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太原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宣佈省委關於對太原市政府主要領導職務調整的決定。省委決定，李曉波同志任太原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提名為太原市市長候選人;免去耿彥波同志的太原市委副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不再擔任太原市市長職務。
耿彥波很平靜，表示完全擁護省委決定，他說，今後無論身在哪裡，都將始終心繫太原、關注太原、支持太原、祝福太原。
由此，年滿60歲，5年大同市長、6年太原市長的耿彥波正式卸任。
1
《Chinese Mayor》
2016年11月21日，第52屆臺灣電影金馬獎頒獎典禮在臺北舉行。組委會將最佳紀錄片獎授予大陸導演周浩導演的紀錄片《大同》。
影片中，曾在新華社、《南方週末》任職攝影記者的導演周浩試圖將一位極富爭議性的人物——大同市原市長、太原市原市長耿彥波，通過第三者的視角展現其在大同主政期間，對這座以煤礦為主導產業城市的大力改革。
84分鐘的影片沒有任何配樂、旁白。
在任期間拍攝全球展映紀錄片的中國市長，不能說後無來者，至少是前無古人。
2008年2月，在太原做副市長的耿彥波被突然宣佈調任大同市長。上任伊始的第一次工作會議，他下達了一條頗富爭議的“停建令”—大同古城保護範圍內所有在建項目，必須無條件停止施工。
這條停建令給當地官場留下了耿彥波其人“霸道”的印象。耿長期負責城建工作，擅於挖掘歷史遺存，此前在靈石、榆次和太原任職，他先後留下了王家大院、常家莊園兩個經典開發案例。面對大同因長年疏於保護而殘敗的老城，他想拾起這座北魏古都的文化內核，至少也要“回到明朝”，重塑大同的城市形象，用前兩年很火的詞，叫做“修舊如舊”。
5年間，耿彥波以復興歷史文化名城為目標，大興土木。5年後，撂下了大同的一堆未完成工程，以及媒體賦予的“拆遷市長”標籤和成為國內知名度甚高的“爭議官員”之後，耿被調回太原，隨後出任太原市市長。
硬漢作風加之在城建領域的大刀闊斧，往往招致兩個極端評價。
反對者們有理有據，也是對這位“拆遷市長”最直接的疑問：
在一個急需制度化的力量去從根本上保護合法利益的時代，一位依靠人格魅力、特事特辦的市長是否會成為隱形的“絆腳石”。紀錄片中，有人私下埋怨，
“把大同城牆都圍起來了，就有文化底蘊了？它就有旅遊價值了？你說秦始皇現在老百姓說他好呢，還是說他不好呢？說他是暴君，對不對？歷史上是這樣認定的。我就想起來那時候的那一代人，多可憐呢！真是生活
在水深火熱當中，太痛苦了！現在修我們這個城牆我就想起來秦始皇修長城了……”
於是，耿建波有了“耿拆拆”的外號。
大凡在中國出名後被冠以“姓氏+標誌事件”的，都不是什麼太光鮮亮麗的人物，例如“範跑跑”，官員更是如此，在此前落馬的“季挖挖”“仇拆拆”身上，曾經顯現。
而頌揚者不乏經歷過耿彥波主政期間造城運動者，他們曾因耿市長一紙命令失去久居的房屋，卻又因為各種原因轉而成為這位市長最為忠實的“耿粉”，他們堅信，一切痛苦和磨難都是暫時的，大同的明天會以更好的姿態向他們招手，一如烏托邦裡描繪的那樣。
烏托邦有一種很中式的翻譯：大同的世界，世界的大同。
爭議下，耿彥波在影片《大同》中被推向高點。
客觀地展現爭議性，這是《大同》這部紀錄片最大價值所在，儘管西方電影節獎勵了紀錄片的製作，甚至導演為了儘量讓一群並不理解中國的觀影群體理解，起了一個《Chinese Mayor》這樣標籤化更濃，更易懂的英文片名。
但西方觀眾似乎並未因此片改變對中國官吏的“偏見”，甚至更增添了某種疑慮與不滿。倒是在中國觀眾中，這個紀錄片激起了一片熱烈的頌揚之聲。
或許影片之名《大同》正想從爭議性中將人物進一步昇華。正如製片人趙琦談到他拍攝此片併到海外展映的目的時說：“儘管目前中國查辦很多貪官，但不代表整個中國政府官員都是腐敗的，也有真正為百姓做事的好官。”
趙琦心目中，耿彥波的造城“功績”難以評說，但是他算得上為老百姓做事的“好官”。
2
“文化符號”
當高點足夠高，就成為了神壇。
山西曆史上，同樣有幾人被推到了高點：狄仁傑、于成龍、胡富國、耿彥波。除了狄仁傑，其他三位的走紅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當週浩的紀錄片《大同》在中國臺灣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時候，山西的老百姓並沒有合規的渠道能看到這部紀錄片。網絡流傳的視頻資源與熱議，將耿彥波捧上了高點。
而真正將耿彥波推上“神壇”的，是2013年的“文化符號”。
5年前的3月，山西省文化廳主辦、山西省文化產業中心協辦，論證籌劃大半年時間的“山西十大文化符號”評選活動終於上線。
活動總策劃武敬東想做出點不同的東西，“在人物類的候選人中，有古人，也有現代人。只要理由成立，符合評審標準，都會列為候選人。”
據說，是在接到多個匿名網友推薦之後，彼時太原市市長耿彥波被放在榜單之上。
他的簡介寫道：一位做官與做文化結合得恰到好處的“兩棲式官員”，主政大同期間，使大同躋身“中國大古都”之列；現主政太原，也提出“建設一個新城，改造一箇舊城，挖掘一個古城”的宏觀建設思路，更有代表作《大同賦》。
大劉的《三體》中有一句話：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
當然，還有一句更廣為人知的：給歷史以生命，而非給生命以歷史。所以官方解釋是，耿的歷史地位是人民賦予的——一個無懈可擊的理由。
100天后，武敬東看到耿彥波排名穩居總榜第一，票數為154萬多票，排名第二的晉祠只有46萬多票。
排在“人物”版塊前三名的，依次為：耿彥波， 1540506票；傅山，246794票；法顯，20637票。
