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紧缩：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力疲弱的真相！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们在说起历史上有名的帝王时，秦皇汉武都是绕不过去的对象。秦始皇一统华夏，奠定了百代封建帝制的基础；汉武帝北逐匈奴，打出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尊严和自信。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首次超越其他文明地区，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重要的原生文明。这段时间，华夏民族恣肆挥洒着创造力，在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时期。
可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汉代结束之后中国历史就迎来了积贫积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400年铁血打下的华夏贵胄的主角光环，在这一时期黯淡无光，北方少数民族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原汉族仓皇逃离，史称“衣冠南渡”。很多士大夫寄寓江东，新亭怀古，常有黍离之悲。南朝期间虽有北伐之举，但与汉时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相比，已然没有彼时的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了，更多的是勉力维持的惨淡光景。
西晋王朝终结三国乱世，重开一统，按照正常历史发展进程，应该是帝国再度崛起而君临四夷八荒。然而，西晋王朝的梦幻开局之后，几乎立刻面临着内部流民起义、外部蛮夷军队接二连三的进攻、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内战等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西晋王朝顾此失彼，内外交困，国力透支到极限，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溃局，几百年内的民族精英前赴后继，却始终无法收拾。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前的300年间，汉族建立的王朝国力不振，无法保境安民，屡次为外族所欺。
西晋王朝，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有没有可能告别历史上的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出现另外一种发展面貌呢？难道天意要我神州中土受这赤地之苦，黎民百姓受这兵燹之祸？其实，当我们把视角从帝王将相的生平故事中挪开，去探究中古时中原腹地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就能一探究竟了。
华夏民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这一点在西周立国时就已经奠定了基调。农耕文明显然要比游牧文明更为先进，因为人们能够储藏食物，有计划地进行农业活动，并在剩余资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医学、建筑、法律等文明成果。随着封建程度的加深，中原得到大面积的开发，人口逐渐增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小封建主，井田制为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地方诸侯国变得强势起来。诸侯的国土从据点城堡开始连成一片，彼此接壤，兼并战争时常爆发，阻断了物资流动的通道。诸侯国出于增强国家财力的需求，大力扶持商业的发展，甚至还将商人作为间谍使用。商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竟然获得了长足进步，兴起了很多商业城市。大量新兴的区域城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标志之一。民间财富的增加，各地盛行养士之风，商人中有很多也有政治企图，社会面貌朝气蓬勃，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
可是，曾经繁盛一时，遍布全国的商业城市，在西汉中期之后，就开始逐渐变得萧条起来了。尤其是到了东汉中期之后，全国范围内除了一些名城大邑，商业城市已形同荒废。商业活动的停滞，减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度，对中央集权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在《三国演义》中经常会出现刘备、孙权等受到地方权贵资金和兵力支援的情节，这些地方权贵经常率领着由家仆组成的私人部队，即“部曲”，作为部队的将领参加战斗。地方势力已经存在私兵，而且他们还有自己庄园、庄客，形成了国中之国，是中央政府无法管辖到的法外之地。
这种情形的出现，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强化中央集权的各种措施所造成的，当然，这并不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只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封建君主专制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前提，是对地方势力进行最大限度的弱化。
在政治组织方面，法家有愚民、辱民、弱民的理论，实施方案即是打散氏族的组织形态，禁止聚族而居，迁徙地方上的豪强，然后编户齐民，将农村社会变成小农经济。如果一个氏族还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反抗皇权，那么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是无论如何也掀不起风浪来的。同时，再以保甲连坐的方式，使人们相互监督。
在思想文化方面，朝廷又以“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的名义实行专政，诛杀地方豪强，严禁儒家解释经典，甚至发生了秦始皇时期的“焚书事件”。这样，老百姓就被限制了思想自由，缺少对现实社会的反思能力，也就无法形成反抗思想。朝廷还盛行征辟、察举的做法，将地方上的俊才英杰都给调入中央做官，让地方上失去智力资源，把朝廷变成文化高地，实行文化压制。
在经济领域，朝廷则是坚持本末之论，实行了“重农抑商”的国策，对商人进行诸多限制。商人不能参与政治，不准做官。同时，为了限制商人将生意做的更大，还又执行了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这些限制了早期商品经济发展，在汉武帝时"算缗令"与"告缗令"，又使得中等以上商人大都破产。如此一来，朝廷通过行政力量强行干预市场，让商人虽然有钱，可是却没地方去投资搞生产。于是，商人就将资本全都投入到了购买土地。在西汉末年的大商人樊崇，经过多次土地购买，已经成了阡陌连千里，庄园内栋宇栉次鳞比，各种生产经营物事皆备的大地主了。
商业逐渐成为了末业，为人们所不齿东汉与西汉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格，即是这种大地主庄园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的生产力量。在东汉中期之后，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代，富裕的贵族们大规模地开垦土地，然后利用饥饿难耐、无处安身的百姓在农场劳作，建造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圈。朝廷为了施恩于权贵阶层，用以拉拢，维持统治，也不会对这些庄园主课税，甚至还时常赏赐庄客，不仅承认了这些人的经济特权，还在政治上给予更高的恩遇。
