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對三國西晉時期中的部分刻石墨跡進行了簡單的梳理，本篇文章則主要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碑刻、墓誌、造像題記來談。建安十年，魏武帝曹操開始下令禁碑，禁碑之風一直延續至北魏統一北方才取消，禁碑後，墓誌得以發展完備和流行起來，墓誌，是將墓主的生平事蹟、卒葬年月等內容寫刻於石，放置於墓室內，東晉多用隸書。
《爨寶子碑》清末拓本
《爨寶子碑》。東晉碑刻，全稱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墓碑》，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於雲南省曲靖市揚旗田村，《爨寶子碑》與爨龍顏碑相較，此碑字數較少，石碑較小，因而被稱為“小爨”，與《爨龍顏碑》合稱“二爨”，現存兩塊爨碑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爨氏長期統治雲南的最好的證明。《爨寶子碑》的主要內容是敘述爨寶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績，左下方刻有清咸豐二年（1852年）七月南寧府鄧爾恆題跋，記載了《爨寶子碑》的出土和流傳情況。
“二爨”都在雲南，刊刻的時間相差53年，都是摻雜著楷書和隸書的，這是兩碑共有的字體特徵，都是屬於兩種書體的過渡時期的作品。
《瘞鶴銘》
《瘞鶴銘》，南朝碑刻，屬摩崖刻石，今存江蘇鎮江焦山。原石在焦山西麓崖石上，因為就崖書石的原因，所以字裡行間的疏密和字的大小都不一樣，在字形方面則是融合篆隸兩體，書風南北皆有，是大字作品中值得被珍視的。
《石門銘》、《鄭文公碑》和《瘞鶴銘》一樣，也是摩崖刻石。《石門銘》全稱《泰山羊祉開復石門銘》。摩崖刻石的特點就是，字形的大小、筆畫的長短以及行間字距都是極為自然的，可以表現出更多的意趣。《石門銘》現存陝西省漢中博物館，於北魏後期永平二年刻於陝西褒斜道石門崖石上，為王遠所書。康有為譽之為“神品”，在《廣藝舟雙輯》中評曰：“《石門銘》飛逸奇渾，分行疏宕，翩翩欲仙”。
《石門銘》節選
《鄭文公碑》又名《鄭羲碑》，刻於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包括山東平度縣天柱山的《鄭文公上碑》和山東萊州的《鄭文公下碑》，兩碑碑文大體相同。
《鄭文公碑》集眾體之長，有篆書的筆法，隸書的體勢，行書的縱逸風姿，又有楷書的端莊。其用筆，既有篆法圓轉形成的圓筆印象，又有隸法方折形成的方筆感受。方圓兼備，變化多端，雍容大雅。或以側得妍，或以正取勢，混合篆勢、分韻、草情在一體，剛勁姿媚於一身，堪稱不朽。
包世臣、龔自珍都將它同南碑之冠的《 瘞鶴銘》相提並論，康有為曾譽《鄭文公》為“魏碑圓筆之極軌”。
《鄭文公碑》節選
提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一定會讓人想到的就是龍門造像。洛陽龍門石窟，自北魏孝文帝遷都後開鑿，經北魏至唐的一百五十餘年間，題記刻石三千六百餘塊。在龍門諸刻石中，《牛橛造像》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則是《始平公造像》、《楊大眼造像》等。
《始平公造像》開創北碑方筆的典型，以陽剛之美流傳於世。孟達撰文，朱義章正書，龍門造像題記一般不刻書手姓名，僅《始平公造像》和《孫秋生題記》刻有書手之名，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他們是"工絕一時，精能各擅"的書家。《始平公造像》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8）九月刻，此碑有方界格，原石在河南洛陽龍門山古陽洞北壁。
《始平公造像》節選
北朝刻石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十六國至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前，第二階段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後至北魏後期，第三階段是東魏、西魏至北齊、北周時期。這三個階段經歷了隸楷交叉——魏碑——南北融合的局面。這三個時期的書風各異，但仍可以看出其中所包含的裝飾化，對下一時期即隋唐時代的楷書刻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