而身為山西汾陽人的中國第六代導演代表人物之一賈樟柯只有159票，出生在山西陽泉的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只有106票。
武敬東知道，暴風驟雨的質疑聲即將到來。
6月24日，山西省十大文化符號評選活動的官方網站一度無法訪問。
7月4日，人民日報社政文部副主任袁新文針對這次評選，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說，人們對於這些耳熟能詳、熟視無睹的文化符號似乎並不在意，不僅缺乏起碼的敬重，而且毫無顧忌地貶損糟蹋，令人扼腕嘆息。
武敬東已經準備好了接受質疑，他說他經常能接到群眾諮詢投票的電話，有的人會連續幾天投票給耿彥波。武敬東個人認為，老百姓如果認為官員願意為他們做一點事情，都會持肯定態度。
這一回應，與趙琦的觀點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是不是做事兒，成了老百姓對官員“黑白”與否的度量衡，尤其在無法探知更多私人生活的背景下。
而耿彥波所做的多少令一些本地人產生了希望和自豪感。耿彥波本人則是一副典型的中國傳統“清官”形象。
他穿一雙落滿灰塵的舊皮鞋，親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勞任怨工作不顧家，以致妻子到會場吵鬧；他親自處理下層官僚導致的種種問題······耿彥波一次接受鳳凰週刊採訪時說，
他的理想就是從這些不可再生的文化稀缺資源中找到了大同城市的文化座標，開啟了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整體性保護的宏大工程，試圖找到一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大同模式”，這實際上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踐梁思成、陳佔祥先生在五十年代關於北京古都的“梁陳方案”。市長夢想將大同市從不景氣的煤礦工業城變為文化名城，建設成“旅遊天堂”，以文化資本獲得商業經濟收入。
上任大同不久他便大膽宣佈了一項計劃：在有著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資上百億元的古城保護工程，將古城內所有的現代建築都搬遷出去，以恢復傳統的城市格局。
耿彥波的理想在履新大同不久後便在其所作的《大同賦》中體現。“傳統與現代齊飛，人文共生態一體。奮皇城古都之餘烈，振大同崛起之長策”，洋洋灑灑近500字詩詞從許家窯遺址一直敘述到“一軸雙城，無限風光”的現代化構想。
2012年6月3日，大同大學師生特地創作的《大同賦》主題書法作品展在大同大學美術館揭幕，市長耿彥波出席並親自為展覽開幕剪綵。
有人曾批評這是政治作秀，因為“城改帶來的大量新增存量流入市場，而人口的城鎮化相對於土地城鎮化較為落後，需求難以滿足供給。”
嚴重時如2011年，據《中國經營報》當時報道，
當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積872.5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8倍，但當年其商品房銷售面積僅為90.2萬平方米。即便從大同迴歸太原，“耿拆拆”的標籤一直跟隨著他。
不過，在太原的城建中，耿彥波在舉債方面有所控制。
2013年，太原市開工各類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程31項，共籌措資金184億元。其中，財政資金54億元，省級支持資金20億元，融資110億元，而太原2013年上半年的財政收入為270億元。2013年11月，耿彥波親自向全國45家知名房地產開發企業推介了晉陽湖片區13個城中村改造項目，並提出要在3年內再造一個升級版的晉源新城；2014年正月初八，太原市49條道路同時開工······
在接受鳳凰週刊記者採訪時，
耿彥波談到：“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還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錢。錢從哪裡來?我的觀點是，按照計劃經濟眼光看，城建是個無底洞。按市場經濟眼光看，城市是個產業。再一個體會是做官還是做事。”
3
告別
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還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錢？耿彥波肯定知道更重要的是沒說出的那句話：辦多大事還取決於“上面”給予多大認可。
耿彥波上任之初，向山西省委請命，“希望能讓我在大同起碼幹滿一屆。”
耿在大同始終有一種很強烈的緊迫感，明白自己的時間不多。
紀錄片拍攝記者曾勸說耿：“你為什麼不能懷柔一點呢？”耿反問：“我在大同還能待多長時間呢？”“大同就只有這一次機會，如果這次衝不上去，歷史不會給大同第二次機會了！”
今天看來，耿的話是有道理的。僅僅幾年後，山西就遭受了一場空前的反腐風暴，無數官員鋃鐺入獄，甚至包括一位耿的搭檔。
大同的現實也證明了耿的預言，2013年春節，耿突然被調離大同，擔任太原市長。繼任的市長沒有耿一般的熱情，無數尚未完工的工程不可避免地成了爛尾工程，成了此後大同上下最頭痛的問題。
近15年來，耿彥波從未在一個地方幹滿一屆，而“耿彥波所有關於大同的藍圖都是按照5年的週期來做的，如果他中途離開了，誰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認不認同他的思路？”