虽然在政治上，这种做法有着现实可操作性及必要性，不过从经济角度看，这种做法是非常低效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和交换才是快速提高生产率的首选方法。一个劳动者不借助机器，手工作业的话，一天最多能生产一枚针，但是把制针的过程分为18个工序由10个人分工制作的话，一天可以生产4.8万枚针。如果要把针的生产产业化，进行分工制作的话，必须有一个一个月能够销售140万枚针的市场。只有形成有规模的市场，才能开启靠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并以此获得巨大利润的收益递增世界。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两汉以来施行的政治制度，原本是为了促使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经济政策上却因为大开大合的军事征战以及权贵阶层没有休止的奢靡欲望，以桑弘羊盐铁专营为标志，政府利用行政力量压制了商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闲散资金都涌向了地产庄园，在根本上破坏了小农经济自力更生的社会环境。最后，社会整体陷入到了通货紧缩的阶段。社会资金都沉淀到了土地等不动产上，商品交易市场陷入停顿，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分工逐渐加深的趋势得到了根本的逆转。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破产，大型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最后形成了西周时期的奴隶主庄园经济的态势，不得不说，这是社会发展的倒退。
与相比变得脆弱的经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家所掌握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在黄巾起义之后，中国的人口数量急速下降，由三国初期的约6000万人急遽减到三国末期的1 600万，这还是经过了三国中期之后30多年的和平岁月发展的人口数量。当然，现代史学家认为西晋王朝统一时全国人口总数应在3000万左右，有将近一半的人口荫庇在庄园主家之手。这些人口是不计入国家课税人口的，也不用服兵役。实际上，对于地方实力派的税收问题，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开始官绅一体纳粮，才最终解决了“黑户”问题。多达50%的人口被隐匿在主流社会经济之外，反映了政府行政能力的薄弱。西晋王朝即使有心去做更大的改革，在账面上却要对抗拥有一半国力的庄园主联盟。这些庄园主在经济上表现的如此强势，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朝廷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在文化上也代表了社会主流舆论，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在野势力，对中央集权政治形成了强大冲击。结果，西晋王朝虽然统一了三国，可是经济不景气的形势却一直在延续，脆弱的经济和国家能够掌握的人口数量减少，使觊觎多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有了机会。
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在单兵战斗力方面是弱于自小顶风冒雪成长的游牧民族的骑兵的，尤其是当马镫发明、普及开来之后，骑兵具有机动、冲击优势更为明显，被称为冷兵器时代的坦克。一般而言，农耕民族畜养畜力，不会选择马匹，耕牛的性价比远远要比马匹优越的多。所以，历代王朝建立大规模的骑兵军团与北方游牧民族硬刚的朝代，数来数去也只有汉武一朝，其他时期大多都是步、骑、车兵的战术结合。虽然这样的战术比起骑兵军团来，机动性差了很多，可是好在农耕民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且有相当强悍的防御力。这是农耕民族最终战胜游牧民族常规战法，而非是汉武帝时期的“寇可往，我亦可往”骑兵对攻战。汉武帝时期，正是因为骑兵对攻作战的耗费巨大，才不得不竭泽而渔，搜刮天下财富应付战争花销。到汉武帝末年，整个中原王朝已经打空了，也打穷了，在汉武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了多起农民起义反抗暴政。
汉武帝时期发明的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被后来的君主继承了下来。国家没有财政能力了怎么办？改印大钱、盐铁专营、人头税、财产附加税等等，甚至连婴儿都缴纳人头税。苛政如此，导致小农经济无法支撑，纷纷破产。破产的农民要么投靠世家大族，要么成为悲惨的流民最终死去，总之，国家是永久地失去了这个经济单位。因此，在经济层面上说，庄园经济摧毁了汉朝以来历代王朝行政层面的集权力量，朝廷也因此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攻击的能力，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国力在汉武帝时达到了巅峰，从那之后到南北朝开始前的大约500年间，一直在走漫长的下坡路。
相比变得脆弱的经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所能掌握的课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结果，晋朝虽然统一了三国，可是经济不景气的形势却一直在延续，脆弱的经济和减少的人口使觊觎多时的北方游牧民族有了机会。
前文我们说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农耕民族的国家来说是最大的优势，可是在西晋王朝之后，这个优势就被庄园经济的出现给摧毁了，朝廷也因此失去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攻击的能力。
古代中国的国力在汉武帝时一度达到巅峰，从那之后到南北朝开始前的大约500年间，一直在走漫长的下坡路。直到隋唐时期，以关中本位主义的关陇集团通过战争摧毁了其他区域的世家大族的势力之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革命，政府也重新厘定了商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管理（如长安的坊市制度、广州、泉州等地的对外贸易等），这才让小农经济再次成为朝廷可靠的政治力量，而商业活动又使得政府财政丰盈，对外征战也有了底气，终于打造出来了一个盛唐天下。
然而，随着盛唐盛世的结束，大量的自耕农又再次破产，土地兼并集中的问题再次突出起来，严峻的政治矛盾和社会现实，甚至使得唐朝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抵御吐蕃的进攻，而不得不依靠藩镇兵来戍边，这被称作“防秋兵”。这是因为资本本身就有趋利避害、损公自肥的本性，即使政府教导以儒家的“义利之辨”，纯粹道德式的说教无法抵御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的历史一治一乱，就在这种土地兼并—起义—土地改革—土地兼并的怪圈中循环往复。宋朝、元朝、明朝、乃至于清朝的灭亡（太平天国起因土客矛盾），都与此有莫大的关系。这背后的核心文化基础，乃是“重农抑商”的本位思想。起源于秦汉时期的这种本末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民族文化心理。
这段历史故事又能够给我们现代社会有什么启示呢？
两千多年过去，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村生产力不发达，异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空心化等国情，解决"三农"问题依然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持续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依法维护、保障农民权益，有效转移农村人口，在社会整体转型之前，不要让自耕农破产。同时，要依法处理好行政力量与市场的关系，从法律体制上建立能保证每个市场竞争主体人格平等、独立，公平竞争、同等保护的制度环境，严防资本与政治权力滋生权贵经济的问题，坚持市场机制，坚持社会公正，弘扬社会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