運動、火炬遊行、民族節日聚會都成了德意志的統一之聲。
而且，這些大學生在畢業以後，也沒有放鬆彼此之間的聯繫。公開發行的協會期刊，以及大學生組織的通信和小團體，把這些社會地位不斷向上流動的人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
一個1850年代大學生運動裡的風雲人物，即使是在成為了大臣的校友面前，對方在私人場合也還是會畢恭畢敬。比如一位大學期間決鬥失去一隻手的德意志小邦外交官，就因此而在各邦外交部暢通無阻，被學弟們奉若神明。
1861年的馬克思（43歲）
那個時代的大學生認為，德意志人追求統一的基礎就是男子氣概，而最能體現男子氣概的就是戰爭，沒有戰爭的情況下就要用決鬥代替；對於法國人決鬥使用的佩劍或者火槍，德國大學生也持唾棄態度，而是以馬刀互搏。
馬克思、俾斯麥等人也都是決鬥的行家，雖然兩人均全須全尾，但大學時代都是出生入死的人物。
瞭解過以上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設想，一個思想上不叛逆、循規蹈矩的卡爾·馬克思，會度過怎樣的一生。
他的父親已經是基督徒了，而且當時的德意志人把猶太人看作是德意志人的一部分，把意第緒語看作是德語的方言；馬克思本人是波恩大學的學生，如果拿到法律文憑，便可在法院實習得到普魯士公務員考試資格，再通過毫無技術含量的考試進入普魯士政府。
因為沒什麼錢，馬克思肯定進不了外交部（普魯士外交官需要財產性收入證明）。作為官僚貴族的女婿，他比較可能的道路是進入行政管理工作，再步步升遷至省長或者議員，不過考慮到他不是貴族，哪怕思想足夠保守，1863年也還是當不上大臣。
最後，在漫長的俾斯麥時代裡，保守版馬克思可能會是一個不太得志的普魯士公務員，但仍有可能敕封貴族，畢竟他有一個好岳父。
這樣的一個循規蹈矩的馬克思，大概會以馮·馬克思的名字被歷史遺忘。
當然，真實歷史中的馬克思沒有選擇這樣的人生。我們由此進入了第二個問題：在他和恩格斯的友誼裡，兩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
流亡者卡爾·馬克思
以21世紀的標準看，馬克思和恩格斯貧富差距懸殊，尤其是倫敦時期，前者好像完全是一個仰仗後者生活的清客。
但是，這樣理解他們的關係是很有問題的。
19世紀是一個講究身份地位的時代，馬克思雖然窮，但他的社會地位並不低。
作為1848年革命的風雲人物、德意志大學運動裡的名人，馬克思之所以會陷入貧困，是因為他不願意俯就他出自的那個階層，因而處於流亡海外的狀態。
馬克思如果願意跟他的朋友們和解，回到德國去老老實實的教書，弄一個大學教授的教席、甚至當選議員，混成另一個馬克斯·韋伯，也並非天方夜譚。
20歲出頭的恩格斯
相比之下，恩格斯雖然有錢，但社會地位並不高，他只是一個工廠主的兒子，從出身上就比馬克思低了一點，屬於市民階級裡的中層。恩格斯的父親也沒有供他上大學，因此他沒有踏進德意志精英階層，不屬於那個封閉的小團體。
所以，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兩人的身份並不因為財富的差距而顯得懸殊，他們的關係是對等的。
這種情況在19世紀屢見不鮮，尤其是巴黎和倫敦這兩個全世界流亡者和冒險家聚集的大都市。
1855年的巴黎
在「19世紀的首都」巴黎，往自己家門上貼奇奇怪怪的招牌，說自己要為了全人類而工作，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形形色色的流亡者和冒險家都聚集在這裡，如匈牙利民族主義者、茜茜公主的緋聞男友安德拉希伯爵，1848年以後便在巴黎給小報撰稿、當包打聽過活，結果1867年就成為了帝國的外交大臣。
俄國的冒險家巴枯寧，法國的暴動愛好者布朗基，整天用德語罵德國、用法語罵法國的毒舌詩人海涅，氣死親爹後跑到巴黎風流快活的英國王子阿爾伯特（也就是未來的愛德華七世），都聚集在巴黎。
法國報紙漫畫，描繪了英王愛德華七世在巴黎的快樂生活
在他們頭上，還有一位眼下正高踞寶座的頂級流亡者，那就是第二帝國的皇帝拿破崙三世，他在瑞士、意大利度過了青年時代，在倫敦靠女士接濟才能維持體面生活，四十歲那年作為政壇黑馬當選共和國總統，然後發動政變成為帝國皇帝。
對流亡者來說，這就是鹹魚翻身的楷模和樣本。
拿破崙三世回巴黎
倫敦的流亡者也是如此，俄國流亡者赫爾岑和奧加遼夫夫婦在倫敦同居七年，三人總計生下五個孩子，這個奇妙的大家庭每年給富二代作家屠格涅夫寫信請求打錢，後者也會回信解釋自己手緊或者「沒收到信」。
流亡意味著一個人脫離了自己的祖國，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背景，但是他們的「地位」並不因此而改變，只是暫時身處困境而已。
雖然除了安德拉希伯爵之外，真正鹹魚翻身的例子鳳毛麟角，但是流亡者身上的這種可能性，還是讓他們的朋友和敵人都承認他們的地位。
安德拉希伯爵
同樣的，如果流亡者當中有個把闊佬，其他人吃他的喝他的也屬理所當然。
比如拉斐爾前派的詩人兼畫家羅塞蒂兄弟，父親就是一位有錢的希臘流亡者，在倫敦擁有體面的住宅和體面的生活。
結果，他們的家當然也不可能只屬於自己，其他運氣不好的希臘流亡者不但吃在他家喝在他家，而且還要找他爸爸要錢養家。在流亡者中間，這種事是理所當然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以另一種視角去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的偉大友誼。
1875年的馬克思（57歲）
他們都是流亡者，互相幫助是應該的，馬克思就算不認識恩格斯，也能從別人那裡拿到錢；而在那個時代，身份地位的觀念即使在革命者中間都起作用，恩格斯要跟形形色色的革命者和冒險家打交道，馬克思的威望也能成為重要的支持。
因此，把當代市民階層的認知簡單粗暴地套用到十九世紀的歐洲，並不能認清馬克思生前的社會地位。反過來，這種套用也許倒可以用來理解當代人的焦慮。
作者：高林
來源：《皇帝圓舞曲：從啟蒙到日落的歐洲》
轉載平臺：大象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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