在城區區長祁雪峰看來，耿彥波在大同的所作所為無異於一場賭博，“但大同需要這樣的賭博，不幹也是死，下點猛藥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
1000公里外，同一時期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上任伊始，武漢加大了城市建設力度，8條地鐵線同時施工。2013年，武漢市在建工地超過一萬個。因此，阮成發被起了一個“滿城挖”的外號。
阮成發是幸運的的，曾任湖北省委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在參加2013年全國兩會湖北代表團審議時笑稱，“阮成發，‘滿城挖’，這個我知道”，俞正聲表示，“你們的思路是對的，辦大事情就要下大決心。大建設時期會給人民群眾帶來不便，但建成之後會帶來更好的服務與方便。”
耿彥波走後，留給大同這座城市的是一系列創紀錄的數字：耿彥波出任市長後，大同的城建資金一舉飆升至每年100多億元。2008年到2012年，大同城建投入共達1000億元，除去社會資金，政府投入大約六七百億元。
五年1000億元，相當於在1825天裡，不論寒暑，每天都有5500萬元資金投入這座三線城市的建設之中。而在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經費僅為每年3000萬元。
冰冷的數字被群眾的熱情淹沒，淹沒在人們的歌唱聲、鑼鼓聲中。
紀錄片《大同》裡，參加完歡送會的耿彥波坐上汽車。在車裡，耿彥波淚流一臉，過往的辛酸、無奈、不捨、困苦只有他知道。“我不在乎一時的得失和罵聲，罵我我沉得住氣。”
2019年1月15日，60歲的耿彥波退休。這一次，人們再次關注著這位花甲老漢離別的消息，想象著重複大同一幕來臨的一天。許多人都說，要像在大同一樣去送老耿一程，就像當年送81歲的胡富國一樣。
當年胡富國離開山西，十里長街送別場景依然歷歷在目。再次回到山西，再回平遙，因不想高調被人認出，曾特地戴了副墨鏡。在城牆下，幾名三輪車伕覺得此人眼熟，小心翼翼地問，“你是不是胡書記？”胡富國不得已摘掉墨鏡。結果被周圍幾百名群眾“包圍”了，外圍還有人喊話，“胡書記，常回家看看！”
聽說胡富國要上城牆，車伕不由分說，將三輪車抬上去，幾百名群眾都簇擁著胡富國上了城牆。
一輩子清廉的胡富國沒有想到會“摔”在長子身上。2018年6月12日晚，陝西省紀委監委發佈消息：陝西省衛生計生委黨組書記胡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父子兩人，一人被群眾舉過頭頂，一人被萬眾踩在腳下。
這一次，或許與2013年離開大同不同，耿彥波並不希望這樣的熱鬧，不會滿足大家。他可能在那一天，在大家熟睡中，在人們不知道的情況下，也選擇悄然離開太原，空留許多想挽留他的普通百姓回憶。
而後，一切關於他的爭論在退休之後都將失去意義，他的榮辱、爭議、功績將伴隨著一紙決定，流淌進歷史洪流，裹挾、翻滾、沖刷，最終被遺忘。
唯有再回時的熱情，才是最真實的熱愛。(來源：地產視界觀)
今年全省新建綠色建築佔比要達到44%
這個春節，一棟綠色農房成了瀋陽市遼中區劉二堡鎮高登堡村的“景點”，來這裡體驗的村民絡繹不絕。這棟由省住建廳主導、瀋陽建築大學自主研發並建設的房子，與傳統農房大不一樣，它採用裝配式輕鋼結構、超低能耗建築技術體系，具有建築成本低、裝配程度高、施工週期短、抗震能力強、節能效率高、人居環境好6項綜合優勢。
綠色建築是指在建築的全壽命週期內，最大限度節約資源，包括節能、節地、節水、節材等，保護環境和減少汙染，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和高效的使用空間，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築物。
“從今年開始，除了要在城市推廣綠色建築外，我們也要因地制宜在農村開展綠色建築的示範和推廣工作。”2月12日，省住建廳有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今年，我省將加大力度全面推廣綠色建築，全省新建綠色建築佔新建建築面積比例力爭達到44%，並制定綠色建築條例配套政策措施，完善綠色建築標準體系，城鎮新建民用建築全面執行綠色建築標準。開展綠色建築目標評價考核，建立有效監管機制，確保在規劃設計、施工圖審查、驗收運營等環節的綠色建築政策落實。加強對綠色建築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的推廣應用。逐步推行第三方機構實施的評價標誌模式，積極推進居住建築75%節能標準。
同時，探索建設領域科技創新，積極開展新技術研究，包括開展超低能耗綠色建築設計與建造技術研究、裝配式鋼結構綠色建築配套節能技術研究和鋼纖維混凝土管片試驗研究，並組織開展綠色建築、鋼纖維混凝土管片等地方標準編制。（來源：遼寧日報）
渾南大道快速路主體工程今年開建
2月12日，記者從市城鄉建設局瞭解到，經市人民政府批准，2019年第一批城建項目投資計劃近日下達，共安排項目63項。相關負責人表示，隨著這些城建項目加快實施，將進一步完善瀋陽城市基礎設施，對推進瀋陽市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其中，備受市民關注的一條快速路建設終於浮出水面，渾南大道快速路工程今年將正式實施主體工程建設。該工程西起勝利大街，止於長青街以東，採用節點立交與隧道相結合的形式建設，全長10.7公里，包含五個部分：一是勝利大街節點互通立交；二是南京街、金陽大街節點單點跨線橋；三是青年大街西側隧道；四是青年大街東側隧道；五是上跨朗月街、朗日街、朗明街、長青街高架橋。
一直在建設中的長青街快速路，工程起於泉園一路，止於渾南大道，全長5.4公里。工程包含三部分，一是泉園一路至二環建設4車道高架橋，文萃路以北設置一對平行匝道；二是在現狀長青橋兩側新建兩座輔橋，長640米；三是長青街上跨渾南大道建設節點立交。截至去年年底，工程已全面開始，預計在今年實現通車。
首批城建計劃安排63個項目
交通設施建設佔19項
主要包括長青街快速路、渾南大道快速路、長安橋北側連接線路、四環快速路棋盤山隧道等工程
生態環境建設項目23項
主要包括大辛餐廚垃圾處理項目、東部汙水處理廠建設、北部汙水處理廠擴建工程前期等
其他項目21項
主要包括市管公園設施完善、金廊等重點街路花卉及綠化提升改造、老舊小區改造提質項目、公交都市配套工程等（來源：瀋陽日報）
瀋陽今年快速路通車裡程將達344公里
近日，隨著瀋陽東一環快速路正式通車，瀋陽城區東部地區市民出行條件得到進一步改善。近年來，瀋陽市圍繞交通動脈加速建設快速路，截至目前，全市通車快速路已達317.8公里，今年還將完成沈遼路高架橋（西二環至三環）等多條快速路建設，年底實現快速路通車裡程344公里。（來源：遼寧日報）
瀋陽今年計劃解決15萬個車位缺口
2月12日，記者從瀋陽市城鄉建設局獲悉，為解決市民停車難問題，瀋陽市將全面推行錯時共享，推動執行《瀋陽市直行政事業單位內部停車場對外開放鼓勵辦法》，為在行政事業單位周邊有停車需求的小區居民提供最大便利。
據瞭解，瀋陽市今年計劃再解決停車泊位缺口15萬個，包括：新建6.5萬個、挖潛3.5萬個、共享5萬個，切實解決停車難問題。最令市民關注的是瀋陽市今年將全面推行的停車錯時共享，按照《瀋陽市直行政事業單位內部停車場對外開放鼓勵辦法》等相關制度，瀋陽市將利用智慧停車平臺，讓不同區域、不同產權的停車位流動起來，“共享”給有需要的人，削峰填谷，互通有無，把空置的車位利用起來，實現雙贏。
據瞭解，瀋陽市居民小區白天的停車位很大一部分會處於閒置狀態，而機關企事業單位白天的停車需求大。共享停車是瀋陽智慧停車的一部分，適合共享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停車場要具備夜間空閒車位數量較大，周邊居民夜間停車需求較大，停車區域相對獨立、容易管理(不會為單位辦公區帶來安全隱患)等條件。去年6月，瀋陽市城鄉建設局停車場成為瀋陽市政府部門首個開放的共享停車場，有76個停車位供市民使用。停車場的停車系統會配置符合停車條件的車輛，從19時至次日7時對外提供閒置停車位，為距離北站較近的居民和社會車輛解決停車難題。
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確保開放單位職工的停車利益，瀋陽市有可能對停車超時居民採取懲罰性收費以及加入“黑名單”等措施。
為緩解停車難題，在停車錯時共享的同時，今年瀋陽市還將通過建設地鐵P+R停車場、利用土地儲備等閒置用地建設公共停車場、推動立體停車場建設等方式，使新建停車泊位數量有實質性增加。加大力度解決停車矛盾突出地區的問題，對於學校、醫院、商圈、辦事機構等停車需求旺盛地區，逐個點位進行研究、制定解決方案，推動問題解決。
據瞭解，瀋陽市年內新建公共停車場、執行智慧停車管理的路內泊位信息將全部接入智慧停車平臺，既有停車場智慧平臺接入率達到50%以上，切實提升停車泊位週轉率。（來源：瀋陽日報）
2019年樓市是否鬆綁成懸念 部分地區財政壓力顯現
家住衡陽的宋國華（化名）明顯感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房價漲得有些過猛。
年過五旬的宋國華一直生活在衡陽這座南方小城，在他的印象中，衡陽的房價一直較為平穩，雖有上漲，尚在可承受的範圍。對於這一輪瘋漲，宋國華也說不清具體是從幾月份開始的，只是突然發現，僅僅幾個月時間，房價就已經漲到每平米6000元左右，這對於工薪族而言，實在有些吃不消。
衡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數據顯示，2017年，衡陽市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4647元，而據衡陽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發佈的數據，2017年衡陽中心城區商品房住宅的均價為4800元/m?，與社平工資基本持平。
在當地政府部門看來，“衡陽市房地產市場已出現理性迴歸，銷售價格也較為穩定”，也正因為如此，2018年12月26日，衡陽市發改委與衡陽市住建局聯合發佈《關於暫停執行的通知》，宣佈將自2019年元旦起暫停執行限價令。
弔詭的是，限價令在第二天就出現反轉，2018年12月27日，衡陽市政府發文撤銷《關於暫停執行〈關於規範市城區新建商品房銷售價格行為的通知〉的通知》，理由是前述通知“對穩控房價的複雜性判斷不精準，對穩定預期的持續性認識不充分，文件出臺引發了市場的誤解和網上的炒作，其影響有悖於部門出臺文件的初衷”。
這“朝令夕改”的操作，使處於湖南中南部的衡陽市迅速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也將地方政府對樓市的微妙態度展現得淋漓盡致。
試探性微調
最近，中國各省區市兩會密集召開，住房問題成為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加大調控力度，完善市場監管機制，或將成為2019年地方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方向。
在2018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位再次被重申，提出“因城施策、分類指導，夯實城市政府主體責任，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因城施策”，提法也從“分類調控”改成“分類指導”，意味著房地產調控不再“一刀切”，地方政府或將擁有更大的自主權。
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的前一天，有些地方政府房地產政策開始鬆動。2018年12月18日，山東菏澤率先提出取消一二手房限售，成為第一個發出樓市鬆綁信號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明確地方政府主體責任之後，多個城市紛紛放寬購房限制，短短一個月內，深圳、廣州、珠海、上海、衡陽、青島等城市先後對樓市進行微調。
經歷了兩年緊縮的調控之後，房地產市場似乎要迎來一輪寬鬆期，而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調下，地方政府將如何發揮“主體責任”，成為博弈的關注點。
值得注意的是，衡陽發改委和住建局發佈的取消限價通知，落款日期是2018年12月19日，也就是在文件印發一週後才對外公佈，卻僅“存活”了一天就被市政府撤回。衡陽市政府對房地產調控政策的謹慎和試探意味可見一斑。
2018年12月，社科院發佈《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8-2019）》指出，綜合房地產市場週期、前期需求釋放以及政策調控的多重影響，進入2018年下半年後，隨著持續三年的調控政策逐漸顯現效應，部分城市樓市逐漸顯露疲態，土地溢價率不斷下降、土地流拍不斷增加，部分城市的庫存又進入上升通道。
社科院的報告預計，未來，一線城市可能微調調控措施，保持調控政策的適度；二線城市可能最具放鬆的衝動和條件，激活樓市的熱度；三四線城市可能動用干預之手，極力維護樓市的溫度。
實際上，在這一輪微調中，衝鋒在前的，不光有菏澤、衡陽等三四線城市，也有廣州、珠海、深圳等一二線城市。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週期調節。在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雲昌看來，這同樣也是對房地產調控提出的要求。據他研究發現，房地產市場是有周期性的，從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20年以來，大概三年多時間一個小週期，而在這三年多時間中，有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是上升期，還有一年到一年半是下行期。
去年以來，特別是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總體進入下行期，“對於房地產市場調控而言，下行的時候，要阻止下行速度不要太快，上升的時候要防止上升的力度不要過高”。顧雲昌認為，在過去經濟上揚，特別是樓市上揚的時候，採取了限價、限購、限售等政策。而現在這些城市面臨較為明顯的下行趨勢，出現房價的增幅下降，甚至出現房價下降的情況時，根據逆週期調節原則，需要對房地產政策進行適當鬆綁。
“目前一些城市針對銷售下行的狀態，對房地產政策進行鬆綁，順應了樓市的情況。”顧雲昌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說，銷售的下降會直接影響到開發商拿地，因為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感覺到有問題，所以會影響土地出讓。
顧雲昌表示，去年下半年以後，地方政府的土地流拍次數明顯增多。“流拍會導致地方財政的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相關稅收減少，所以地方政府有明顯的訴求，為了保證地方政府財政的正常運營，迫切需要對房地產市場採取必要的舉措。”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土地管理系副教授施昱年也認為，巨大的財政壓力是地方政府迫不及待對樓市政策鬆綁的主要原因。由於在中國的稅制結構中，來自土地和房地產的稅收極為有限，土地出讓金成為很多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儘管2013年以後，土地財政佔比越來越小，但在有些三四線城市，依然能佔到財政收入的30%~40%。
來自財政部國庫司數據顯示，2018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97905億元，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71372億元，而土地出讓收入為65096億元，土地出讓收入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1/3以上。
2016年上半年，為了“去庫存”，各地普遍對房地產市場採取較為寬鬆的政策，造成房價“瘋漲”。當年9月，中國開始啟動號稱“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不到10天時間裡，就有19個城市先後出臺限購、限價、限貸、限售等政策，隨後，調控力度不斷升級，從一、二線城市擴大到三、四線城市。
“特別是強化限購之後，一些地方政府儘管還有賣地的渠道，但不少開發商已經停止在三四線城市拿地，這些地方政府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困境，加上地方債壓力，某些三四線城市率先‘鬆綁’，其實是可以預期的。”施昱年向《中國新聞週刊》分析道。
“一刀切”政策修訂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除了財政壓力，這輪微調其實是對此前“一刀切”調控政策的修復。以棚改貨幣化安置政策為例，在不同的城市，去庫存的效果各不相同，衡陽曾面臨無房可賣的窘境，而菏澤被“限售”困住市場。
2015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城鎮棚戶區和城鄉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有關工作的意見》，提出用三年時間改造包括城市危房、城中村在內的各類棚戶區住房1800萬套、農村危房1060萬戶。
2017年4月，住建部發布《關於加強近期住房及用地供應管理和調控有關工作的通知》，提出商品住房庫存量大、市場房源充足的三四線城市，棚戶區改造要以貨幣化安置為主，避免重複建設。
時任住建部部長陳政高曾對棚改貨幣化安置大加讚許，認為“既推動了去庫存工作，又減少了重複建設，提高了效率”。
被認為打響此次樓市“鬆綁”第一槍的菏澤市，2015年完成棚改20960戶，2016年完成62066戶，並在2016、2017年連續居全國設區市城市棚改首位。
過去幾年，大規模的棚改貨幣化安置，催化了菏澤樓市的火爆，也使得當地土地成交量持續增長，土地出讓收入更是讓當地政府賺得盆豐缽滿，在山東乃至全國都名列前茅。
數據顯示，在2017年1月至今，菏澤曾三次進入全國土地出讓金TOP20，分別是2017年7月，以38.6億元位居20位，2018年1~3月，以120.4億元位居第18位，2018年5月，以53.3億元排名第10位，排名不斷攀升。
然而，受“一刀切”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2017年11月，菏澤不得不採取了“限售”政策，這對較為依賴土地出讓金收入的當地財政而言，影響巨大。
2018年6月下旬，有消息稱棚改項目審批權將收回至國開行總行。10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商品房庫存不足、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市縣，要儘快取消貨幣化安置優惠政策。棚改政策的全面收緊，對於菏澤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去庫存紅利消退，房地產銷售出現大幅下滑，或成為菏澤迫不及待取消限售的原因。
但在“取消限售”政策公佈次日的一紙說明中，菏澤市住建局卻將原因引向了市民的購房需求，稱菏澤市限制新購和二手住房轉讓期限有關規定出臺後，有不少準備購買存量住房的市民，特別是棚改貨幣化補償的市民，因不能辦理過戶而無法購買合適的存量住房，要求取消限制轉讓期限規定的願望十分迫切。
而近年來，受轉讓期限規定的影響，菏澤市二手房交易價格出現同比增長較快的勢頭。“為防止商品住房價格出現大的波動，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經過認真調查和評估，決定取消已出臺的限制新購和二手住房轉讓期限規定。”在說明中，菏澤市住建局如此解釋。
“由於房地產屬於不動產，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因此在房地產整個運營中，城市之間出現嚴重的分化，但我認為這個分化不是調控造成的，而是因為中國的土地制度和土地供應都存在土地錯配的問題。”顧雲昌表示，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三四線城市庫存很多，需要去庫存。而對於一二線城市，不僅沒有去庫存的訴求，還需要增加庫存，因為在庫存不足的情況下，會導致整個房地產市場的供不應求，造成房價的上漲。
在顧雲昌看來，房地產市場的特殊性使得“一刀切”的政策難以奏效，不像其他大宗商品要降一起降，要漲一起漲，也正因為如此，此次中央工作會議提出因城施策，分類指導，將調控的權限更多地交給了地方政府。在建立房地產調控的長效機制過程中，必須想辦法解決土地錯配的問題。
施昱年則認為，從分類調控到分類指導，體現了房地產政策的系統性。原來的調控是一個管制手段，很難與其他的配套政策相結合。而從目前來看，必須要在財政壓力和調控政策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這時候，中央的“分類指導”就非常重要。
比如地方政府面臨著地方債壓力，急於放開限購，而對於中央政府而言，需要轉變地方政府的調控思維，不再侷限於房地產本身，只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管制，而是指導地方政府將調控的思路打開，跟地方債結合，跟政府的財政壓力結合，行成一系列配套措施。
除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和房地產政策密切相關。今年1月，央行宣佈降準，業內紛紛認為這是對房地產市場的鬆綁信號，降準降息一向也被認為是房地產調控的重要風向標。
施昱年認為，除了利率之外，中央政府也可以通過股市等其他手段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但由於現在正處於經濟下行階段，政府這些手段只能慢慢調整，從利率突破，慢慢通過分類指導，讓地方政府可以用其他的渠道發行地方債，或是通過引資的方式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在引資的過程中，就會分散老百姓的投資，不再集中投資房地產等。“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小幅度“鬆綁”
“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是上升還是下行，不僅影響地方財政收入，也會影響整個的宏觀經濟。”顧雲昌注意到，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並沒有像此前那樣對房價提出進一步要求，這也是基於對中國宏觀經濟情況作出的判斷，但在他看來，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要防止房價過快上漲，而是要防止房價大跌。
在施昱年看來，目前各地方政府的微調政策，包括降低首付、公積金政策、取消限售、取消限價等，更多的是試探意味，而不是真正去突破限購，不會爆發大量的需求。而且這些政策大多是從供給端嘗試，放鬆供給，有利於穩定房價。
相對而言，廣東政策放開的步子邁得更大。2018年12月20日，廣州市住建委發佈的《關於完善商服類房地產項目銷售管理的意見》指出，2017年3月30日土地出讓成交的房地產項目，其商服類物業不再限定銷售對象，個人購買商服類物業取得不動產證滿2年後可再次轉讓。4天后，廣州又對住房公積金提取政策進行微調，允許在廣州周邊城市異地購房提取公積金餘額，政策放鬆趨勢隱現。
“廣州的政策相當於在需求側放鬆，會有一部分需求被釋放出來，但因為商住房的定價和純住宅定價是兩個不同市場，如果商鋪價格上漲，並不必然帶動住宅市場價格上漲。”施昱年說。
“很多房地產調控政策並沒有真正實踐過，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施昱年認為，目前從一兩個城市的微調，到更多城市的微調，中央似乎是默許的態度，而且在他看來，只要不放開限購，透過其他途徑小範圍的鬆動，能夠為市場注入一些信心，其實並非壞事。
施昱年認為，在2019年，小幅度的“鬆綁”可能會成為一種趨勢，但不會蔓延到一線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廈門這四個城市或成為房地產調控的重點。”
免責聲明：自媒體綜合提供的內容均源自自媒體，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原作者並獲許可。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新浪立場。若內容涉及投資建議，僅供參考勿作為投資依據。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東南亞潛力城市成中國買家新寵兒
中國樓市巨大的財富效應，讓買房成為國人最重要的理財方式。他們不僅在國內買買買，更是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大手筆買房。
不過，去年全球主要大城市房價從高點墜落，悉尼、溫哥華、倫敦等國人買房的熱點城市均遭遇滑鐵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南亞的潛力城市已成為中國買家新的寵兒。
中國買家青睞金邊房產
“金邊就是30年前的深圳、20年前的上海、10年前的新加坡。”這是一家中國開發商打出的廣告。
近年來，東南亞國家柬埔寨首都金邊逐漸受到中國買家的關注。如今，中國買家的大批湧入，推動金邊房地產市場飛速發展，這座曾經以法國殖民別墅和現代主義“新高棉建築”而聞名的東南亞城市，一座座昂貴的高層公寓拔地而起。
媒體報道，據柬埔寨國土規劃和建設部的報告，2000年到2017年，柬埔寨由外資公司開發的房地產項目共有287個，總投資額42.97億美元。其中中資公司擁有110個項目，總投資額為16.56億美元，佔比均接近四成，中資也成為柬埔寨房地產的最大投資方。
彭博社報道稱，廣州粵泰集團在金邊的項目包括24棟沿著城市河岸的高層建築。廣州富力集團也在金邊拿了地，計劃建設5000套住房。中國澳門的新建業集團還計劃斥資27億美元在金邊建造一座133層高的雙子塔，屆時這也將成為全球最高的建築之一。
這些開發商已將目標群體鎖定中國買家。據媒體報道，一位當地中方業內人士表示，中國開發商的樓盤，80%以上的房源都賣給了中國投資客，少部分賣給了柬埔寨當地人。
路透社走訪了金邊的5個房地產售樓部，其中包括新加坡和韓國開發商銷售的項目，接待他們的都是講普通話的銷售代理。
全球海外房產網站居外網提供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數據顯示，金邊是柬埔寨所有城市中，中國買家詢盤數量最多的城市。2018年，中國買家的詢盤數量較上一年猛增超550%，其中有78%的中國詢盤買家諮詢的房產價格在5萬~25萬美元。在柬埔寨買房的中國買家中，有88.7%是用於投資。
居外網董事CEO羅雪欣對記者表示，“中國買家對柬埔寨房產的興趣逐年上升。他們對柬埔寨房產寄希望於將來的升值，這與在發達國家購房著眼於收租保值不一樣。我們認為，中國買家在柬埔寨購房應該先做足功課，消除信息鴻溝，因為高於平常的投資回報，往往伴隨的是市場不確定性。”
據CBRE數據，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金邊高端公寓的平均價格是3200美元/平米，比2013年同期增長了60%。CBRE還預計，今年，金邊的託管公寓供應量將增加一倍，達到2萬多套。對於柬埔寨這個東南亞第二貧窮的國家來說，一些獲批的巨大項目顯得格外耀眼。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7年，柬埔寨的人均GDP只有1390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53位。
國際房地產經紀公司萊坊（KnightFrank）中國區主管羅斯·韋布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在我看來，金邊的發展速度令人驚歎。高端公寓市場肯定供過於求。雖然，現在銷量正在放緩、租金正在下降，然而，仍然只有少數柬埔寨人有能力買這些公寓，要想讓市場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有來自柬埔寨國內的需求。”
“一個月賣出20多套公寓”
另一個受到中國買家青睞的東南亞國家是泰國。
據曼谷當地媒體報道，中國買家已是泰國公寓市場的最大外國買家。自2015年以來，中國買家已向泰國的託管公寓投資超過100億美元，相當於來自日本和新加坡買家的總和。
曼谷當地開放商睿思置業表示，泰國每建造五套公寓，就有一套歸中國內地或中國香港的買家所有。由於泰國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公寓是中國買家在泰國唯一可以購買的房產類型。
“我們在2018年7月就賣出了20多套公寓，買家全是中國人。”曼谷經紀人Fame Zhu在接受《日經亞洲評論》採訪時說道。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到，中國買家的購房熱潮已從曼谷蔓延到了泰國北部的清邁和南部的普吉島，另外還包括芭提雅——當地隨處可見中文房產廣告。
《曼谷郵報》報道稱，在過去，極少有曼谷的開發商會去中國內地進行商業路演。但過去十年裡，由於到曼谷旅遊的中國遊客暴增，所有曼谷的公寓開發商都開始密切關注中國買家。
目前，來自中國的遊客佔泰國外國遊客的30%。一些到泰國旅遊的中國遊客會抽出時間去看看曼谷的公寓和主要度假勝地。
那麼，是什麼讓泰國的公寓如此受中國買家青睞呢？
《日經亞洲評論》報道稱，這是因為其他地方的監管機構都採取了較為嚴格的措施防止炒房。例如，去年8月，新西蘭禁止大多數外國人在本國購買房產——在新西蘭奧克蘭市，當地房價在四年時間內飆升了75%，使得當地人越來越負擔不起。此外，溫哥華、新加坡和悉尼等城市也對外國的購房者徵收重稅。（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中金：春節重點城市地產銷售大幅下滑
中金報告稱，春節假期上海、南京等17個重點城市新房銷售面積較去年春節假期下降56%，房地產行業基本面延續加速下降趨勢。根據機構披露的月度數據，1月份中國前十大房企銷售額同比下降15%，前20大降幅11%，前30大降幅9%。融創中國一度下跌3.8%，碧桂園下跌2.1%，寶龍地產下跌1.9%，保利置業集團下跌1.4%，龍湖集團下跌1.4%，陽光100中國下跌2.4%，中國奧園下跌2.9%。（來源：財聯社）
海口引進人才住房保障細則出爐 購房補貼最高6萬/年
近日，《海口市引進人才住房保障實施細則》出爐，《細則》主要對人才住房保障對象條件、人才住房建設原則性規定、保障標準、申請及服務程序、批後管理等內容做了明確說明，海口首批人才住房租賃補貼和購房補貼將於2019年2月13日受理申報。
據瞭解，《細則》保障對象為2018年5月13日以後第一次在海口市就業或第一次在海口市自主創業的人才。其中包括六大類：
（一）符合《海南省高層次人才分類標準（2017）》（瓊人才辦通[2017]26號）規定條件的大師級人才、傑出人才和領軍人才；
（二）50歲以下且符合《海南省高層次人才分類標準（2017）》（瓊人才辦通[2017]26號）規定條件的撥尖人才和其他類高層次人才，急需緊缺人才可放寬至55歲（含外籍和港澳臺地區人才）；
（三）40歲以下全日制碩士畢業生及35歲以下全日制本科畢業生（含國外、境外高校畢業生）；
（四）35歲以下具有中級專業職稱、技師職業資格、執業醫師資格或具有國家和海南省已明確規定可聘任中級專業技術職務的執業資格人才；
（五）總部經濟企業引進的高層管理人才；
（六）經海南省、海口市政府認定給予住房保障的其他人才。
在住房補貼（含住房租賃補貼和購房補貼）上，50歲以下撥尖人才（急需緊缺人才可放寬至55歲）住房租賃補貼5000元/月，購房補貼6萬元/年；50歲以下其他類高層次人才（急需緊缺人才可放寬至55歲）住房租賃補貼3000元/月，購房補貼3.6萬元/年；40歲以下碩士畢業生以及符合條件的人才，住房租賃補貼2000元/月，購房補貼2.4萬元/年；本科畢業生住房租賃補貼1500元/月，購房補貼1.8萬元/年。
同時，《細則》對保障對象做了補充：對2018年3月31日前已離開海南省，並於2018年5月13日後重返海口市就業或自主創業的符合規定條件的人才，可列入細則保障對象範圍；享受細則規定住房保障的自主創業人才，其所在企業或個體工商戶應為2018年5月13日後註冊成立，且其本人應為工商部門登記的企業股東或工商部門登記的經營者；聘任制公務員以及按人才政策引進的事業單位人員，同時符合條件的人才，可列入本細則的保障範圍。
此外，《細則》還指出，海口市政府設立人才服務“一站式”平臺，實行“一站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條龍服務”，對引進人才的住房保障實行免費租賃人才公寓及贈送產權、貨幣補貼、配租配售住房等三種方式。
《細則》明確了三類高層次人才保障標準：人才公寓面向2018年5月13日後引進的大師級人才、傑出人才和領軍人才供應，每人限供1套，免收一定期限的人才公寓租金，作出相應貢獻的，贈送相應份額的產權。大師級人才的標準為200平方米（建築面積，下同），最高可享受不超過500平方米的獨棟房屋作為工作室（工作站）；傑出人才不超過180平方米；領軍人才不超過150平方米。
在貨幣補貼方面，住房租賃補貼每季度集中受理和發放一次，購房補貼每年集中受理和發放一次。住房租賃補貼累計發放不超過36個月，購房補貼累計發放不超過3年，須在人才引進之日起5年內申請領取完畢。（來源：央廣網）
